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1956—1978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独立运动和后发现代化潮流中

以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为标志，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新中国，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了社会主义社会。

党的八大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但是，实际上，从1956年党的八大到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再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又经过两年徘徊中前进，到1978年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全党全国人民才真正开始集中力量搞建设。这期间，我们经历了一段非常复杂和曲折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包括发生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等重大历史事件，也包括1960年开始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后，1962年又重提阶级斗争，以及接着开展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但正如党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的： “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准备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即使是在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虽然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但党和人民也在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当然，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就，如果没有这场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内乱，我们的事业会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对这段历史，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做了全面的、科学的分析和结论。

我们在这里要考察的是，从1956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所处的时代具有什么样的特点，以及这样的时代特点同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什么联系，或者说，时代变动的特点对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实践产生了什么样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

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直到60—70年代，整个世界出现了极其复杂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其一，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社会动荡，进而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分化，世界走向“冷战共处”；其二，帝国主义国家经济逐步复苏，但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占领或控制的殖民地爆发了汹涌澎湃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成为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而挣脱了殖民枷锁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和人民，很快就成为独立于美苏两极之间的第三世界；其三，第三世界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为改变长期殖民统治造成的贫穷落后面貌，开始了追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这一后发现代化潮流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一大亮点。

简言之，社会主义阵营一步一步分化，而民族独立运动和后发现代化潮流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的世界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中国，就处于这样的时代大潮之中。

第一，世界走向“冷战共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动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分化。

本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就非常复杂。一方面，美英帝国主义带头挑起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而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大批刚刚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极力维护世界和平，从全局看，世界出现了“冷战共处”的新局面；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高潮兴起，在全球出现了“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形势。但是，在冷战中，苏联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应对不得法，包括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中也存在一些弊端，比如权力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政治体制，不仅影响了苏联自身的健康发展，也给东欧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加上苏联对兄弟国家、兄弟党实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频频挥动“老子党”的“指挥棒”，再加上国际关系中存在一系列复杂因素，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出现了裂痕、动荡和分化。

“冷战共处”是毛泽东提出的新概念，也是毛泽东概括的战后国际格局和时代的特征。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会见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盟军指挥官、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的时候，纵论天下大势，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蒙哥马利首先发问： “请你给我讲一讲你对今天的世界局势有什么看法？ ”毛泽东回答： “国际局势很好，没有什么坏，无非是全世界反苏反华。”蒙哥马利说： “这是很坏的。”毛泽东说： “这是美国制造的，不坏。”经过一番讨论，毛泽东说： “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蒙哥马利说： “困难就在这里。在冷战中相处是困难的。”毛泽东接着论述了他关于“冷战共处”的重要思想。他说： “我们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是继续冷战，另一个是把冷战转为和平共处。”“冷战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坏的一面是它有可能转为热战。”“好的一面是有可能转为和平共处。”^[35]回顾战后的历史特别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在冷战格局结束之前，除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等几场美苏进行的局部战争，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热战，总体上世界处于“冷战共处”的格局中。

同“冷战共处”这一新特点相联系的，是这一时期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方发生了五件大事，导致战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分化，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

第一件大事，是苏共二十大上，当年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作了一个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因病去世。苏联共产党内围绕接班人问题经历了一系列变故后，由赫鲁晓夫接任党中央第一书记。1956年2月14—25日，苏共二十大召开。在24日大会结束后的晚上，赫鲁晓夫突然通知与会代表再次开会，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揭露了斯大林的种种错误和问题，把苏共党内存在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问题。这个报告尽管是“秘密报告”，苏共中央联络部在大会闭幕后的第二天才把这个报告向参加大会的中共代表团通报（并在口译一遍后就把稿子拿走了），但很快其内容就为外界获悉。3月10日，美国《纽约时报》详细发表了这个报告的内容，这在全世界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中产生了极大的震动。2月19日，共产国际“波兰委员会”成员苏、波、意、保、芬五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发表声明，指出1938年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当时关于敌对分子已经渗入波共领导队伍的指责而解散波共的决议是错误的。2月21日和3月27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机关报《自由人民报》也发表文章，为历史上被处分的党的领导人恢复名誉。保加利亚共产党也宣布为党的历史案件平反。接着，在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同日《共产党人》杂志发表列宁写给1923年1月党代表大会的信件（人们所说的“列宁的政治遗嘱”），并在全国开展了批判斯大林的活动，同时进行了大规模的历史错误平反工作。在历史上，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确实犯过瞎指挥等许多错误，所以对于苏共中央揭露和批判斯大林，毛泽东多次说过： “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斯大林的像，我们挂”^[36]。中共中央政治局还多次召开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重点讨论了怎么看待斯大林及其功过是非，并且决定把讨论的结果形成一篇文章，在1956 年4月5日《人民日报》上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题发表。这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发表独特意见，在国际上特别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产生了很大反响，受到一致好评。但是，实践证明，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不仅对全世界的反共浪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给一些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许多麻烦。

第二件大事，是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影响下，在波兰和匈牙利接连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苏共二十大以后，这些国家在批判斯大林错误的时候都出现了对苏共不满的民族主义情绪，出现了工人上街游行、闹事等社会动荡。但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的性质完全不同， “波兹南事件”是由工人群众和当地政府的矛盾引起的，波兰党中央尽管对苏共有意见，但并不反苏，而当时苏共中央认为这是反苏，准备对波兰动用武力。毛泽东获悉后连夜研究，向苏共明确表态，反对对波兰进行武装干涉；然后派出代表参加苏波中三角会谈，向双方劝和。 “匈牙利事件”发生后，那里的反革命势力发动暴乱，甚至在街头的电线杆上、树上吊死共产党员、公安人员和革命群众，匈牙利政府内部也发生了分裂，那里的共产党人面临着极大的压力，而苏共中央却想从匈牙利撤出原来的驻军。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怎么对待这个复杂问题。毛泽东指出，苏联在波兰问题上冒失决定派军队干涉波兰内政是错误的，而现在在匈牙利问题上又匆忙决定撤出驻匈的苏军，置匈牙利人民政权垮台于不顾，同样也是错误的。赫鲁晓夫一左一右的做法都不对头。^[37]根据毛泽东和政治局会议的意见，经过在莫斯科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反复做工作，最后赫鲁晓夫同意了中共的意见，应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要求，出兵平息了匈牙利反革命叛乱。事后，毛泽东多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两起事件的教训，决定再写一篇文章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苏共二十大以来出现的这些问题的基本观点，回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尖锐的一些问题。这篇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题的文章，几经修改，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公开发表后，国际影响比第一篇文章还要大。从“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中，既暴露出斯大林时期苏共没有处理好同兄弟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留下了许多深刻的矛盾和问题，又暴露出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共新领导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害十分严重。

第三件大事，是1957年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之际，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苏共二十大后，资本主义国家掀起反共浪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思想混乱，各国共产党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为了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科学地解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种种历史现象，正确对待形势发展中的新问题，加强世界范围内争取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斗争，经过磋商，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13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决定在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后，于1957年11月14—16日在莫斯科举行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有13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还有55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一共68个党。会议经过广泛充分协商，通过了两个文件，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签字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 （ 《莫斯科宣言》），另一个是由参加会议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签字的《和平宣言》。由于南斯拉夫共产党一开始就决定不在会议通过的《莫斯科宣言》上签字，所以在这个文件中签字的是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由于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国内还处于秘密状态，因此在公开发表的《和平宣言》中，签字的是64个党。中国党政代表团由毛泽东担任团长，提前到达莫斯科。之所以要提前去，主要是因为毛泽东和党中央看了苏共中央发来的文件初稿和二稿，感到有许多重大的原则性问题要提前讨论解决。经过面对面交换意见，决定中苏两党各出3个人负责文件的起草工作。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还同波兰、英国、法国、印度、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了相当深入的交谈，既了解各个党及其所在国家的情况，又阐述我们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观点，同时为开好会议、顺利通过文件，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对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做了大量细致的协调工作。这次会议虽然开得很成功，但同时暴露出由于苏共多年来奉行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做法，使得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裂痕已经很深。更重要的是，暴露出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问题上，在对待战争与和平关系问题上，在对待原子弹和核战争问题上，在党与党之间的和平共处问题上，在对待欧洲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问题上，在资本主义能否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上，各个共产党之间分歧很大，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这两个最大的共产党之间，分歧也很大。中共代表团不同意《莫斯科宣言》中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法，同时顾全大局，向苏共提出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强调暴力革命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普遍规律；对于《莫斯科宣言》中关于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及其个人崇拜的问题，中共代表团也表示了不同意见。苏共则认为，中共关于战争的观点是企图挑起美、苏两国军事冲突。这些裂痕和分歧如果不能管控好，就会导致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化。

第四件大事，是苏联无视中国的主权，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苏联和中国建立共同舰队，后来还提出派苏联的导弹部队或带导弹的轰炸机、歼击机到中国福建前线。建长波电台的理由是方便苏联核潜艇在太平洋活动，办法是中国和苏联各出一部分钱，共同建设、共同使用。其实，当年中国还没有核潜艇， “共同使用”实际上是一家使用。中国提出，钱不需要苏联出，由中国出，在中国建，归中国所有，苏联可以使用，但所有权归中国。建共同舰队起因是中国曾经希望苏联帮助中国建设海军，但苏联考虑的是他们的舰队到大西洋、太平洋活动不方便，建立共同舰队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利用中国海岸线。派导弹部队或带导弹的轰炸机、歼击机到中国福建前线，名义上是帮助中国防御美蒋反动派，实质上也是不顾中国的主权，借机控制中国。毛泽东和党中央从中认识到，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在国家关系、党际关系上搞的仍然是大国沙文主义、 “老子党”那一套，千方百计想控制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因此，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面对面吵了一架。后来的事实证明，长波电台事件、共同舰队事件等为中苏关系最后破裂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五件大事，是中苏意识形态论战。在莫斯科会议期间，尤其是在毛泽东和赫鲁晓夫话别时，毛泽东一再提醒苏共中央领导人，为维护国际共产主义大局，兄弟党之间有分歧不要公开化，不要在刊物上公开批评另一个党。但是，苏共方面不信守这个承诺，赫鲁晓夫不久就在一些场合特别是1959年1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一大上，不点名地批评攻击中国的内政；7月18日，又在中国共产党召开庐山会议期间，在波兰的波兹南公开发表演说，不指名地批评中国的人民公社。为避免分歧公开化，中国方面一直比较克制。1959年9月9日，苏联国家通讯社塔斯社在发表的苏联政府关于中国和印度边境冲突的声明中，不仅罔顾印度挑起这起冲突的事实，责怪中国，而且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世界面前。在赫鲁晓夫访华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同他摆事实、讲道理，但他不仅听不进，而且回去后，在1960年2月4日华沙条约组织国家首脑会议上，更加放肆地攻击中国和毛泽东。1960年4月，我们党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针对赫鲁晓夫的观点，阐述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等问题上的基本思想。文章没有引用苏共和赫鲁晓夫的话，只是公开点名批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表明中共中央既澄清是非，又维护中苏团结的愿望。

但是，苏共对我们的攻击并不因为我们的良好愿望而改变。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搞突然袭击，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攻，并且把双方的矛盾以吵架的形式完全公开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面前。随后，苏联宣布从中国撤走所有专家，撕毁全部合同，把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矛盾扩展到了国家关系上。接着，在莫斯科举行的81国共产党大会上，进一步挑起争论，组织苏联共产党围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副团长邓小平作了两次发言，以大量的事实驳斥了赫鲁晓夫的攻击，争取兄弟党的理解和支持。通过一轮又一轮斗争，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兄弟党协调努力，在苏共提供的文件中拔掉了反华的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的“钉子”，通过了一个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莫斯科声明》。但是，经过一段平静日子以后，1961年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再次挑起事端，把锋芒指向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还公开批判和苏共持有不同观点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是教条的斯大林主义，号召推翻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人霍查，并且拒绝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批评意见。参加会议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当场予以严厉批评与驳斥，并率代表团提前回国。1963年2月，两党决定停止公开论战，进行会谈；7月5日，邓小平率团去莫斯科会谈，双方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苏共代表团几乎把所有的恶毒语言都用尽了。而且，就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再次违反事先约定，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党会谈只好结束。从1963年到1964年，中苏两党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展开了公开大论战。中共中央先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和《关于中苏两党会谈的声明》，然后发表了著名的“九评”，即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在世界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毛泽东当年写下的两首诗词是对这场论战的生动描绘：

从这两首诗词中，我们可以注意到，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赫鲁晓夫只不过是“苍蝇”而已。历史就是这么巧，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因内外交困下台；而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同时刊登了这两个消息。

在赫鲁晓夫下台前，他曾决定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并且不协商、不准备就要行使他们的“指挥棒”。为了避免国际共产主义的分裂，中共中央曾建议推迟召开这个会议，做好准备再开。但是，苏共中央拒绝了中共中央的建议，同时也不顾许多党不同意、不参加这样的会议的表态，执意要采取所谓的“集体措施”。赫鲁晓夫下台后，1965年3月，苏共新领导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党的坚决反对，在莫斯科举行了只有19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参加的“协商会晤”。这就意味着，以莫斯科三月会议为标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思想上分歧发展到组织上分裂，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

1965年3月23日， 《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文章《评莫斯科三月会议》，谴责苏共的分裂行为。1966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表示中共不能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从此中苏两党便断绝了往来。

世界社会主义潮流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1945年到1955年这十年大发展，发展到1956年到1966年这十年大分化，两个“十年”大起大落，有许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我们在这里简要回顾的这段历史，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世界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时代大潮，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逆流而遭到破坏。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这场论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产生了复杂的影响。首先，这场论战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这些意识形态问题是要靠长期的实践才能解决的，当时双方都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38]。其次，这场论战也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苏共中央长期以来对兄弟党、兄弟国家奉行大国沙文主义，摆出“老子党”的架势，甚至无视兄弟国家的主权，同时又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和核讹诈，这是导致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受挫的重要原因。作为中苏意识形态论战当事人的邓小平，在两国恢复关系时说过： “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39]再次，在这场论战中，中国脱离了苏联阵营，在国际舞台上有了更自主更自由的活动空间，而不再为苏联那些不得人心的做法背黑锅。后来，恢复中美邦交关系、中国重返联合国，一直到苏东剧变时中国没有被卷进去，反而参与经济全球化，走上和平发展道路，都与此有关。最后，意识形态论战容易使认识和见解走向极端，总以为自己是最正确的，一旦错误的观点固化了，就会对实践产生负面的影响。我们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揭发“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等，同我们在论战中越来越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反修防修，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二，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

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要了解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时代大潮，由于没有经历过，所以缺少感性认识。那么，我们可以读一读《周恩来传（1898—1976）》，看一看我们的前辈经历了哪些事、做了哪些事。这样，比抽象讨论这个问题更好一点。

根据《周恩来传（1898—1976）》，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周恩来有两次时间长、访国多的重要外事出访活动。一次是1956年11 月18日到1957年2月5日，用近80天的时间访问了亚欧11国；一次是1963年12月13日到1964年3月1日，用近80天的时间出访亚非欧14国，主要是非洲10国。

第一次出访，时间在中苏意识形态公开论战前。原定访问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锡兰（今斯里兰卡）8国，后来应邀加了苏联、波兰、匈牙利3国。关于出访8国的目的，周恩来概括为三句话： “寻求友谊，寻求和平，寻求知识”^[40]。这些国家中，除了越南外，都是民族主义国家。中共中央认为，在世界分为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情况下，还存在第三种力量，这就是占世界人口大多数、主要聚居在亚非地区的民族主义国家。它们过去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现在独立了，或正在争取独立。周恩来说： “我们的政策要适应这种情况，必须有个战略部署。”^[41]这个战略部署就是：在加强社会主义各国团结的同时，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从国际战略的角度来考虑的。中共中央认为，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虽然与中国不同，但是，这些国家的历史遭遇同中国大致相同，它们的民族愿望同中国也大致相同，同它们确立睦邻友好关系，可以为中国正在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42]后来加访的苏联、波兰、匈牙利3国，主要原因是在“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后，苏联希望中国帮助苏联做做波兰和匈牙利的工作，缓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同苏联领导人会谈时，周恩来一再强调民族主义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属于第三个阵营，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争取更多的国家，推动反殖民主义斗争。特别是，他根据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指出民族主义国家“处在中间状态，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反对战争、要求和平、反对殖民主义、要求独立的斗争中可以做我们的朋友，成为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同盟军。但他们怕社会主义，怕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所以我们强调反对大国主义，使他们安心”^[43]。

第二次出访，时间在中苏意识形态公开论战开始后，世界殖民主义体系正在加速崩溃。周恩来首先访问非洲10国，包括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当时由埃及和叙利亚联合而成，后又分为两个国家）、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中间插访了阿尔巴尼亚。最后访问了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他出访非洲10国的目的，如他所说： “增进同非洲友好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加强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增加我们的知识，向非洲人民学习有益的东西”^[44]。在访问非洲的第一站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时，他面对阿拉伯国家人民激动地说： “世界大变了，中东大变了，非洲大变了，世界人民觉醒了”^[45]。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他还强调：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积极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因为“中国就是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枷锁下解放出来的国家。我们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有着共同的遭遇。因此我们就必然互相同情、互相支持。中国是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家，有义务支持那些正在取得胜利和将要取得胜利的国家”^[46]。这一路，他虚心听取这些国家元首的意见，不回避并耐心解释问题的由来和实质，满腔热情地支持民族主义国家的斗争和建设。

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和领悟到什么呢？

请看：在中苏意识形态论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后，一方面，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另一方面，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第三世界脱颖而出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抓住了这个重大的历史机遇，顺应帝国主义时代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时代大潮，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支持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斗争，在和平建设时期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因此，用当年的话来说：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需要强调的是，在当时，能否支持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能否和民族主义国家交朋友，能否认识到民族主义国家即第三世界的兴起是一个时代潮流，是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在时代问题上的重大分歧。在中苏意识形态论战的诸多问题中，涉及如何认识战后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在1963年7月6日到20日中苏两党会谈时，苏方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在第一次会谈时，就针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复信中提出的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及关于“亚非拉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等方面内容，指责中共中央“关于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对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事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论点，是根本错误的，是同马列主义相抵触的”；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中间地带”的观点， “贬低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矛盾的作用”， “是用对待地理问题的态度代替了对待社会问题的态度”^[47]。

苏共中央当时十分重视处理好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冷战的特点和需求，但是他们无视帝国主义时代更为基本的特点，即世界范围内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帝国主义）间的矛盾，看不到战后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解放的积极意义。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中，有一个亮点，这就是在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过程中， “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少数几个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48]。列宁十分重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斗争，认为他们占世界人口的70 %左右，对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按照列宁主义的思想，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事实上，中国革命和其他许多国家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都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生的，但又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最后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那么，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了的国家应该怎么对待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斗争呢？列宁也说了： “毫无疑问，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也应该帮助落后国家的劳动群众，只要各苏维埃共和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向这些群众伸出手来，并且能够支持他们，落后国家的发展就能够突破它们目前所处的阶段。”^[49]列宁关于殖民地和民族解放的理论深刻地揭示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将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实践证明了列宁这一思想的预见性和科学性。

毛泽东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局势变动实际出发，发展了列宁的这一重要思想。首先，他指出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高涨是战后的一个时代特点。早在1948年，他就强调： “如果说，十月革命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那末，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50]在1957年，他进一步明确指出： “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是亚非各国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51]。其次，他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积极支持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要支持民族主义国家。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就说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52]他还说，一些民族主义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但这种立场“有利于和平事业，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我们要“欢迎这些国家的这种中立的立场”，要“支持它们”^[53]。再次，他强调在国家关系上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必须平等相待。这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主张和基本的原则。毛泽东还说过： “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54]又次，他还指出，在冷战时期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争夺的主要是“中间地带”。毛泽东所说的“中间地带”，主要是亚非拉殖民地国家和刚刚挣脱了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国家，也包括美国要控制的欧洲等国家。这个观点是苏共中央所不理解，也是最反对的。毛泽东说： “帝国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很厉害的矛盾，但是，他们现在是假借反共产主义之名来争地盘。争什么地盘呢？争亚洲非洲十亿人口的地盘”。 “现在帝国主义争夺的主要场所是亚洲非洲。在这些地区都出现了民族独立运动。”^[55]当年许多重大事件，比如苏伊士运河事件、中东战争等都反映了美国争夺“中间地带”的特点。最后，他反复强调中国和发展中国家都是第三世界，全世界要建立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弥足珍贵，既继承了列宁关于殖民地和民族解放问题的基本思想，又从战后实际出发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

毛泽东关于战后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大判断，为战后的客观形势所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在前面已经涉及印度、埃及、阿尔及利亚等被压迫民族在战后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情况，其实，朝鲜、越南、蒙古和我们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经过人民民主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整个世界在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出现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时代潮流。这是中国共产党从1956年到1978年所处时代的时代新特点。

在这一时期，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不仅日益高涨、深入发展，而且通过六件大事，逐渐成为一股强大的时代性的世界力量。

第一件大事，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怎么处理新兴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亚洲民族独立后各国遇到的并为世界瞩目的大问题。1953年12月，中国和印度两国政府在北京举行会谈时，周恩来提出了处理中印关系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与和平共处的原则。经过会谈，双方同意将这五项原则写入会谈通过的文件中。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时，在中印、中缅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中，双方同意并共同倡导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在国际社会中获得广泛好评，为亚非国家之间友好合作奠定了基础，当年被称为“亚洲的宪章”。

第二件大事，是万隆会议的召开。战后，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迅猛发展，到50年代中期，亚非两洲已经有30多个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赢得独立。为了促进亚非新兴国家的友好合作和睦邻关系，南亚五国联合发起召开亚非会议。这是战后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事件。会议于1955年4月18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因此在历史上被称为万隆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29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共约340名代表。印度尼西亚总统在开幕词中指出：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 “这是世界历史上新的起点。”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帝国主义和西方殖民主义国家非常惧怕亚非国家的觉醒和团结，曾经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这次会议的召开。台湾特务还在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客机中放了定时炸弹，致使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11人遇难。会议召开后，有的发言影射攻击中国。参加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决定将原来的发言稿印发给与会代表，自己起草了一个补充发言。周恩来说：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并就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宗教信仰问题和所谓“颠覆活动”问题作了解答，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获得各国代表的赞扬。特别是周恩来提出的“求同存异”原则，成为各国代表普遍接受的会议方针，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会议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和《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及其提出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对促进世界和亚非人民团结、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增强各国人民友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1954年7月，印度支那三国和法国在日内瓦签订停战协议，结束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历史。之后，印度支那三国又进行了历时20多年的抗美救国战争。

第三件大事，是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许多新兴国家，遇到了在冷战中选边战的难题。它们既不愿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结盟，也不愿意和奉行大国沙文主义的苏联结盟。1956年7月，南斯拉夫、印度和埃及三国领导人就发起不结盟运动进行磋商。1961年9月1日，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25个不结盟国家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的宣言宣布，与会各国全力支持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各国人民，要求撤除设在别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消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同时，主张用和平共处来代替把世界划分为集团和冷战的政策。这一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不结盟运动已经作为一股独立的国际力量出现在世界舞台上。这次会议召开后，1964年10月在开罗举行的第二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通过了《和平和国际合作纲领》；1970年9月在卢萨卡举行的第三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通过了《关于不结盟和经济发展宣言》，把锋芒直接指向“超级大国”，并把斗争由政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1973年9月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第一次提出了“反对霸权”的口号。以后每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都会根据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提出它们的诉求和方针。因此，不结盟运动诞生后，影响越来越大，参加不结盟运动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到70年代中期已经有95个成员国，到80年代达到101个，到1995年第十一次首脑会议时，成员国已经达到113个，占世界国家总数的三分之二，在国际政治中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中国从1992年第十次首脑会议起，作为观察员参与它们的活动。事实上，不结盟运动反映了冷战格局下，在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大潮中，第三股国际力量的兴起。

第四件大事，是非洲的觉醒。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60年代末期，民族独立运动以暴风骤雨之势席卷整个非洲大陆。1955年万隆会议胜利召开，1956年埃及人民收回了苏伊士运河，以及阿尔及利亚和北非各国民族独立斗争的发展，促进了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广大非洲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首先是撒哈拉以南的黄金海岸（加纳），在万隆会议的鼓舞下奋起斗争，在1956年7月迫使英国同意它具有自治领地位；1957年3月6日宣布在英联邦内独立，并将国名由黄金海岸改为加纳；1960年7月1日，再次正式取消自治领地位，宣布成为英联邦内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撒哈拉以南的法属殖民地几内亚，也在1958年10月2日宣布独立，成立共和国。到1960年，撒哈拉以南就有17个国家取得了政治独立，因此这一年被人们称为“非洲年”。从1961年到1968年，非洲又有15个国家赢得民族独立。到60年代末，非洲已经有41个独立国家，非洲大陆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历史性巨变，长期统治非洲的英、法、比建立的殖民体系完全崩溃了。到70年代，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体系也随之崩溃。1975年，莫桑比克、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安哥拉先后宣告独立。经过这么一个民族独立大潮的洗礼，伴随着1980年津巴布韦和1990年纳米比亚宣布独立，整个非洲完成了非殖民化的历史任务。

第五件大事，是古巴革命的胜利和加勒比地区风暴。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拉丁美洲和亚洲、非洲一样，为摆脱美国的控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其中，最突出的是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但是，美国对古巴实行了长期的经济封锁，还断绝了与古巴的外交关系。1961年4月1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还组织雇佣军入侵古巴，但在著名的“吉隆滩战役”中雇佣军全军覆没，古巴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捍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随后，古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古巴革命的胜利，最大的意义是打破了美国对自己后院“一统天下”的局面，鼓励了拉美人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独裁统治的斗争。1964年，巴拿马人民为收复巴拿马运河的主权，同美国进行了反复较量，最后迫使美国在1977年同巴拿马政府签订了关于运河的新条约，废除了1903年的条约，取消了美国永久占领巴拿马运河区的特权。加勒比地区的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圭亚那、巴巴多斯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独立的。进入70年代后，在民族独立浪潮中还诞生了巴哈马、格林纳达、苏里南等一批新国家。加勒比地区风暴，是这个时代民族独立风起云涌发展新特点的鲜明体现。

第六件大事，是“三个世界”理论的形成。在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推动下，亚非拉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诞生，特别是在1955年万隆会议、1961年贝尔格莱德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影响下，一股既不属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不属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国家的世界力量崛起。它们把自己称为“第三世界”。1973年9月，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 “第三世界”这个概念被写进了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中。据有关专家考证， “第三世界”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的人口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在他1952年一篇题为《三个世界，一个星球》的文章中提出的。他指出，在两个对抗的世界，即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外，还有一个第三世界。他当时是借用法国大革命前的“第三等级”即一股“被忽略、待开发、具有革命潜力的力量”来描述“第三世界”的。^[56]不结盟国家把自己定义为“第三世界”，则表明自己已经是独立于美苏两大集团力量之外的第三种国际力量，而不是一股“被忽略、待开发、具有革命潜力的力量”。随着这个概念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重视，其内涵的研究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起初人们把不发达国家称为“第三世界”，后来由于人们认为“不发达”一词带有贬义而用“发展中”来取代。这样， “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这两个概念在国际政治中成为可以同等意义上使用的概念。后来，随着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结束，“第三世界”这个概念就完全被“发展中国家”这个概念所取代。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这个概念不仅在国际社会成为一个炫目的新概念，而且在众多政治家和学者的研究中成为一种国际政治的重要新理论。

特别是，毛泽东把他创造性地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同战后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中出现的新兴国家及其组成的“第三世界”新情况结合起来，提出了科学的“三个世界”理论。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57]。同年2月25日，他会见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时再次强调：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58]。1974年3月25日，毛泽东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还说过： “他们（两个超级大国）现在有点怕第三世界”^[59]。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论述，和国际上的“第三世界”概念相比，主要有两个特点：其一，不以集团政治划线。不结盟国家在提出“第三世界”时，指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之外的第三种国际力量，毛泽东则根据他的“中间地带”理论把西欧、日本同美国加以区别，把东欧同苏联加以区别，强调“第一世界”就是美国和苏联，而不是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和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其二，把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贯彻始终。不结盟国家提出的“第三世界”，包括南斯拉夫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印度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埃及这样的民族主义国家，已经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了，毛泽东把这一做法作为观察当今世界的一项重要原则，不以意识形态而以国家发展程度，即国家的穷富为基本标准，并附之以政治等其他标准来划线，把亚（除日本）非拉统一划为“第三世界”，尤其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后来，我们又进一步把全部“发展中国家”，包括“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都划为“第三世界”^[60]。根据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我们形成了依靠第三世界，团结第二世界，主要同两个超级大国展开斗争的“一条线”外交战略，并在这一外交战略指导下依靠和团结联合国的绝大多数会员国，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4年4月10日，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所作的大会发言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战略思想。后来，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思想理论成果。毛泽东的“三个世界”战略思想，包括他的“第三世界”理论，是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包括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殖民地和民族解放理论）研究战后国际关系变动最新情况得出的最新结论，反映了战后5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时代大潮变动的新特点，也是毛泽东晚年的重要思想理论成果。而这一理论完整形成并在联合国大会上向全世界展示之后，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也是战后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日益高涨、深入发展，并最终成为一股强大的时代性世界力量的最好归结。

关于1956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所处时代的重要特点，邓小平1974年4月10日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作了最权威的概括和总结。他说： “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下，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一系列亚非拉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在战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出现了社会帝国主义，现已不复存在。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也已四分五裂。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61]“无数事实说明，一切过高估计两霸力量，过低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真正有力量的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而是团结起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62]在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发展中国家即“第三世界”的问题上，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的争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中能够清醒地认识时代变动特点，而中国能够在这个时期“反华大合唱”的艰难局面下既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又广交朋友，既维护国家主权又努力发展自己（包括研制“两弹一星”、重返联合国等），也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顺应这样的时代大潮。

第三，后发现代化潮流兴起。

回眸20世纪50年代中叶到70年代的时代变动特点，同战后到50年代中期之前相比，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这股强劲的时代潮流，滚滚向前发展，最后形成了一批发展中国家，它们成为国际社会的第三种力量、 “第三世界”。这批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呈现出崭新的时代特点。这个特点，简单地说，就是“两个摆脱”。一是摆脱控制。这些从过去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民族主义国家，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十分珍惜民族独立的尊严和国家的主权，努力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中摆脱它们的控制。二是摆脱贫穷。这些在民族独立后建立起来的新兴国家，十分重视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千方百计发展民族经济，开始摆脱贫穷落后的现代化进军。无论是亚洲、非洲，还是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都努力发展经济，启动了强有力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拉美和亚洲一些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成为这一时期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是相对于早期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而言，并有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在现代化研究中被称为“后发现代化”。后发现代化又被称为“发展主义” “发展研究”。

最典型的，是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后，进入了以发展民族经济为中心的后发现代化历史阶段。巴西从6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1968年到1974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 %以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的“经济奇迹”，成为当年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同时，墨西哥经济也经历了相对快速的增长，从1950年至1973年，墨西哥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3.1 %的速度增长；制造业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1.5 %扩展至29.4 % ，使墨西哥从以生产农业和初级产品为主的农业国变成一个拥有较完整工业生产体系的新兴工业国。到70年代末，巴西、墨西哥、阿根廷三国的经济占整个拉美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加上智利后达到四分之三以上。

与此同时，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研究也引人注目。尽管拉美各国特别是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大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并不完全一样，而且在这些国家经常发生军事政变和政治变动，经济政策也相应地经常变化，但总的来讲，在二战后特别是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拉美国家提出的依附理论（the Dependency Theory）以及根据这一理论采取的政策影响很大。这一理论注意到，帝国主义国家所殖民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先后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建立了拥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但这些国家要么不发达，要么在经济上依然附属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于世界经济格局中这种现状的经济学解释，形成了以“依附”为主题的理论。这一理论由阿根廷学者劳尔·普雷维什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是一种依附与被依附、被剥削与剥削的关系。在世界经济领域中，存在着“中心”和“外围”的结构，即认为拉美国家落后的根源是“中心” （资本主义工业大国）与“外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不平等，是美国等“中心”国家对“外围”的霸权和剥削。这一理论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认为“中心”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有机构成高，工资水平接近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相反，在“外围”发展中国家中，资本有机构成低，工资水平往往也低，难以满足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在“外围”发展中国家中，工人的工资只能养活他自己而不能养活他的家庭，家庭的其他成员还要靠劳动维持自己的生存。这个理论认为， “外围”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是由处于“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固有矛盾引起的。这一理论一出现，就引起了人们高度的关注，同时也引出了一系列的争论，并在争论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发展理论、各种各样的后发现代化理论。可以说，它已经成为当代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流派中一种激进的学说。

根据这种理论，拉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拉美国家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政策。其要点包括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以促进本国工业化，制定发展规划以加强国家干预，实行地区经济一体化并改革国际经济秩序，执行出口多样化方针并积极利用外资，推进土地改革和吸收剩余劳动力等。在这样的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激励下，拉美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5.5 % ；国内生产总值从1960年的694亿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5 993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0年的340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1 500多美元。在这一阶段，拉美经济的发展速度不仅超过了亚非发展中国家，而且超过了除日本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

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一直面临着一系列的两难命题。在拉美经济快速发展中，这些国家常常遇到“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市场主导与政府干预、自由开放与自主发展、民主政治与社会稳定等一系列两难问题。特别是，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 000美元左右，就会出现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拉美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遇到这样的问题而又没有找到破解这一难题的正确道路，进入了十多年的停滞期。许多学者和政治家注意到，拉美经济由繁荣走向停滞，西方向它们推销的新自由主义起了很坏的作用。

我们在这里讨论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在发展中国家兴起的后发现代化，目的不是要研究拉美或亚洲“四小龙”在这个时期的发展经验。对于这个问题，许多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特别是长期从事现代化和后发现代化研究的学者，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我们在这里谈论这个问题，谈的也仅仅是一些皮毛。之所以要谈论这个问题，主要是考察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决策和这样的时代潮流有什么关系。

应该讲，我们党在1956年以后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对拉丁美洲和亚非各个国家在民族独立后探索现代化建设的具体情况不那么了解。在党的文献中讲到过民族独立后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任务是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但对于他们怎么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的情况了解不多。

同样，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进入社会主义前后长期重视经济建设，特别重视工业化和现代化，虽然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需要出发提出来的，但同样反映了时代大潮的要求。这是因为， “落后要挨打”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痛之处。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领导革命，始终有一个目标：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在中国革命的胜利越来越临近的时候，这个愿望越发强烈。只要读一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文件，特别是毛泽东在这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就可以体会到这一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又面临着如何协调好生产力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和矛盾的问题。因为，没有生产力革命，没有工业化，就没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而不进行社会革命，不改变生产关系，不解放人民群众，就不可能实现工业化。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共产党把这两个革命结合起来，制定了以工业化为“主体”，以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两翼”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个我们已经在前面讲了。但是，实际上，在社会主义改造推进的过程中，社会革命的速度快于工业化的速度。我们有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所需要的一定的工业化基础，但这个基础还很单薄。因此，毛泽东在宣布我们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党的八大预备会上，振聋发聩地提出中国会被“开除球籍”的问题。他说： “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 “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是四百多万吨… …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63]所以，我们党在当时确立了要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确立了要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后来，在1958年还领导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急于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犯了错误。如果放眼看世界，看民族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几乎各国都在极力发展自己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其中，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成功的也走了不少弯路。因此，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不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那些错误，当然是最好的，犯了也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经过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经验和教训的初步总结，毛泽东在读书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时候，建议在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加上了“国防现代化”。后来，党中央又根据中国的实际，把“农业现代化”列于“工业现代化”之前。在此基础上，党和政府形成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思想。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布了这一奋斗目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又重申了这个奋斗目标。应该讲，毛泽东表达的这种追赶发达国家的心愿，党和政府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同所有的民族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是一样的，反映了时代大潮的要求，无可厚非。我们的问题，主要是没有毫不动摇地把现代化建设作为中心工作贯彻始终，经济建设常常受到急于求成的主观愿望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等脱离实际的指导思想的冲击。

回顾总结1956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所处的时代背景，确实要比其他历史时间段要复杂得多。我们经历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分化的全过程，但这不是时代大潮的结果，而是时代逆流造成的恶果。我们同时经历了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和发展中国家成为“第三世界”的全过程，有幸的是，我们顺应和把握了这一时代大潮的要求，为中国在困难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我们也经历了民族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后发现代化的历史时期，一方面，我们在现代化实践中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错过了一个非常有利的现代化时机；另一方面，由于我们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战略思想符合时代潮流的要求，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