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清史》纂修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大家好！
首先，我要感谢大家光临这次会议，来听取关于《清史》编纂的介绍，并发表意见和建议，这是对《清史》编纂的极大关怀和支持，我代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对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清史编纂委员会自去年（2002年）12月成立至今已经有10个月了，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设计了框架，制定了《清史》目录。在10个月的时间内，我们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开了10次规模比较大的全国讨论会，在北京、上海、大连、广州征求全国清史学者的意见。目前，我们即将进入下一个工作阶段，也就是分解项目，选拔作者，进行试写。其间我们也碰到许多问题，碰到许多疑难困惑。
台湾有很多清史专家，他们在清史研究上有很精深的造诣，而且看问题的角度也许和祖国大陆的学者不完全相同。我希望听取大家的意见，得到台湾学者的指教，以修改完善我们的初步想法。
前几天，在宜兰清史讨论会上我就《清史》编纂的缘起做了介绍，讲了我们为什么编纂《清史》，编纂方针和原则是什么。我曾经提到，半个世纪以来，海峡两岸的学者为纂修《清史》都做出了努力。台湾有张其昀先生主持编修的《清史》，即“国防研究院本”《清史》，但它不是新修《清史》。在“序言”中张其昀说，以我们现在的人力财力难以完成一部《清史》，寄厚望于后来的学者。此后钱穆先生倡议写《〈清史稿〉校注》，并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最近我看到了这部书，感觉此书非常有意义。我曾经给清史编纂委员会的同志说我们必须要人手一册，作为重要的参考。半个世纪以来，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台湾学者做了很多工作，我表示非常的尊敬。
祖国大陆方面，国家领导人也非常重视《清史》编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都非常重视。最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董必武提出纂修《清史》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赞同。50年代末周恩来委托吴晗先生制定编纂《清史》的规划，当时我也参加了，当时我30岁出头。由于赶上三年困难时期，此项工作没有进行下去。到了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国家要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以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郭影秋为编纂委员会主任，并且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立清史研究所，我被任命为所长，做《清史》编纂的准备，当时还成立了机构，但两个月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件事又夭折了。不仅夭折了，而且还成了我后来的一项罪名。但是中国人民大学一直保留着清史研究力量，这支力量成为今天修《清史》的一支重要力量。“文革”后，邓小平批转下了一封人民来信，该信建议编纂《清史》。1982年在长沙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着重讨论了要不要启动《清史》编纂。由于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国家千头万绪，还顾不上，而且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支持这样巨大的文化工程，于是《清史》编纂工程被放下来了，一放就是20年。所以，在祖国大陆修《清史》的事也是三起三落，路途坎坷而漫长。到本世纪初，就是2001年，学术界再次呼吁修《清史》，政府做了慎重考虑，进行调查研究，做可行性的考察，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最后经国务院以及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和李岚清四位中央领导的批准，《清史》编纂工作启动。
这几次，我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第一次是三十几岁，现在已经过了半个世纪，垂垂老矣！对于这个历程，我不胜感慨，颇有沧桑之感。在此事上，虽然两岸学者以前没有交往，但都为此而努力，因为《清史》编纂是我们全民族的共同心愿。
最近，我听说，台湾的某些人要将《清史》划入世界史范畴，把台湾史从中国史中分离出去，这是对历史的公然篡改。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从未独立过，将来也绝对不会。国际社会一致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独”分子隐瞒历史事实，这是非常危险的，是玩火。
这次清史工程也经过了很多坎坷的历程。对于我们历史学家来说，这是难得的机遇。屈指算来，从朱元璋下令修《元史》近600年来，国家修史共有四次：第一次是明朝修《元史》，第二次是清朝修《明史》，第三次是北洋政府修《清史稿》，我们这是第四次。这四次修史，都有国家的支持。只有在国家的支持下，大规模的修史才可能展开。我希望海峡两岸的学者能够共襄盛事，都能关心，都能参与，把聪明才智贡献给伟大的文化工程。
在宜兰的会议上，有人提出这次修史是不是官修正史。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这次是官修正史。首先，我们编纂委员会的25个委员全是学者，没有一个是官员。过去修正史的都是官员，而我们参与修《清史》的委员都不是官员。清修《明史》，只有一个特殊人物万斯同不是官员，他本人只是以布衣参与修史，没有接受清政府的授官。其次，我们是学者修史，学术意见是自由的，怎么修，采用那些学术意见，完全由学者决定，由学者负责，政府不干涉。将近一年来，政府和我们一起开过多次会，但从来没有在学术上提出应该怎么修。最后，这次和官修正史不一样，我们不是独此一家，不是垄断修史，不是只准我们修，不准别人修。封建社会的时候修史是由官府垄断的，像清初修《明史》，庄廷GFDA1个人修了个《明书》，就惨遭杀戮，后来戴名世搜集一些资料，还没有修史，也惨遭杀戮。所以封建官府不准别人修史，这是文化专制主义，是很恶劣的做法。我们遵从“双百”方针，欢迎私人修史，欢迎各种意见。
当然，我们与官修史书有相似之处，首先我们接受政府的支持，接受政府的委托。这个项目不是我个人的，也不是哪个单位的，而是政府的。其次，工程是经政府批准的，由政府出钱，由政府组织队伍，由政府协调、支持，如果没有政府支持，不可能进行这样一个宏大的学术文化工程。祖国大陆现有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每年资助项目上千个，任何个人报的题目经批准就可以获得资助，学术意见完全自由，个人可以自主进行研究，而且目前有成效的科学研究基本上都获得了政府资助，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要干预。在我国历史上，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必须有政府的支持，宋朝修《册府元龟》《太平广记》，元朝修《宋史》《辽史》《金史》，明朝修《永乐大典》和《元史》，清朝修《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都没有离开政府的支持。祖国大陆也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也有人反对修《清史》。但是，一项有意义的文化工程必须有政府的支持，历史上一个有作为的政府也必会大力支持文化工程。
我们得到政府的支持，深感责任重大，要保证质量，要全心全力地将这项工作做好，不辜负人民的委托。同时我感到高兴，因为从年轻时就参与，一直到现在70多岁才实现这个愿望，清史工程终于启动了。
经过10个月广泛的调查研究，我们大体上有了共识，认为新的《清史》应该采用新的综合体，既要吸收传统的纪传体的长处，也要吸收现代的章节体的优点。纪传体是在历史上经过长期使用、长期考验的，有它的优长之处，突出优点是包容量大，有人物传，有表，能反映历史的丰富性、多样性，这是章节体所不具备的。章节体的流行主要是自上个世纪之初始，经梁启超、章太炎等大力倡导，以后成为主要使用的体裁，祖国大陆除了罗尔纲先生的《太平天国史》使用纪传体之外，基本上都使用章节体。章节体的特点是能够表现历史的大事，能够表现历史的复杂性，可以连续叙述历史，把握历史规律。如果能够把这两种体裁结合起来，就能够把历史反映得更加具体、更加真实。经我们多次调查，大家都基本同意使用综合体，我们收到的1300份书面意见都赞成综合体。调研的对象很广，不但有学者，还有工人、学生等。另外，有人主张用纪传体，有人主张用编年体，有人主张用章节体，尽管这些是少数人的意见，我们也认为这些意见都是很有价值的，因此我们决定把专家们的意见全部整理出版，包括把少数人的意见也详尽地整理出来，以供参考，以表示对少数意见的尊重。
同时我们也搞了《清史》目录，经反复修改，大体上确定《清史》框架的六个部分：通纪、编年、典志、传记、史表、图录。这六个部分各有特点，各有功能，组合在一起，相互补充，就构成了整个新修《清史》的框架。
为了引起讨论，我对《清史》目录做一些说明，便于大家了解，希望提出批评指正。
通纪，通就是司马迁讲的“通古今之变”，我们强调记录事实，而不是发表意见。这部分是全书的核心，是全书的纲领，应该做到史事准确，观点正确，表现清朝一代的兴、盛、衰、亡。要写清朝的重大历史事实，以政治、经济、军事为主干，也有相关的社会文化等内容。必须结合事实，对历史大势做出清楚的交代。通纪一共8卷，8个段落，这是我们根据历史呈现的阶段性确定的。本来历史是连续的，不能割断，前后都有联系，但这268年的历史有其发展特点，每一段历史的重点不一样。根据我们的认识，将其划分为8个阶段，总体上展现清朝的兴、盛、衰、亡。前两卷讲清朝的兴起，第三、四卷讲清朝的全盛，第五、六卷讲清朝的中衰，最后第七、八卷讲清朝的灭亡。我们没有用12个皇帝来划分，当然这也是一种写法。本纪就是这样，以皇帝为中心，我们没有采用，因为我们考虑围绕皇帝个人展开，有点像“帝王家谱”。因此，我们考虑用通纪，而不用本纪。这个做法是否妥当，请大家指教。我也不敢说用别的方式就不行。
第一、二卷是讲满族的崛起，清兵入关，打败李自成，打败南明，接着平定三藩。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顺治、康熙，从建州女真开始，满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得非常迅速，打败了很多强盛的势力。满族人口很少，却最后成为全国的统治者，这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为什么满族能够发展迅速？为什么能够战无不胜？优势在哪里？它也可能统一东北以后就发展不起来了，也可能入关以后中国形成南北朝，因为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南下以后中国往往容易形成南北朝，游牧民族打不到长江以南。为什么清朝能够统一全中国？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第三、四卷讲自康熙平定“三藩”以后，清朝的战略重点转移了，从南方转移到北方。在北方要对付准噶尔部，对付俄罗斯，实现全国统一。从康熙中叶到雍正乾隆，前后一个多世纪，中国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大事就是统一，统一南中国，但是北中国还没有统一，打败准噶尔部割据势力，才能统一北中国。统一北中国是很艰巨的，战争很长，而且当年的交通很困难，军队难以到达新疆，粮食难以运到新疆。北京的粮食运到新疆，费用昂贵，但最后统一了。一方面是由于准噶尔内部混乱，乾隆抓住了历史机遇。另一方面是由于发展生产力，康雍乾时代的生产力，我认为远远超过汉朝，当然我的看法不一定正确。衡量一个农业国家的生产力，应看当时的粮食产量。乾隆时期人口有3亿，道光时达到了4亿，养活这么多人口需要有相应的粮食，清朝是远远超过汉唐的。从横向来看，中国人口占当时世界人口的1/3，农业生产也相应占有这样的比例，当时全世界人口50万以上的城市共10个，有6个在中国。所以，从经济总量上讲，清朝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但是，我们绝不能因为这个而沾沾自喜，我们应该看到背后隐藏的危机，康乾盛世存在严重的问题。当时中国不了解外国，包括当时的皇帝、大臣，即使是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也不了解外国，妄自尊大，自诩天朝上国，轻视科技，这是致命的弱点。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位居前茅，但是人均拥有量较少，而且在发展进程中隐藏着很多忧患，所以康乾盛世的光辉下存在着抹不去的阴影，是落日下的余晖，而不是朝阳的光芒。
第五、六卷讲清朝中衰，包括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等，一共70年。连续多年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表明国内矛盾激化。太平天国起义，时间长，规模大。外部矛盾也十分严重，发生了两次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内部纷争，外部忧患，清朝风雨飘摇却幸存下来。农民本身很难建立巩固的政权，很难成为社会的新力量，加上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农民起义很快陷于失败，太平天国起义就是被中外势力镇压的。同时，清朝内部产生了曾国藩的湘军等力量。
第七、八卷主要讲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清朝灭亡。这个时段的特点是变化，社会力量和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
编年我就不多说了。
关于典志，在讨论中意见很多，比如《天文志》，一开始我并没有设立，因为它主要是自然科学的内容，而且我认为乾隆以后的天文志资料缺乏。但现在我了解到乾隆以后的资料也有。比如《艺文志》也非常重要，但清朝的书籍很多，不胜记载。到底怎么写呢？又比如漕运、盐法，这其中每一个都很重要，现在放在一起，怎么写呢？
由于时间的关系，传记、图录部分我就不多说了。
谢谢大家！
二
非常感谢台湾的学者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建议和批评，尽管有些批评相当尖锐，但是我诚恳地欢迎批评，这些批评是很难得的。我觉得能够坦诚相见，把各人的学术意见贡献出来，对我是很大的帮助。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意见带回去，认真地研究。大家提出的很多问题具有启发性，我们没有想到。可见两岸隔了一段时间，可能彼此的理念、对一些问题的基本观点有一些差异，出现这些分歧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贵在交流，我们能够交流，能够彼此理解，通过沟通，我们能够达到基本的共识。即使在某些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存在分歧也没有关系，可以存在下去，可以争得面红耳赤。
这些意见中有很多我很难解答，有许多问题不是没有考虑过。譬如说做长编，这是修史的一项基本手段，我们正在考虑。除了做长编，还想仿司马光之例，做考异。清代史事、逸事太多，分歧太多，资料太多，需要做大量的考证。这项工作难度很大，我现在找不到人来搞考异。我找到了一位先生，请赫治清、张捷夫去请这位先生做考异，他不愿来，说身体不太好。我临来台湾的时候还给他写了一封信，不知道他能不能答应。
人才很难得。我现在主持这个事情，深深地感觉到人才问题的重要性。写通纪、写表志缺人，没有多少人能够承担；搞文献整理也缺人，草书没人能辨认。现在确实是人才断档，这几十年里面，教育体制方面有一些问题，所以人才培养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不写史，哪能够培养人才？我想应该是在修史过程中、在实践中培养人才，而不能先培养人才，然后再修史。最近我们准备在清史编纂委员会里边招博士后，按照编写要求，一面编纂，一面培养。这是个很难的问题，他们可能一开始不能适应工作，但我想他们会慢慢成长起来的。
关于通纪、编年的重复问题。我主张小编年，编年小一点，尽量压缩，避免重复。但好多同志主张编年大一点。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定论。
许多先生谈到清国史馆所藏档案的底本，这当然是很重要的资料，修史时必须利用。我们明天去台北“故宫博物院”，预先请求他们提取福康安、蒋廷锡、李鸿章、陈宝箴四个人的“传包”，因为“传包”保存了许多不同的传稿底本，可以看出当年清史馆的先生们是如何修史的，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也存有大量纪传表志的底稿。
许多先生集中地谈了“正史”的问题，力主现在修的就是正史，应该保留本纪。什么是正史？“二十四史”被正式列为正史是在修《四库全书》时，这是迟至18世纪的事。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沈约修史时，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是在修正史，他们只是想修一部足以反映历史真实的史书。我们也只想修一部高质量的史书，至于是否被列为正史，对我们并不重要。
正史的体裁也有所不同，有的有载纪，有的无表志，而陈寿的《三国志》只有列传，并无本纪，不能说就不是正史。我们的通纪其实是对本纪的改造，随着时代的要求，史书的体裁应该可以改造。我们是尝试改造，尝试也许会失败，但不敢尝试就不会有前进。
本纪改为通纪，实际上是将以帝王划分阶段改成以历史内容划分阶段，何者更好？我想还是以历史内容划阶段为好，尽管以帝王划阶段可以固定不变。以历史内容划阶段，见仁见智，因人而异，会产生分歧，但每个阶段的历史内容经过深入研究和反复讨论，还是可能取得共识的。
有的先生提到修史不要渗入意识形态，不要有价值判断，不要用褒贬的方法，如果有这些因素，就不能称为正史。当然写历史不能简单化，不能简单地把人物分成好人坏人两大类，我们应该客观地、全面地对待人物和事件。但中国传统史书，包括正史在内都有价值判断和是非褒贬。“二十四史”中把起义农民称“匪”，称“寇”，这不是价值判断吗？为什么过去正史可以这样写，而我们仅仅把太平天国称作“农民战争”的写法就是渗入了意识形态呢？有的先生批评我在提纲中用了“革命党人”字眼，感到“流于意识形态”，我感到惶惑不解。像陆皓东、徐锡麟、秋瑾、熊成基等，不称为“革命党人”，又该称什么呢？“革命党人”是两岸学者多年习用的名称，并不是我的创造。
写历史不可能完全没有价值判断和是非褒贬。让亲历抗日战争的人来写抗战史，必然对日军义愤填膺，称之为“侵略军”。在侵略和被侵略之间，深明民族大义的人是无法站在中间立场而漠然无动于衷的。
有的先生说，1980年以前祖国大陆史学界前辈的论文著作可参考的非常少。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祖国大陆前辈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都有杰出的成就，对历史有宏观性的、精深的研究，我们都是他们的学生。20世纪祖国大陆的历史学成绩是相当辉煌的，当然也有问题和缺点。我们下一代的历史学者都是沿着前辈的足迹继续往前进的。
以上发言，有些不同的意见坦陈出来，以就教于台湾的同人们。
注释
[1]2003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