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年同志与中国历史研究
刘大年同志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是中国史学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长期以来，他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同时，组织和领导了历史学界的活动，对新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大年同志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长期协助范老的工作，既是老一辈历史学家中较年轻的一位，又是知名历史学家中比较早接受马列主义的。他经历过革命战争的锻炼和考验，是一位既有深湛理论修养又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历史学家。
我和大年同志虽然没有在一个单位工作过，但认识得比较早，在50年代初期就认识，就常常读他的著作；后来又在中国史学会一起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做一些事情。对大年同志的道德文章，我是非常景仰的，他在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这里，我谈几点大年同志给我的深刻印象。
第一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大年同志一生服膺、信仰、宣传马列主义，坚持科学的历史观。对于这一点，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讲话，可以清楚地体会到。大年同志并不专搞历史理论，但几十年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写了很多关于历史理论的文章，涉及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对象问题、历史科学的任务问题和意义问题、人民群众与领袖的关系和作用问题，以及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等等。我感觉到，他在这方面下的功夫是很大的，阐发的一些理论相当透彻，并且有明确的针对性，表现了他在理论方面的成熟，也表现了一位历史学家的远见卓识。当然，大年同志还有很多其他文章，像《论康熙》《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都讲了许多新的意见。《论康熙》这篇文章，一直是我们研究清史的人经常阅读的。这些都是大年同志留给我们历史学界的宝贵财富。
第二点是坚持爱国主义。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大年同志早年就研究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写下了他的成名作《美国侵华史》。在当时刚刚解放的环境中，对于揭露美国的侵略面貌，澄清当时存在的一些糊涂观念，发扬爱国主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近年来，大年同志集中研究抗日战争问题，写了很多文章，组织、推动了全国抗战史研究。可能由于大年同志本人在青年时代参加过抗日游击战争，所以具有鲜明的、强烈的反侵略思想感情。他曾说，现在的青少年对抗日战争不大了解，历史教训逐渐淡忘了，所以他要用自己的余生研究抗日战争历史，把这段历史告诉子孙后代，唤起大家的爱国主义觉悟。他在这方面做的工作也是大量的。我记得是198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50周年，他率领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去日本，讨论抗日战争中的一些问题，努力和日本几派历史学家达成了对抗日战争的正确共识。这样，大年同志通过推动国际学术交流，促进了抗战史研究。大年同志还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抗日战争史学会，出版抗日战争研究刊物。在他的领导和推动下，抗日战争的研究发展很快，确实很可喜，跨上了一个新台阶，可以说已成为我国史学园地中的一个很繁荣的分支。今年是抗战胜利50周年，我们出版了好几套抗战史丛书，也发表了很多有质量的论文，其中就有大年同志的一份功劳。
第三点是大年同志一贯关心历史学的发展。大年同志作为中国史学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作为第二、三届的主席团成员、执行主席，积极关心和推动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1956年搞社会科学规划时，大年同志就是这方面的负责人。我记得当时开规划会议，搞12年规划，他忙了很长时间。1958年他组织和筹备了戊戌变法6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在当时是很盛大的集会，章士钊、康同璧好像都参加了。1961年他组织和筹备了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这也是一次规模比较大的会，在武汉召开的，吴老、范老、翦老等很多史学界前辈都去了。1964年他又组织和筹备了全国的近代史学术讨论会。这些都是大年同志实际主持的。在“文革”前，这样全国性的学术活动非常少，在大年同志的努力推动之下，开了几次很有质量也很有影响的学术会议。今天很多近代史方面的知名专家都是在这几次学术会议上脱颖而出的。
在频繁的学术活动中，大年同志高瞻远瞩，常常能提出一些新的思路、新的建议，来促进学术活动，来解决学术活动中的一些困难。例如，1979年南京召开太平天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社会科学界第一次召开国际会议。当时我们大家都没有经验，这个会能不能开好，怎么开法，都心中无数。大年同志在这方面跟我们谈了几次，后来他又亲自到南京，找负责这次会议的我和李侃，我们汇报情况以后，他对我们当时碰到的一些问题做了很具体的指导。我觉得他的意见都非常中肯，特别是如何在学术交流中对待国际朋友，如何在国际上进行学术交流，他的意见对当时开好那个会，以及以后开好国际学术会议，都有重要指导意义。又比如，1981年在武汉召开的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讨论会，也是很大、很重要的会议。当时要求参加的人非常多，提供的论文就有184篇。怎么办？如果把他们都邀请来，加上外国人，就有二三百人，当然不可能。怎么个邀请法，我们都没有经验。大年同志提出组织一个论文评选委员会，按照论文的质量来邀请。当然评选委员会的决定不一定完全正确，但这至少有了一个邀请的依据。经过评选，入选论文73篇，只占总数不到40%，其中50岁以下的作者占60%，40岁以下的占25%，中青年比较多，其中有两位是中学教师，还有一位只有23岁，是本科学生。这种评选办法既保证了会议顺利召开，不至于人太多，同时也保证了会议质量，能够选拔一些比较优秀的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大年同志的这个意见我觉得非常重要，这个办法以后一直采用，好多会议都用评选的办法。如果用指名邀请的办法，由于没有别的标准，就只能按照年龄、资历、名望，就会使许多中青年历史学家不能参加这类重要学术会议，至少比例没那么高。又如，大年同志多次强调，学术会议的质量不在于人和论文很多，而是在于论文的质量，要紧抓论文写作和评审工作。而且，他很重视对研究情况的述评，要求每次会议，像前面谈到的辛亥革命讨论会那样的会议，都要对研究成果做一番检阅，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扎扎实实地前进。这些意见和建议对于促进历史学科的发展都是很重要的。
总之，几十年来，大年同志无论是在研究工作中，还是在组织和领导史学界的活动中，都付出了大量精力，成绩很大，贡献很大。大年同志确实是新中国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新中国史学界第一代领导人。今天庆祝他的80岁生日，我代表中国史学会向大年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感谢他在学术研究中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也感谢他对中国历史学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最后，祝贺大年同志健康、愉快、长寿。
注释
[*]原载《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