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敌人后方去

1937年7月7日，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标志性的日子。

这天晚上，日本军队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举行实弹演习。他们借口一名士兵失踪和遭到“非法射击”，提出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和中国守军必须撤出等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日军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第二十九军奋起抵抗。抗日战争从此开始了。

卢沟桥

日军进攻卢沟桥，标志着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日军在7月底占领北平和天津，接着以30万兵力向华北地区扩大进攻。8月13日，又把战火烧到了上海。他们自恃经济和军事实力大大超过中国，以为能够在短期内轻而易举地迫使中国屈服。

亡国的严重危机摆在中国人面前。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7月17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在庐山同蒋介石等继续谈判。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中国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1937年8月，国共双方达成将在西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等协议。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第八路军番号改为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第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全军编制4.5万多人。1937年9月，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辖23个县，人口约150万。

9月22日，在中共的催促下，国民党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告形成。

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和副总指挥彭德怀

盼望已久的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实现了，全国人民不能不为之激动万分。《呐喊》创刊号发表的一篇文章表达了当时人们的心情：“期待了六年了，这伟大的抗战现在毕竟展开在我们的眼前！看着飞机在天空翱翔，听着大炮在耳边轰响，我满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我的喜悦使我快要发狂。”

在那些日子里，中华民族蕴藏着的巨大力量迸发出来，人们以各种方式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去。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都纷纷投入抗日洪流。民族工商业资本家踊跃购买救国公债，为前线捐赠钱物，积极组织厂商内迁。华侨纷纷建立抗日救亡团体，进行抗日宣传，筹集现款物资，组织华侨青年回国参军参战。抗日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形成了，但国共两党在如何抗日的问题上一开始就存在着严重分歧，形成两条截然不同的抗战路线和两种不同的军事战略方针。

国民党实行的是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从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日军把国民党作为主要作战对象，国民党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国民党军队曾先后进行平津、淞沪、忻口、徐州以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再加上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正面战场的战局非常不利。从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仅1年零3个月的时间，日军即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夺取了中国人口稠密地区的大片领土。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手段极其残酷。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在1937年12月13日沦陷后，日军进行了长达6周的血腥屠杀，中国军民被杀害30多万人。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使整个南京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2014年12月13日，首次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举行

共产党实行的是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迅速开赴抗日前线。1937年11月上旬太原失守前，八路军主要是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以小部兵力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武装的工作。9月25日，第一一五师一部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首战告捷，一举歼灭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这一仗是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太原失陷后，华北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国民党军队从前线撤退下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则向日军占领地区大踏步地挺进，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

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必须建立和发展根据地，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1937年11月中旬，八路军三个师和山西新军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实行战略展开，同地方党组织相结合，建立抗日民主政权。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冀西阜平召开，经过民主选举，成立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这是敌后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抗日民主政权。

在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的同时，国共两党于1937年10月在南京达成协议，将留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下辖四个支队。全军共1.03万人。新四军成立后，陈毅、粟裕等部相继进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

随着敌后战场的开辟，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彻底破产。这时，“速胜论”甚嚣尘上，与此同时，“亡国论”仍有相当大的市场。为了系统回答这次中日战争的规律和前途，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这部鸿篇巨制。

《论持久战》分析了在这场战争中，中日双方各自的长处和短处，明确得出结论：中国不能速胜，但中国不会亡国，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论持久战》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其中，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论持久战》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论持久战》清晰而有说服力地描绘了抗日战争发展全过程的蓝图，回答了人们头脑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了毛泽东的科学预见。

按照持久战的方针，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日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余人。八路军发展到15.6万多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先后创建了华北的晋察冀、晋西北、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山东抗日根据地，华中的苏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

敌后游击战争最初是依托山区进行的。1938年冬，中共中央又做出战略决策：原山区的八路军向河北和山东的平原地区挺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新四军各部也利用山区和河湖港汊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同时，共产党人杨靖宇等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更加活跃起来，汉、满、朝鲜各民族的抗日战士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总后方是陕甘宁边区。边区政府由林伯渠任主席。这个总后方的巩固和建设，使中共中央能够顺利地指挥敌后战场的对日作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争，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艰苦战争。面对强大的日军，人民军队只有简陋的武器装备，没有来自后方的枪支弹药的接济；他们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地区，大多是穷乡僻壤，物质条件极其恶劣。然而，他们和当地群众结成血肉相连的关系，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在敌后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坚持和发展了抗日游击战争。

在领导敌后抗战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加强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先后成立了驻南京、武汉等地的办事处。中共主办的《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相继在汉口公开出版。1937年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成立。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担任政治部主管文化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厅长。

共产党人还参加了国民党召集的国民参政会。

中国共产党人从原来比较狭小的环境中走出来，得以同国民党统治区社会各界公开接触，广交朋友，开诚合作；还结识了不少国际友人，争取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同情。著名国际友人白求恩、柯棣华等便是在这时经武汉前往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

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

国共合作虽然实现了，但由于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国共两党间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中国共产党如何正确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关系，成为对抗战成败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性问题。

抗战一开始，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然而，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回国后，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抹杀国共两党的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

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从而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这次全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肯定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