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穿《清史》的一条主线
——新修《清史》通纪内容要旨
新修《清史》的总体设计，内设通纪，8卷本，拟写300万字，占《清史》全书约3000万字的1/10。通纪与典志、传记、史表、图录共五项，合为新修《清史》的主体内容。五项都是新《清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通纪之重要，可用“全书的总纲”“全书的核心”来概括。
纂修新《清史》，是当代中国一项世纪性的文化学术工程，是学术界百年宏图大业，需要所有学者、专家都来关心它，支持它，并积极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来。因为这个缘故，我想就通纪的基本内容做一简介，实际是对这部分内容的结构设计，以期引起讨论，企盼提出更富有创见性的意见和建议，帮助通纪达到高水平、高质量。
一
新修《清史》设置五个部分，即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史书的体裁，另一方面也吸收了20世纪以来新的体裁，它们各有长处。传统的纪、传、表、志体裁的优点，有比较大的包容量。中国传统史书，如“二十四史”，都是用传统体裁写的，直到20世纪，从梁启超、章太炎开始才有了章节体，之后的100年都用章节体，而传统体裁几乎被废弃不用了，只有罗尔纲修《太平天国史》用了传统体裁。我认为，这两种体裁都有各自的优点，也各有自身的缺陷。我们新修《清史》，主要采用了传统史书的传统体裁，发挥其包含量大的优点，从各个方面反映清代历史内容，体现历史发展演变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同时，我们又考虑到20世纪以来盛行的章节体的长处就在于它能表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揭示历史的规律，可以对历史进行连续性的、立体式的、有重点的编写。所以，我们设计的五个部分，其中四个部分是用传统体裁，一个部分即通纪采用章节体。
何谓“通纪”？按我的设想，“通纪”也就是“通史”，或者不叫“通纪”叫“总序”，或者干脆就叫“通史”？名称应以准确、贴切为好，究竟哪个名称更好，可以讨论而后定。
不论用哪个名称，现在姑且称“通纪”，就是用8卷本、300万字的规模，把清代近300年的历史加以扼要地叙述，前后贯通，表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和我们的历史观，阐明清代从崛起到发展与鼎盛时期，再到衰落以至灭亡的全过程。这里面，当然要多方面反映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内容，包括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各个方面，包括意识形态、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这些方面的叙述都比较简略。这8卷是宏观的叙述，一方面不能过于简略，否则很多问题就说不清；另一方面又不能太细，内容过多，否则通纪部分承担不了。因此很多内容要由纪、传、表、志分别承担。
通纪分为8卷，是根据清史的内容和新修《清史》各部分的比例，经过反复考虑才定下来的。有一种意见，主张通纪不宜写多，写两卷就够了。我觉得这样写困难比较大。第一，要阐明清朝近300年发展大势，两卷本是不够的，100万字以内不行，3卷也不够，8卷已经是比较少的了。近300年的时间跨度很长，内容太多，前后变化太大，比较短的篇幅难以说清这个大势，很多问题说不清楚。第二，通纪部分涉及的内容，如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各个方面都需照顾到，不能太简略。再比如，通纪重点讲政治、军事、外交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也只有在这里可以说清楚，在后边就没有地方再讲了。就说军事，清朝打仗可不得了，17世纪打了一个世纪，18世纪是一个太平世纪，当然也有乾隆朝的“十全武功”，但是战争还是比较少的。到19世纪时，又打了一个世纪，从白莲教到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整整打了一个世纪。哪个志能写战争呢？《兵志》是不能写战争的，因为《兵志》是记述军队编制的，讲八旗、绿营的编制，不能写打仗的事，所以不能指望《兵志》来解决具体战争问题。那么，传记能写吗？的确有些人物参与过战争，可能是个统帅，但一次战争中统帅也常常撤换，写一个人物不可能贯穿地写一场战争。至于表，就更无法反映战争的内容了。显然，只有通纪才能反映这么多的、这么重要的、这么激烈的战争！这些内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都要求写到通纪部分。再如，鸦片战争的过程不一定展开，不能写得很多、很详细，但不能没有它。政治斗争也是这样，有许多重大的政治斗争，如雍正夺嫡问题，有各种不同意见，有的认为雍正是合法继承，有的认为雍正是非法继承。这些都可以讨论，但雍正继位这件事不能不写，放到哪里去写呢？也只能在通纪里去写。雍正帝的传肯定要写这个内容，但涉及的人多，内容也多，不能全写进传记里。再如，北京政变，慈禧上台，当然可在慈禧传里写，主要还是在通纪里写。很清楚，没有相当规模的通纪，就无法处理这些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事件。
原先我曾设计“载纪”，将一些特殊的历史事件，如南明、吴三桂建周政权、太平天国、准噶尔等，都附载于《清史》，名为“载纪”，这也是沿用了“二十四史”中《晋书》的体例。后来，反对设“载纪”的意见比较多，我也就把它撤掉了。那么，“载纪”里的内容放到哪里去写呢？如上面提到的太平天国，不仅是打仗，不仅是军事，还有一些制度，如“天朝田亩制度”“守土乡官制”“天历”等，都可以放到通纪里写。准噶尔的丘尔干会议，是一项很重要的制度，但不是清朝的制度，在官制里也不能写。跟准噶尔打仗的内容，该写在哪里呢？显而易见，这些内容只能写到通纪里，这就使通纪的内容很拥挤，用8卷写，已显得容纳困难，如只用两三卷，就将使通纪困难重重，无法承受。
二
通纪分为8卷，实际是把约300年的清史划分为8个历史阶段而设的。清史为什么要划分为8段？为便于说清问题，将各卷内容要旨分述如下。
第一卷：满族兴起和清朝建立（1583—1643）
这段历史是从努尔哈赤以13副遗甲起兵一直到清兵入关前，一共60年时间。努尔哈赤起兵打败了尼堪外兰，统一了建州各部，接着又平定了海西女真辉发、乌拉、哈达、叶赫四部，共花了将近30年时间，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个新兴的民族在东北崛起，直到萨尔浒战役和明朝对抗，使明朝号称的40万大军全军覆没。又经过多次战争，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之后又进入辽西锦州地区，逼近山海关。满族人口仅几十万人，人口很少，从统一内部开始，花了60年时间发展成这么大的势力跟明朝对抗。皇太极时，满人屡次突破长城，并且曾经围攻北京，势如破竹，百战百胜。
当时满族人口不多，却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功！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认为，第一点是由于满族处于社会发生根本变化的阶段，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农奴制的阶段，在这样一个关头，这个民族最容易产生一种蓬勃的朝气。社会发展处于上升的阶段，农业也发达，经济也发达。第二点是由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这两代领袖英明善战，他们想了许多削弱明朝的办法，而且创造了八旗组织。八旗组织是非常坚强善战的组织，把整个满族的人组织在八旗制度之下，整个满族子弟剽悍勇敢，团结在领袖的周围。第三点是由于满族内部民族凝聚力强大，是一个处于上升阶段的民族，是一个在胜利中前进的民族，这时它的凝聚力是最强大的，而且满族能够比较果断地解决内部矛盾。当时的内部矛盾很多，努尔哈赤跟舒尔哈齐的矛盾、跟褚英的矛盾，以及皇太极与其他大贝勒之间的矛盾，还有多尔衮跟豪格的矛盾，但他们善于处理这些矛盾，不至于像太平天国一样闹得一塌糊涂。第四点是由于满族向汉族学习，学习汉族的文化、制度，重用汉人，从李永芳、范文程、洪承畴、孔有德，一直到吴三桂。第五点是由于满族联合蒙古及黑龙江流域的各民族，尤其与蒙古族联姻联盟，获得蒙古族的支持，蒙古骑兵成为清朝的一支劲旅。而跟满族对立的明朝则内外交困，腐败不堪：在当时朝廷外有李自成、张献忠起义，闹得全国各地烽火连年；朝廷内又有党争，东林党、非东林党、阉党激烈地斗争；外部还有满族的进攻。三面夹攻，这样的政权是胜不了的。一看史料就知道这两个政权的不同：一个是焦头烂额、四面楚歌，一个是欣欣向荣。所以人口少的满族政权，将对于它来说是庞然大物的明朝打败了。满族政权也不是一下就把明朝打下来的，而是对峙了很长时间，逐步削弱明朝的枝叶。所以第一卷的内容应该围绕着满族的兴起、清朝的建立，一支非常弱小的、处于偏僻地方的力量是怎么崛起的来写。把这个问题写透了，第一卷就成功了。
第二卷：清朝入关和确立全国统治（1644—1683）
李自成进京后，崇祯皇帝上吊身亡，明朝灭亡，清朝入关。清朝入关伊始，势力限于华北北部，然后扩展到整个华北，后到长江流域以南，跟南明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南明失败后，又跟三藩长期进行战争，一共花了近40年才把南中国统一。这个时间也是很长的。闯王进京，明朝灭亡，对清朝来讲这是问鼎中原的最好时机，如果不利用这个时机，就要失去历史机会了。这个时候，皇太极偏偏刚死掉，多尔衮和豪格两个人争当皇帝，黄旗和白旗争起来，差一点火并。但是，清朝的高明就在这里，它内部协调，两个人都不做皇帝，捧出一个小孩——顺治做皇帝，两个人辅助顺治。豪格本是皇太极的长子，应名正言顺做皇帝，但多尔衮能干，权力和势力大，如果他们两人火并起来，也就进不了关了，即使进关也不行。他们能够妥协、缓和，内部解决了这个矛盾，这是历史上很重要的经验教训。当然，后来多尔衮全胜，把豪格关起来，但当时清朝是能够挥师入关的。所以历史的机遇只能被那些善于驾驭局势的能人抓住，如果他们两人只顾争权夺利，就会失去机遇。
入关以后的40年中，清朝致力于争夺全中国的统治权，主要是长江以南，对手是南明。南明有三个主要政权——弘光、隆武、永历，一个在南京，一个在福建，一个在西南，再加上农民军李自成的余部和张献忠的余部，从人数来讲还是很多的。南明有不少军队，但太分散、太腐败。南明之后，又有三藩起来，一直到收复台湾（1683年），共40年，我想当时清军入关后，中国很有可能变成南北朝。因为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入侵中原后一般都出现南北朝：晋朝时候“五胡乱华”，东晋跑到南方去，形成第一个南北朝；第二个南北朝是南宋与金，金国也是占了汴梁（今开封）后，把宋高宗赶到杭州，后来金兵打到杭州，宋高宗又跑到海上，金兵守不住而退兵。因为游牧民族经过中原长期的战争筋疲力尽，到南方以后，天时、地利、气候、饮食习惯、语言等都有障碍，往往过不了长江。但清朝就挥师南下，势如破竹，这是怎么回事？我觉得，一是当年清朝与南明的军事战争，不仅是军事斗争，而且还是一场政治斗争，清朝高明就高明在政治上争取到了汉人的认同。满族本来是一个落后的民族，它的政策是比较落后的，所以入关后就屠城、抢掠、乱杀人，在北方圈地。但是它的野蛮政策逐渐改变，圈地很快停止，顺治四年（1647年）、五年（1648年）后就停止圈地了，屠城后来也停止了，而且用各种宽大的政策招抚汉民，免除“三饷”，采用科举考试来招抚汉族知识分子。它当然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变的，但是它在改变。越是清初，政策越严格。反之，南明最根本的要害就是分散，政权林立，各自为政。农民军也很多，李赤心一支、郝摇旗一支、李定国一支、孙可望一支，虽然都奉明朝的年号，实际上个个都是很跋扈的将领，内部斗争很激烈，特别是弘光朝、永历朝闹得一塌糊涂、非常腐败。清朝则号令一致，多尔衮发布命令没人敢违抗。南明虽然力量大，但没有这样集中的力量。再一点，清朝打南明，主要利用汉族军队，即吴三桂、孔有德、尚可喜这些人，不是利用八旗兵。汉族军队适应汉族地区的天时、地利、风俗习惯。为什么三藩后来尾大不掉？就是因为打南明时，主要的力量已经不是八旗兵了。清朝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利用汉人，所以能够在南方站住。三藩的失败是必然的，吴三桂本来招清兵入关，把永历皇帝杀掉，后来又反叛清朝，道义就没有了。对老百姓来说，他毫无威信，这在战争中是很重要的。再加上他保守，守在岳阳一带不再前进，更不行。
第二卷的内容，大体上就是这样。要讲清楚清朝为什么能够很快打下南中国，而且没有形成南北对立的局面。如果当年形成南北对立，那以后的历史就变化了。没有清朝统一的局面，我认为我们今天就可能分崩离析。
第三卷：经济的恢复、发展和康熙之治（1684—1722）
进入康熙朝后期，也就是康雍乾盛世的开端，在统一南中国、平三藩、收复台湾时，清朝后方起火。一是在黑龙江流域，俄国越过乌拉尔山，跨过广阔的西伯利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到达太平洋边上。这个速度是很快的，因为西伯利亚空旷无人，没有抵抗。但是，俄国到达黑龙江，建立据点，碰到强大的反抗，跟达斡尔人、赫哲人打得非常激烈。另一件事是察哈尔蒙古的布尔尼在三藩之乱时叛乱。第三件，也是威胁最大的，就是准噶尔汗国在今新疆伊犁崛起。这三支力量，一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北，一个在北方，让康熙一面打前边，一面看后边。布尔尼叛乱时，北方都没有军队，都派到南方去了，当时满族还比较能战，是图海率领满族的家奴去打的。东北方面，清军在雅克萨战争中打败了俄国，双方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安定了中俄东段边界。《尼布楚条约》所划的边界比我们现在的领土要大得多了。布尔尼也很快平定下来。西北方最主要的敌人是准噶尔汗国，它的根据地在伊犁，军队很强大，已经把天山南北都占领了。往西打到哈萨克，现在中亚细亚的大部分国家当时都是它的势力范围，东边袭扰整个外蒙古，往南威胁内蒙古，外蒙古的领袖包括哲布尊丹巴、三个大汗往南跑到康熙这里来求援。北方相当紧张。这个时候康熙发兵，在乌兰布通把噶尔丹打得大败，噶尔丹逃到外蒙古。当时的行军很困难，清军进不了外蒙古，双方相持了很长时间。直到乾隆元年噶尔丹病死，这场持续了七八年的战争才告一段落。但准噶尔汗国的问题并不是那么轻易就解决得了的，虽然它往南攻打北京的威胁解除了（乌兰布通离北京只有400公里），但是它的老窝伊犁仍然被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占领，清朝跟策妄阿拉布坦时战时和。策妄阿拉布坦曾经派军队进入西藏，所以康熙末年有一场允禵援藏战争。那场战争一开始也是清军全军覆没，后来派十四皇子允禵去，还有岳钟琪、年羹尧，他们也都是在那场战争中崭露头角的。雍正时又在外蒙古发生和通泊战役、光显寺战役。和通泊战役中清朝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双方打成平手。乾隆初年开始讲和，以阿尔泰山为界。乾隆十年（1745年），噶尔丹策凌死掉，他是准噶尔汗国比较英明的领袖。他死后准噶尔内讧，达瓦齐上台，排斥异己，准噶尔很多人跑到内地投奔乾隆，这给了乾隆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说实在的，当时准噶尔汗国要是不内讧，清朝政府就无法统一。因为当时到新疆去打仗谈何容易，没有先进的交通工具，靠马，靠步行，粮食也很难运输，当时也想办法商运粮食，在北京一两银子可以买到的一石米，运到那边要十七八两银子，开销很大，仗没法打。所以乾隆看到准噶尔内讧，决定平准，把来投奔的人都派回去，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出兵时朝廷的许多大臣都反对，乾隆说所有的人都反对我平准，说这是劳师无功。特别是刘统勋，这个人是迂夫子，他说没有粮食。那时还顾得了粮食啊！你进去吃人家的呀！因地就粮。他说粮食要准备三年，三年之后时机早就过去了，你打什么仗啊！清朝就是这样进入新疆的，而且先锋就是那些投降过来的人马，主要是阿睦尔撒纳。进入新疆后，清朝军队因为粮食跟不上，所以一进伊犁，把达瓦齐抓住后，清军马上撤退，只留了几百人。于是准噶尔又重新起来反抗，把驻守的军队都杀掉了，这就有了第二次平准。这中间的曲折我就不说了。平下来以后，打大小和卓就顺理成章，比较容易了。这样，我们才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奠定了中国的版图。不经过这些战役，国家的统一就难以实现。在当时的新疆，蒙古人是主要的，由于他们反复叛乱，乾隆非常恼火，采取了屠杀政策，应该说这是一种民族灭绝政策。可见战争是血腥残酷的，进步的事业也是要用残酷的代价换来的，绝没有什么仁慈之师。乾隆不好说把他们都屠杀，他叫“办理”，把这个人给“办理”了。他要求进关“办理”，不要在新疆杀掉。我们肯定他的这场战争是进步的，没有这场战争，中国统一不了，但是这场统一战争付出了很惨痛的、血腥的代价。这些我们将来写的时候都要表现出来，不能说好就都是好的，什么缺点也没有。
康熙在北方打仗的同时，还抓中原地区的经济恢复。康熙中叶以后特别注意这方面：治河，治黄河不惜工本；垦荒，因为经过大战乱后人死得多，没有人种地，把荒了的田地都垦出来；北方是挖井，雍正时光陕西一省就挖了5万口井。平定三藩后，100年没有战争，经济能够恢复、发展，这是首要和根本的条件。中原地区长期的安定为康雍乾盛世创造了条件，所以康雍乾盛世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统一，另一个是经济。这是第三卷的重点内容。
第四卷：雍正改革和乾隆统一全国（1723—1776）
康熙后期问题也多了。一方面儿子太多，20多个儿子抢帝位抢得一塌糊涂，抢得康熙都哭，太子立了又废，废了又立，闹得很厉害。另一方面官员贪污，吏治败坏。康熙时的官饷很少，也是低薪制，三藩之乱时全国知县不发俸银，要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于是搜刮加剧，后来逐渐好转。雍正上台，我们不管他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对此学术界分歧很大。我认为他是非法的，但他上台后确实是厉行改革，严厉惩治贪官，成立“会考府”，就像我们今天的反贪污办公室。雍正还从制度上进行整顿，实行高薪，耗羡归公，设养廉银等。没有雍正的改革，乾隆难以为继，所以应当肯定雍正的功劳。虽然雍正与准噶尔打仗时，没有打大胜仗，但是他在改革内务上很有成绩。从雍正以后，国库的存银逐渐增加，国家有钱了。
第四卷从雍正上台一直到乾隆四十多年，这一段是康雍乾盛世的后期，也是最高峰。一个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后两次平准、一次平回，完成全国的统一，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大的功绩。经济上又继承了康熙的有关政策，军事上向周边移民。中国从康雍乾开始移民的方向不一样了。之前中国历史上的移民都是从北向南——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从长江流域向珠江流域移民。康雍乾时期人口极度增加，移民向四面八方移动，中原地区是核心，向南移民、向西移民，很多新疆移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还向东北移民。东北在清初时人口极少，南怀仁记载他跟康熙到松花江去，一过铁岭，全是大森林，蔽天遮日，铁岭在辽宁省，吉林、黑龙江也都是大森林、大沼泽地。生态环境在清朝一朝被破坏得很厉害，森林都被烧光了。所以我们有一卷《生态志》，要写一写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个工作是很艰巨的。农业上，乾隆大兴水利，有一次黄河青龙冈决口，花了两年才堵上口子，用了半年的全国财政收入，不惜工本。清朝皇帝十分注重农业、关心农业，档案馆里保存着粮价雨水条子，每一年每个月各县都要上报本地下雨几寸，粮食价格多少，大豆多少钱、米多少钱、小麦多少钱。我想把这部分档案全部整理出来，这是大范围的经济和气象资料，全世界没有这么大范围、长时间的资料，这都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乾隆时期经济上的繁荣可以说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明朝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人口纪录最高没有超过8000万，当然实际人口可能达到甚至超过了1亿。清朝就不一样了，乾隆六年（1741年）人口为1.4亿多，这是正式统计，比较准确，乾隆末年人口3亿，道光时有4亿，道光以后一直打仗，到民国时期也没有增加。明朝以前，中国粮食的生产能养活不到1亿人，到乾隆时养活3亿人，粮食生产增加1倍多，这还不算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吗？农业国的经济就是看农业生产，粮食生产多了就说明经济发展水平高。我认为清朝的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了汉唐。汉朝是6000万人口，唐朝最多是8000万人口，只能生产养活这么多人的粮食，而清朝有养活3亿多人的粮食，所以经济发展水平肯定超过汉唐。在世界上有两种统计：一种说法是当时中国的农业产量占全世界的32％，比当时全欧洲生产的粮食还多；另一种说法是占当时全世界的24％，差不多占1/4。究竟哪一种准确，我现在也没法判断，将来我们写的时候能不能把它搞清楚？究竟当年的GDP是多少？这个工作也是比较难的，但不妨做一做。当时清朝经济确实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工农业的产值全部超过当时的欧洲，就是当时的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加起来还赶不上一个当时的中国。当然那时他们的人也比较少，全欧洲的人口到不了3亿。特别是英国、法国，人均生产水平比我们高，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劳动生产率比我们高，走在我们前面，但是那时他们还没有经过产业革命，产量的增加还很有限。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全世界的经济大国，这个资料是我从肯尼迪的名著《大国的兴衰》上找到的，当然，他说的也不一定可靠、准确，但他是有根据的，是引用了一个统计学家的研究。
为什么中国有康雍乾盛世的到来？一个原因是当时的世界潮流，中外的接触增加了。尽管中国当时实行闭关政策，不和外国接触，但是实际上做生意的商人、传教士到中国来得很多了；中外贸易也达到很高水平，丝、茶出口量很大，白银大量输入。最近有一本书《白银资本》，说当时全世界有1/2的白银输入中国来了，中国的贸易量大大增加，跟以前大不相同了。另外，雍正改革也使得国内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制度有所改进。但是所谓盛世繁荣，不能光看到盛世，不能光看到繁荣，还要看到繁荣下面掩盖的阴暗。如果跟当时世界的其他国家相比较，虽然我们国家的GDP相当高，但是我们仍然是封建国家，仍然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仍然是牢不可破的专制主义，传统的阻力非常大，难以前进。所以，尽管GDP相当高，但后续的发展劲头就差了，表现在：一是专制政治太强大，人民没有权利，不像欧洲出现了市民阶级，掌握了一部分权利，逐渐向中产阶级发展。二是闭关自守。全国人民不了解世界是怎么回事，虽然当时的清朝已经与世界开展了规模相当大的交流，但是不允许老百姓接触外国人，比方洪仁辉的案件。洪仁辉跑到北京去告状，他本人没有被杀掉，给他写状子的汉人倒被杀掉了，就是不允许中国人与外国人接触，妄自尊大，觉得我是天朝上国，你们都是蛮夷小邦。三是重农轻商。重视农业，轻视工商业，不保护、不奖励工商业。四是轻视科学，科学技术被认为是奇技淫巧。这样一些阴暗的东西阻碍着中国的前进，使中国没有持续前进的动力。而当时西方的英国，生产发展阶段是处在从一个社会进入另一个社会的上升时期，朝气蓬勃，一日千里。中国却停滞在那里。所以康雍乾时期是发展到高峰，又跌落下来，也必然要跌落下来。存在这样一些问题而不能解决，就无法突破封建制度的框框。
那么，当时中国有没有前进的可能呢？也不能说没有。因为历史就是不断给人们提供选择的机会，就看你怎么选择。当然，如何选择也不完全取决于主观的因素，也取决于客观氛围、环境、条件。清朝有选择的机会，譬如闭关政策。由于闭关政策，中国人被限制不能出洋，不能了解外国，但是也不是说没有机会突破。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洪仁辉上北京告状，告广州海关官员贪污，他请求多开口岸——当时是广州一口通商，别的地方不能做交易，他请求在宁波、厦门等地方做交易。当时清朝也讨论过这个问题，要求督抚们上书，讨论能不能多开放口岸。有的官吏主张多开放，大部分官吏主张不要开放，特别是广州的官吏反对开放别的地方，因为开放了别的地方，广州的生意就少了，所以两广总督杨应琚坚决反对。乾隆在犹豫，他觉得开的话跟广州税收一样，可能好一点。最后讨论的结果是没有开放。这是一种选择的机会。科举制度也是如此。当时很多人觉得科举制度很不好。当时的小说《儒林外史》《红楼梦》《聊斋志异》都反对科举制度，包括许多大官都说科举制度不好，但是改革不了。舒赫德曾经上奏折提出取消科举，后来被鄂尔泰驳斥。这个问题引起过争论，乾隆皇帝也没有改革。如果舒赫德的意见占了上风，真正能把科举改一改，或者能把通商的口岸多开一点，跟外国多接触，对中国是不是有好处？当然今天很难说，我们也不能注重历史假设。不管怎样，清朝是有机会选择前进的，但它没有前进，这就是历史的惰性。所以，传统既是我们宝贵的财富，也是我们沉重的负担。背着一个很长久的传统，往往改革和前进是比较困难的。这是第四卷康雍乾盛世的内容。
第五卷：清朝中衰（1777—1839）
1776年金川战争结束。金川战争从性质上讲，也是一场统一战争，但是它与平准、平回的意义不可同日而语。这场战争的起因是内地四川的割据势力挡住了由四川进入西藏的道路，所以不平金川就不能很通畅地进入西藏。虽然它是规模最大的战争，花了7000万两银子，打的时间很长，花的力气最大，但实际上金川只有5万人，清朝出动了十几万军队，战争得不偿失。金川战争结束，统一的任务完成。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临清的王伦起义，这是中原地区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中原地区太平了100年，到这个时候又掀起农民起义，表明国内固有的阶级矛盾激化，土地兼并严重。到1796年，也就是乾隆禅位的第二年，爆发了白莲教起义。白莲教起义后，起义连续不断，南方是天地会起义，北方是林清、李文成起义，以及各教门的起义，一直到太平天国运动。外国势力也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20年以后又有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中国那时在对外贸易上始终保持着顺差，外国人的白银输入中国，购买丝、茶等，他们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运到中国来卖，开拓不了市场，这时就开始输入鸦片了。一下子，鸦片泛滥。这个时候，中国越来越落后于世界了，也没有机会打开国门来看一看世界，甚至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也不了解外国是什么情况。英吉利是个大国，它究竟在什么地方，有多大，谁也不清楚。这样，终于在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落后就要吃亏，落后就要挨打，历史又进入了新的阶段。第五卷是乾隆后期到嘉庆、道光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发展处在停滞状态，又困于矛盾之中，内部的矛盾就是农民起义，外部的矛盾就是外国越来越进逼中国，而且已经用大量的鸦片输入来撞击中国的大门了。
第六卷：外国武装侵略和国内农民战争（1840—1864）
第六卷的内容进入了近代，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被镇压。这一段历史对清朝来说是沉重的打击。矛盾爆发，清朝面临着大危机、大灾难。一个是太平天国占了南中国的很多地区，另一个是英法联军占领了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到热河，南北夹攻，眼看着清朝就要灭亡了。这个时候清朝处于极端危险之中，但清朝却没有在这个时候灭亡真是个侥幸！历史发展出人意料，为什么清朝能够支撑过去，还能恢复过来呢？恐怕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太平天国的迅速腐败。1856年杨秀清、韦昌辉内讧，韦昌辉杀掉杨秀清，不仅杀掉了他一个人，而且把杨秀清的部属几万人都杀掉了，这些人都是广西来的老战士。之后，洪秀全又杀掉韦昌辉，石达开又带兵跑掉。这样一下子，太平天国元气大伤。本来从金田起义以来，太平军势如破竹到了南京，就在形势很好的时候，爆发了这场内讧，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所以太平天国不可能抓住历史的时机打败清朝。到了1860年第二次英法联军战争的时候，太平天国没有恢复元气，不可能再北伐。第二个原因是英法侵略者态度的改变。他们在鸦片战争的时候是打清朝，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就是既打清朝又帮清朝了。他们要在中国搞一个统治的工具，所以从打到扶有一个策略上的转变，扶持清朝来对付太平军。当然他们开始也想扶持太平军，后来没有扶成，这一点就不说了。第三个原因是国内汉族地主阶级的崛起，也就是湘淮军的崛起。太平天国战争中，向荣的江南大营崩溃以后，清朝的整个军事体系已经被摧毁了，八旗军不行，绿营兵也不行，清朝就是靠着湘淮军，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人，取代了满族的八旗以及绿营。由于这样的三个原因，清朝又能够恢复元气，把太平天国打下去。从此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跟鸦片战争前的形势完全不同了。
最大的不同就是外国势力的入侵，中国社会上不再是地主和农民两支力量，还增加了一支外国侵略势力。从此中国社会产生了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抵抗外国的武装入侵，外国欺负你，你必须进行抵抗。当然由于力量悬殊，打不过外国，事实确是如此。但打不过也必须抵抗，因为妥协就更没有出路，妥协，求和，列强还是要欺负你，战争的性质就决定了这一点，这是一场侵略战争。人家要打你，你即使不抵抗也躲不开这场战争。而且如果不抵抗，你的民族精神就萎缩了，就失去了民族的信心，失去了民族的尊严和凝聚力，就很危险了。进行抵抗，则可能在抵抗中得到锻炼，得到成长。为什么说近代的主和派误国，就是上述原因。我的看法不一定对，李鸿章打日本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当时确实是打不过日本，但不打不行，日本要打你。对日本而言，不打败中国就起不来，就不会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只有打败中国，从中勒索很多赔款、土地，它才能够得到原始资本积累。所以日本非要打中国不可，你没法退让。当然李鸿章也有他的考虑，他觉得不打，请别的国家调停是不是也可以，历史证明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必须抵抗。妥协之后，不仅要赔款，还要割地，而且失去了民族信心和尊严，这更危险。这是一个任务——反对外国侵略，这个任务一直延续下来，可以说是从清朝中叶一直延续下来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必须要向侵略者学习。这就矛盾得很，要抵抗侵略就必须要向它学习，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否则无法抵抗。学习先进的事物、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制度，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就是近代化的任务。一个是抵抗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任务，另一个是实现近代化的任务，这两个任务一直到现在还是有效的。当然形势不一样了，但这两个任务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产生了。不学习就不能前进，不学习外国的长处抵抗就会不断失败，而且爱国行为、抵抗行为就会转化为盲目的排外，正义的爱国的抵抗就会变成非正义的排外的屠杀。义和团就是这样，抵制侵略发展到对一切外国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本来正义的反抗，就变成了非理性的活动。所以，从此抵抗外国侵略和向外国学习的任务一直贯穿于中国近代历史中。
第七卷：清朝自强运动及其失败（1865—1895）
从太平天国失败到甲午战争失败，这30年的主要历史内容就是洋务运动。这个时候中国面临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的各种事物都在变。外国势力进入中国后，整个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各种事物和人都在变化。
洋务运动的历史充满着外国的侵略，也充满着和外国的谈判、交涉、妥协、反抗。19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修约热潮，通过修改条约进一步侵略中国；又发生很多教案，如天津教案、浏阳教案等；接着发生马嘉理事件，马嘉理在云南被杀，中英在烟台进行谈判；接着是琉球交涉，日本侵占琉球，就是现在的冲绳；接着是伊犁交涉，俄国侵占了伊犁，中俄剑拔弩张，几乎打起来。19世纪80年代，中国与法国在安南（现在的越南）发生战争，与日本在朝鲜引发冲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在此中间，清朝也还有抵抗的一面，所以它也要整顿武备，也要学习外国，建立北洋海军。北洋海军当时在全世界是名列前茅的，日本的舰队一开始赶不上北洋海军，到甲午战争前夕才赶上了。但是，清政府跟外国也有妥协的一面，好多仗都没有打起来，只有中法战争打起来了，虽然中国战胜了，但结果订了一个屈辱的条约。无论是抵抗还是妥协，都不可能胜利。因为胜利与否取决于国家的实力，当时中国的实力不行。但在抵抗中还有希望，还能够得到锻炼和成长，所以反侵略的任务演变得越来越艰巨。
另外，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的任务提上了日程，这个任务和反侵略的任务同样重要。清朝开始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于是学习开兵工厂，开了上海、南京、天津、福建四大兵工厂，跟着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上海织布局、漠河金矿等。工厂、铁路、矿山、轮船带来了军事上的利益和经济上的利益。同时又急需人才，因为开工厂邀请外国工程师，但没有翻译，于是开同文馆，开船政学堂，送学生到美国去留学。詹天佑、唐绍仪等第一批留学生送出去时都是12岁的小孩，准备学9年。此外，清朝还组建北洋海军。中国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迈开了步伐。但是，中国的传统力量太大，顽固派的势力太强，想要创新和改革阻力重重，非常困难，每走一步都要碰到顽固派的反对。如果仔细看看那些资料，这30年的历史真是令人长叹。轮船招商局开办以后不久就遭到弹劾，1873年开办，1874年就弹章山积，那些御史骂轮船招商局贪污，骂李鸿章，总算李鸿章顶住了他们的弹劾，但轮船不准开到他们的地方，湖南就不准轮船开进去。北京要开同文馆，招收一批科举出身的高级人才进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结果大街小巷的揭帖多得不得了。以大学士倭仁为首，骂奕GFDA3“用夷变夏”。奕GFDA3没办法，上奏折请倭仁来管同文馆。皇帝下谕旨让倭仁来管，倭仁故意从骑的马上掉下去，说受伤了要休养，不能管了。招科举出身的人也没有招上来，所有科举出身的人员全部抵制，科举出身的人员都是中国的精英，结果没有一个人来考，同文馆内凄凄凉凉。派了12岁的小孩去留美学习，准备学9年，到了5年都撤回来了。为什么呢？说这些孩子在外国辫子也剪掉了，西装也穿上了，有的信了基督教，每周去做礼拜。那些官僚一看，这还得了！结果没学完就被撤回来了。当时容闳、李鸿章都反对撤回，但挡不住。造铁路争论了10年，从刘铭传、李鸿章开始上书要建铁路，争论了整整10年。朝廷里一片反对之声，说铁路一开要轧死人、破坏风水、造成很多挑夫小贩失业等等。李鸿章在唐山到胥各庄之间开了一条十几里的铁路运煤，开始不敢用蒸汽机，在轨道上用马拉，可见阻力之大难以想象。后来为了说服西太后，在中南海到北海之间修了一条铁路，现在档案都还在。我觉得西太后是李鸿章的学生，李鸿章教她学习外国，很多事情李鸿章也是在西太后的支持下才能进行下去，否则在全社会没有多少人赞成的情况下是进行不下去的。洋务运动搞了30年，有几个科举人员出来干洋务的？没有。风气闭塞，开风气是非常难的，老牛破车，中国的传统势力太强大，传统的包袱太沉重，一下子甩不掉。
中国是这样，日本却抓住了历史机遇。日本和中国一样也是一个封建国家，但是它的包袱比较小，比较早地接受了西学。它的明治维新跟我们的洋务运动是同时起步的，但它走得快。日本也派留学生，一大批一大批被派出去；也开工厂，比洋务运动的煤矿、轮船招商局开得还晚。但到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已经开了国会，成立了议会，制定了宪法，用30年时间走在了中国前头。当时的历史形势就是这样，中国和日本在竞赛，谁走在前头谁就上来了。如果当时中国打败了日本，中国就上去了，日本上不去；反之日本打败中国，中国就上不去，日本上去了。这是一个你死我活的竞赛。中国就是由于老牛破车，走得慢，结果甲午战争失败，割地赔款，台湾被割走，本来辽东半岛也割走了，旅顺、大连是由于三国干涉，花了3000万两银子赎回来的。甲午战争赔款两亿，相当于当时日本6年的财政收入，日本把这些钱用来扩大军队、开军工厂、搞教育、建铁路，一下子上去了。在那样的世界里，中国落后，就要受人家的欺负、蹂躏。
第八卷：清末改革和清朝覆亡（1896—1912）
这一段是从甲午战争之后，一直到清朝灭亡的历史。甲午战争之后，列强瓜分中国，日本割去台湾，别的国家跟着效仿，争先恐后，德国分走山东，俄国分走旅顺、大连，英国分走长江流域，法国分走华南，都来瓜分中国。甲午战争和当时瓜分中国的局面促使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反对割台的声浪惊天动地，台湾的老百姓、北京的举人都强烈反对，这是中国群众运动的开始。接着就是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时，中国也是封建力量太强大，维新力量太弱小。要改革科举，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是靠科举上去做官当老爷的，把这个生路断了，他们干吗？所以要废止科举很难。要改革军队，裁军，也是闹了几十年，洋务运动的时候就说要裁军，各省的督抚纷纷反对。要把旧的军队裁掉，另外拿钱去练新军，新军归你们管，哪个总督、巡抚肯干呢？士兵也不干，军队裁员后他们就失业了。要办教育、开学堂，当地的士绅都不同意，说把外国的东西都弄进来了。连和尚、道士都不干，因为要搞学堂，一般都是把庙宇改成学堂。要裁冗员，精简机构，北京城的官吏都反对。所以反对的力量太大，维新派只有几个知识分子，既没有军队，也没有群众，怎么能够胜利？当年，器物层面的改革，就是轮船、枪炮、铁路、火车等，逐渐显露出好处来，人们可以接受了，但是，制度层面上的改革和思想层面上的改革，人们不接受。什么叫立宪，什么叫宪法，什么叫民权，人们都不知道，只认为纲常伦理至高无上。所以维新派被孤立，结果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当然政变里也有一个策略的原因。当时维新派走投无路，就想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本来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可能是袁世凯造谣，但现在看来实有其事。在日本发现了毕永年的日记，记载了“围园劫后”的详细情况。维新派想孤注一掷，劫持慈禧太后，让光绪帝出来下命令硬干。即使这件事成功也不行，因为当时的阻力太大了，何况当时没有成功。所以慈禧太后一个谕令，维新派人头落地，六君子牺牲。
戊戌变法是清朝挽救自己的最后一个机会，虽然这个机会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但是错过了这个机会，清朝走向灭亡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清朝只能走向灭亡，没有第二条路。所以戊戌变法以后，特别是义和团以后，社会上的精英分子很快站到了清朝的对立面，很快走向了革命。孙中山在成立兴中会的时候感叹没有人跟着他走，当时人们都是跟着清朝走。于是孙中山本人开始向李鸿章上书，想革新，后来他才觉悟要进行革命。到了戊戌变法、义和团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想跟着清朝走，但是戊戌变法、义和团失败后，很多人很快地转向了革命。所以，20世纪中国革命的潮流汹涌澎湃，势不可当。历史证明，在中国这样的国家，要改革几千年的传统，阻力非常大，只有各种社会力量汇合起来，和旧势力决一死战，才能够冲破这种阻力。所以中国革命的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旧势力强大的反应和刺激造成的。所以革命是客观形成的，而不是谁制造出来的，某个革命家制造革命是不可能的。孙中山当年在兴中会时感慨没有人跟他革命，到了20世纪，人一下子都来了，这是由于整个客观形势的变化。
有一种论调是“告别革命”。我说革命是告别不了的，你要跟它告别，它还会来找你。要想跟它告别，你就会变成反革命，康有为就是典型。康有为本来是进步分子，但他不愿意革命，结果他变成了保皇派，后来张勋复辟时，他变成了复辟派，成为反革命。告别革命就成为反革命，这是客观的历史形势，不是任何人制造出来的。历史形势的发展表明，中国这样的情况不可能走英国、日本那样的道路，必须要用积聚的全部社会力量打破旧的反抗，历史才能前进。把社会力量积聚起来，这就是一种革命形势。义和团本来是在民族危机下农民自发的爱国运动，但是它排斥新事物，笼统地反对西方，拔电线杆，拆铁路，杀“大毛子”“二毛子”，不加区别地对外国人滥施屠杀，变成一种盲目的、失掉理性的排外运动，这也是一种历史的悲哀，最后和慈禧太后这样的守旧势力合流，跟8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宣战，失败是必然的。后来清朝搞新政，搞立宪，想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挽救自己，但是为时已晚，时机已经过去了。历史就是这样，时机过去了就不会再来，形势已经整个改变了。戊戌变法时没有这种群众的革命形势，到新政时革命形势已经起来了，人民已经不允许你再搞了，内外矛盾更加激化、复杂，清政府在人民心目中完全失去了威望和尊严，成为一个卖国政府。革命派的势力抬头了，孙中山的威望上来了。同时，在新经济、新文化之下发展起来的立宪派希望通过立宪限制专制的权力，争取到个人的发展，清朝也不愿意把权力给他们。还有汉族的袁世凯这些人，也跟清朝闹矛盾，结果被以足疾开缺回籍。所以清朝的最后几年满族亲贵搞集权、搞皇族内阁时，全国一片反对之声，人民反对它，革命派反对它，立宪派反对它，连汉族地主也反对它，你说它还能有活路吗？可以说是众叛亲离。所以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全国响应。孙中山在外国都不知道此事，是在火车上看到报纸才知道的，武昌起义也是同盟会有计划的行动。革命到时候就要爆发，没人领导它也会起来，不可避免。所以登高一呼，各地响应独立，清朝对中国268年的统治土崩瓦解，清朝就此灭亡。清朝灭亡是政治上的一件大事，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开创了共和国，这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胜利、伟大的前进。
三
以上简述了清朝近300年的历史，这是一个轮廓、一条主线，作为贯穿新修《清史》全书的线索。但是，很简单、很粗糙、很不全面、很不深刻，希望大家讨论、指正，看看这样的线索行不行。历史本身是生动丰富的，近300年的清朝历史像一条万里长江，源远流长、波澜壮阔、气象万千、雄伟壮观，你怎么样来认识它？怎么样来认识长江的真面目？你不能把长江的某个河段、某个景点、某个港湾看作长江，三峡虽然宏伟，但它只是长江的一部分，不是长江的全部，因此你只能把它浓缩，才能看清它的全貌，浓缩为画在地图上的一条线，才能看清它的全貌。虽然长江的本来面貌不是一条蚯蚓般的小线，但只有浓缩到地图上，我们才能看到它的源头、它的入海口、它流经的省份和城市、它接受的支流，也才能相对看清它的漫长曲折，看清它何处是奔流的，它何处是拐弯的，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地图上的长江最接近于长江的全貌。为了认识全貌，浓缩是必要的。我不自量力，把近300年的历史画成了一条线，画得像不像，希望同志们指正。因为我们写《清史》必须要贯穿一条主线，必须要有鸟瞰式的全景，必须要浑然一体。我阐述前8卷的内容，用意就在这里，就是使我们将来写出来的东西不至于支离破碎，要有一个主线来贯穿，至于这条主线是否合适，还请各方专家、学者多加批评、指正。
注释
[1]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5期，系2003年6月4日在清史会议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