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元经济结构角度理解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从2012年起，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从9%~10%下降到了8%以下，此后连续三年处在“七上八下”的水平。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以“新常态”定义当下的中国经济，这意味着新一届政府放弃了上一届政府一直坚守的“保8”目标。

通常认为，“中速增长”指增长率为4%~5%，增长率为2%~3%则是“低速增长”。如果说过去9%~10%的增长率是高速增长，那么，6%~7%的增长率自然可以算作“中高速”增长。

那么，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就一定要将增速降下来？持续高速增长不是更好吗？这些年取得的经济成就不就是来源于高速增长吗？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我们尝试从二元经济结构的角度，针对“新常态”做一些解释。

高速增长存在特殊性

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平均年增长率达到9.5%以上，即使曾被称为“经济奇迹”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也没有持续这么长时间的高增长。如果再加上中国巨大的经济总量这一因素，无论如何都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奇迹”。那么，这种高增长是怎么来的呢？可以从三个角度去分析。

第一个角度是改革和开放。具体来说，改革释放了计划经济时期被严重束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其所倡导的“市场化”则促进了包括人力、财力和物力在内的资源的合理配置；对外开放通过国际分工发挥了中国原有的比较优势，从世界市场获得了更多经济利益。同时，通过引进外资学到了更多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带来了入业机会，使中国融入了全球化当中。

第二个角度是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的中早期，投资的作用大于消费。因为这个时期人们的收入还不高，加上社会保障不够完善，即使人们的收入有所增加，也不会大张旗鼓地进行消费，而是更多地将收入中的一部分储蓄起来，这种储蓄正好推动了投资。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就是投资，基础越薄弱，投资效果就越大。当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时，增长率通常也会下降，因为消费没有投资的那种“乘数效应”，只是单纯“兑现”了生产而已。过去30年，中国的投资率长期保持在40%以上，这在其他国家也是很少见的。

第三个角度是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比经济增长的范围更宽，考虑的因素更多，中国在这方面具备诸多优势。人口方面，中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数量，而且人口结构比较年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虽然这种红利正在逐渐消失）；资源方面，中国不仅拥有相当丰富的自然资源，而旦拥有较多的人力资源，特别是中低端劳动力；制度方面，中国通过渐进式改革引导经济逐渐从计划走向市场，激活了市场原有的能量，尤其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更促使中国最大限度地获取了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降速是必然

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在21世纪的前十年分别超越了德国和日本，也从低收入国家步入到了中高收入国家之列，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上述推进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些因素也发生了某些变化。

首先，随着投资的大面积推进，“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开始发挥作用。那些收益较高的行业和地区的投资逐渐趋于饱和，收益开始下降；偏远和落后地区的投资收益仍旧较低。

其次，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人口结构和产业比重也发生了变化。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供给开始出现缺口，外资的作用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而逐渐下降，一部分外资从中国撤出，转战成本更低的国家，如中南半岛的越南、老挝。

与此同时，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进一步下降，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在达到高位之后也相对稳定，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则进一步上升。2014年三次产业分别占比9.2%、42.6%、48.2%，第三产业明显超过了第二产业。然而，第三产业有“成本病”，生产率并不如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高，因此当经济出现这种局面时，增长率也会下降。

除此以外，中国经济还面临着世界经济不景气和自身产能过剩等问题的困扰。

上述因素导致中国经济从高增长降为“中高速增长”。这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何况过去的高增长还包含着某些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关键是针对这种局面，是否能保持清醒的认识，提出恰当的对策。

消费促增长不解决问题

关于现阶段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很多人认为一是创新不足，二是投资已经趋于饱和，今后应该主要依赖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关于第二点，笔者是不能苟同的。

消费虽然最终会取代投资，成为支出的主体，但就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来说，还为时过早。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投资都应该也可能持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为中国存在大量未开垦的“处女地”，很多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还十分低下，不仅基础设施不够完善，而且城市化程度也并不高（现在依据户籍计算的城市化率仅为35%左右）。也就是说，仅城市化一项就能给未来几十年带来投资机会。

具体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这种“二元结构”构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

政府曾提出到2020年让1亿农民成为城市人，但是由于没有考虑到人口动态，所以并不能解决不平衡问题。目前中国每年新出生1600多万人，其中大部分在农村，大约有1000万人，10年就是1亿人。也就是说，2020年解决1亿农民进城问题，但这仅仅是2010～2020年农村新出生的人口数，并没有在实质上减少农民人数。

按照人口学家的计算，中国在21世纪中叶人口会增加到15亿~16亿，其中农村户籍人口达10亿。如果要使其中的2/3成为城市人口或者在城市居住、生活、工作，那么就需要转移出至少5亿人口，难度可想而知。

进一步说，中国目前至少存在以下三种二元结构：一是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二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三是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差距。

如果考虑到其他因素，那么还存在更加复杂的如外资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之间的差距。关于最后一点，外资企业在一些领域占据很大份额，而且优势明显；国有企业在相当多的领域占有主导地位；民营企业则遍布那些“准入”领域，既有新兴的电子、电器、互联网企业，也有传统的眼镜、鞋帽、打火机企业，还有众多的乡镇企业。

“两条腿走路”缩小地区差距

国外曾有人说，在中国可以看到19世纪、20世纪、21世纪三个世纪的景象，言下之意是中国的发展严重不平衡。如何在发展中缩小这种不平衡，既是一个任务也是一个难题。

鉴于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呈现突出二元结构的国家，不能单一地按照一个模式和一种思路制定发展战略和策略。因此，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应该实施“两条腿走路”的“二元战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将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进一步集中到更有效率的地方。

如果一味强调创新和产业升级，就会导致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从而使后者拖累前者；如果依然如从前那样一味依赖投资，就会导致进一步“粗放型”的盲目增长，而忽视质量和地区之间的平衡。

因此，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是行不通的，需要政府有所作为，但这种作为讲究技巧，既不能大包大揽又不能放手不管，如何恰到好处地参与和引导市场，恐怕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一是以具有活力的沿海地区和城市为主导，以创新和产业升级为主题的部分；二是以发展滞后的中西部和农村为基础，以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部分。对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产业，应该鼓励他们进行创新和产业的升级换代；而对那些比较落后的地区和行业，则应该通过传统的方式，如加大投资力度增强那里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其城市化进程。

原载《北大商业评论》第133期，201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