我的处女作——《中国抗战史演义》
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事出偶然，在翻检旧书的时候，从尘封的书堆中找到一本《中国抗战史演义》，王金穆著，上海火星出版社1953年5月重排版。
这是我的处女作，一本幼稚、浅陋、平庸之作。正当全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之际，找到这本旧作，喜不自胜，就像见到了违面已久的知心朋友，多少的思念、回忆、感慨要向它倾吐。
说它是我的处女作，是指印成书籍而言。在写作此书以前，1942年我在故乡常熟的报纸上发表第一篇短文《春》，那年我十六岁。以后又陆续在《常熟日报》、上海《时事新报》、天津《大公报》上发表过《读扇》《爱山篇》《西南联大复员见闻》《巫师娘》《故宫巡礼》等散文和小说。但这些文章数量很少，不到十篇，篇幅也很短，从未结集出版过。
1949年冬，我从解放区回到北京刚半年多，就以极大的努力和韧性，写作这本《中国抗战史演义》，那年我刚满二十三岁。断断续续写了两年之久，才写完这本书。
引发我写作这本书的原因是我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当了八年亡国奴。1937年8月13日，日军侵略上海，经多日激烈战斗，中国军队西撤。日军长驱西进，烧杀抢掠，我的故乡常熟沦陷，那年我十一岁。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日本刺刀尖下度过的，经历了一桩桩国难与家仇：我的堂兄在游击战争中受伤，被日军俘获枪杀；我的表哥是抗日游击队队长，后中弹牺牲；一位姊姊因与大后方（重庆）的同学通信，被日本宪兵查获，传讯，此后被勒令居住常熟城内，不准离开；我的家中遭日伪军搜查，当时一位新四军战士与队伍失散，藏匿在我家，幸未被搜获；在长途汽车上我目睹两个日本兵下车抓捕两个农民拳打脚踢，捆绑上车；还有在高中上学时，日本兵突然冲进教室绑走了一位同学。抗战中悲惨、恐怖、痛苦的生活，真是诉说不尽。
我们当年血气方刚，激愤之情，难以纾解。兄弟姊妹和同学经常聚集在我家后院，放声歌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以宣泄悲愤的抗日之情。日军的兽性和暴行深深铭记在我青少年时代的心灵上。
抗日战争胜利，全国共庆光复，我转入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了两年书，就奔向解放区进入正定的华北大学学习，不久留校当研究生，在党史专家胡华同志的指导下学习和工作。华北大学创办于陕北，前身是陕北公学和华北联合大学，藏有许多解放区出版的书籍、报纸和刊物。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尤其注意读抗日战争的历史，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八年，但所见所闻所知局限在我的故乡常熟之一隅。我进入华北大学革命史组，在胡华指导下接触了许多书籍报刊，一下子进入了一个知识的新世界，不仅了解了整个党史，也了解了抗战的全过程。各种事件，各个战役，各种人物，对垒双方的战略部署、政策措施，毕呈在我的眼前，研读日久，在我头脑中形成了抗日战争史的大体轮廓。
后来读到一本通俗的解放战争史，是东北刚刚出版的，篇幅短小，叙述生动，文字清通，很受读者欢迎。我萌生了创作的冲动，想写一本通俗的抗日战争史。当年我和彭明同志同住一个宿舍，他已是教师，我还是研究生，但交谊甚笃，经常切磋业务，一起商议，认为用通俗的形式向新解放区的群众介绍革命历史是好的做法。于是我们两人决定分头去做，他选择“中国近代史话”为题，我则选择了“中国抗战史演义”为题。
为什么我选择了章回体的演义？因为我从小学起，读过很多章回体的演义，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民国演义》，以及《水浒传》《西游记》《说岳全传》等，有的反复读过好多遍。《水浒传》里的一百单八将，我在小学时代就能把他们的姓名、绰号背诵如流。我又爱听评书、京剧，常流连忘返。有时家里人不得不在夜间到书坊、剧场寻找我，把我拉回家中睡觉。我少年时对之甚为痴迷，正经功课学不好，就爱读演义、喜欢演义、熟悉演义、热爱演义，这样决定了我第一本问世的处女作是《中国抗战史演义》。
选题已定，我每天读书、思考、写作，用心之专，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大约一个多月时间，写成了八回，约四万字，只从九一八写到七七事变，还没有展开全面抗战。1949年底忽然有了新任务，工作忙碌，写作也停顿下来。
过了将近一年，我渐渐地有些空暇，又拿起笔来写下去。当初并没有出版社接受出版，只是一股写作的热情在推动着我往下写。我最主要的参考书是《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是解放军总部编印的，记录抗战的每个阶段、每个地区、每个战役的人物、事件，十分详细具体。抗日军民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团结战斗的精神鼓舞着我这个青年人，一定要谱写下这段气壮山河的抗战史。但这书快要写成的时候，党中央命令华北大学筹组为中国人民大学，全校工作人员都忙碌起来，我也接受了新的任务，写作不得不再一次中断。
我一直在胡华教授的指导下学习和工作。那时，胡华接受了新潮书店的委托，介绍中国人民大学的多位教师撰稿，向新解放区的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历史。胡华同志读过我的未成稿，介绍给新潮书店，我匆匆忙忙地写完此书，由胡华同志转交新潮书店，于1951年出版了。
写作中我专心致志，十分投入，没有想过要出版，也没有指望能出版，正是只知耕耘，不问收获，凭着热情和创作欲坚持写作，去完成一件无人交给我的任务，且两次中断而热情不减，一有机会就回到该书的撰写上来。虽工作甚忙，还能忙里偷闲，坚持下去。
其实，我对抗日战争史根本谈不上研究。只是新解放区的群众毫不了解抗战的真相，我用演义的形式把八年内人民群众的苦难、中国军民英勇奋斗的事迹以及日军惨绝人寰的罪行介绍若干给读者。现在看起来出版于五十五年前的这本小书，其幼稚、浅陋、平庸，自不待言。当时抗战过去不久，却没有一本全面真实地写抗战全过程的著作，全国人民都殷殷期望了解这段历史的真相，而此书是演义，虽陋拙，却填补了空白，满足了大家的愿望，故而《中国抗战史演义》一出，不胫而走，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全国好几个省级广播台连续播放此书，北京市委宣传部找我谈话，予以鼓励。当然这并不是此书质量好，而是群众渴望了解刚刚过去的这段历史。此书新潮书店出两版，因故停业，此书绝版。两年以后，上海火星出版社盗版重印两次，我发现后，经过交涉，收回版权，再没有出版过。
现在我手中已无新潮书店的初版本，只保存下一本上海火星出版社的盗版书。手捧此书，回想半个多世纪前创作此书的原因和经历，人事沧桑，感慨万千，是以为记。
注释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