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报馆和报人：形象与角色重塑

新闻纸者，诚民间所不可少者也。

——麦肯齐

一、新式出版与新报人

（一）传教士的报刊诉求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世界历史中，这是它以前从未经历过的”[1]。西方报纸和传教士相似，紧随西方对华政治上的成功出现于中国，这种强势姿态裹挟着工业时代的技术威力，披着先进文明的外衣。而在早期接触西方的中国人眼里，无论是坚船利炮还是西人主办的报刊，都可谓一种陌生的“洋务”。与上帝、民主、议会等西方思想相比，物化的西方器物，却有着更多魅力和导入空间。

作为具体而生动的个体，西方传教士戴着魔鬼与天使两种面具登上中国近代史舞台，他们既带来了现代医学、地理、化学、天文等近代科学，也担任过军事翻译、向导兼参谋（如郭士立[2]），提出过领事裁判权（马礼逊[3]）。对来华的传教士而言，传播宗教毫无疑问是首要诉求，经过与中国人的短暂接触，他们发现需要引入更加有效的传播方式，辅以科学技术的光环和实际利益，才能有效地吸引、说服中国人，近代报刊正是其重要手段。

令人瞠目结舌的南北方言成为传教士们选择报刊的主要动因，因为外来者发现，他们的宗教布施之旅难以突破众多方言瓶颈，只有书面汉语才是中国唯一的全国性沟通工具。此外，他们还敏锐地洞察到，此间能够阅读的人群多为士绅，后者据有这个国家实际的影响力和控制能力，因此用书面文字影响精英人群进而影响大众是个相当不错的传播策略。为此传教士们做了多种尝试，例如，广学会曾将1200份《万国公报》分送给杭州、南京、济南和北京的科举试场（一般为考试时场外赠送），该组织在1888—1900年共赠送各类书、刊304121册。[4]事实上，这一工作还把书籍和他们出版的新式报刊进行捆绑。广学会通常把翻译的文字首先在报刊连载，然后出版书籍，通过书、刊互相促进，大收其效。传教士们出版的报刊一开始也为中国书籍模样，不过和书籍相比，报刊定期、快速的出版频率和产品的轻便，显然更加有利于携带和分发。即便从经济效益上考量也是如此，毕竟“当时的印刷机非常昂贵，只能用来印刷报纸，而印刷书籍或者小册子只是额外的工作”[5]。

后世一般将英国人马礼逊在马六甲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年）称作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近代报刊，此时虽然其封面比附儒家传统，写有“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但尚是一份宗教刊物。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出版于广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年）却很快突破了宗教范围，科学、文化的内容比例超过宗教，开始设有新闻、言论专栏，其中的新闻或译自外报或选录自京报，这份中国本土的第一份中文外报和传统邸报相比，一开始就具备了近代报刊的面貌。

相形之下，此前中国的邸报运作于一个封闭的政治系统内，其文件传达性质的内容，带有明显的权力强制色彩，内容可视为一种告知、命令而非意见和讨论。此外中国古代“报刊”以从上至下的单向传播为主。如果以传媒形态、种类和流通渠道畅通与否作为区分标准，有学者形象地提出，中国古代的信息传播和报刊存在状态形成的是一种“丁”字形结构，主体是由历朝繁多的各类官方文报及其发达的传递体系结构而成。中国古代信息传播呈金字塔型的垂直式而不是公民社会那样水平式的流向。[6]在此信息流动体系中，民间小报获取信息，只能通过政府专门机构，报房依靠编印发行官方信息才能生存；近代新式报刊的出现，则很大程度上因社会公开交流信息而致，为西方启蒙运动与商业文化结合的产物，已具备现代报纸特点，如面向不特定公众的定期出版、社会信息横向交流、较为平等的反馈机制等。早期报刊研究者戈公振已认识到新式报刊的核心特征是“为公众刊行物”，“乃写与多数不定之人”[7]，并由此归结出近代报刊的首要特点——“公告性”，可谓切中肯綮。应该说中国近代新式报刊并非传统古代“报刊”发展而来。戈氏所谓“中国现代报刊之产生，均出自外人之手”[8]，或梁启超所称“通商以后，西国之报章形式，始入中国”[9]，以及《东方杂志》描述的“自通商互市以来各海口始设有报馆”[10]，均为历史实际。鸦片战争之前，新式报刊的出版者基本为西人特别是传教士，外人在华创办的外文报刊有17种，而中文报刊只有6种，且只有3种办在了中国境内。[11]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之败，中国人对包括传教士在内的西夷，虽并没有转变为正面评价，开放租界、允许传教多为无奈之举，但西方人的胜利和他们使用的各种器物，已经让中国各界人士的好奇与畏惧大为增加。中国人的务实理性传统之中，从来不乏学习心理，洋务运动和国人主办的报刊出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19世纪六七十年代，并非偶然。这种学习隐含了一种事实，即西方开始以一种“先进”的面貌被描述，虽然此时这种“先进”还没有动摇中国精英的文化信心，而更多地停留在器物层面。

（二）印刷技术：“先进”形象的基础力量

鸦片战争之后的来华西方人士，之所以不同于16—17世纪同样带来宗教和西方文化的外来者，在于此番宗教之外还伴有大量陌生“技器”，此时的西方已是经过工业革命洗礼的一个“先进”西方。印刷机作为外来陌生技器之一种，与那些先进却因战争而遭人讨厌的坚船利炮相比，无疑是个平和之物。中国自身的古典印刷、出版传统和对书面文字的偏爱，也使它更容易被欣赏和接受。

金属活字很早为中国所发明，但除了铜活字外并没有被广泛使用。中文报刊铅活字印刷时代始于1853年西人创刊的《遐迩贯珍》。至19世纪70年代前后，多数中文报刊采用铅活字印刷，此后中国古老的雕版印刷时代逐渐画上句号。手摇印刷机以及19世纪70年代后的煤气印刷机、石印技术，令机器技术在出版业大行其道，印刷速度大为提高。华文出版技术上的里程碑事件很多出自传教士。例如，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姜别利1860年后发明的电镀中文字模，成为中文铅活字上的一次革命。这种技术较之手工刻模，省工而清晰，以此制成铅字七种，分一到七号，称为“美华字”（俗称“宋字”）。此人还根据汉字使用频率，通过创新分类使得排字效率提高至少3倍。[12]上述技术和产品被大量出售到报馆和书局，此后几十年在中国广泛使用。先进技术的助推，不仅令印刷效率大为增加，如1890—1895年，美华书馆基督教书刊和书籍每年平均印刷量达40316350页[13]，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机器生产和技术展示，新式报刊的形象与西方技术联系起来，这成为西人报馆、报人“先进”形象的重要基础，为新式报刊出版的正当性做了社会心理“预热”。西式报刊与现代技术的联系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让国人印象深刻，这种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于直到民国三年公布的《报纸条例》中，还将报纸定义为“用机械或印刷及其他化学材料印刷之文字图画”[14]。西方报刊和传教士一样，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成功姿态，机器技术在其中大显威力。

从活动范围看，鸦片战争之前由于中国政府管制，传教士只能在广州附近从事出版活动，早期近代化报刊也因此集中在香港、澳门以及广州和南洋一带，影响可谓有限。随着此后西方列强接连发动的侵略战争和随之而至的开放条约，西方人将带有先进技术的办报活动拓展至上海和中国腹地。

（三）报刊、报人新形象

从1833年开始，传教士们开始将西方报纸究竟为何物的介绍，撰写在各种报刊上，传递给中国读者。这一年刚刚创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阴历十二月刊发了一篇名为《新闻纸略论》的文章，该报希望人们注意到报纸与杂志的区别，并介绍西方的“出版自由”和那里报纸的发展状况。

据统计，1834—1898年，各报刊发表的论述新闻学方面的文章，除了最早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篇，最多的为西人开办的《申报》12篇，以及《万国公报》8篇。[15]《申报》刊发时间集中在19世纪70年代。这些文章谈不上多么专业，更多的是一种介绍或者厘清，以便将自己与中国的旧报（邸报）加以区别。通过解释西方报馆的价值和功能，西方人重新描绘了新式报纸和报人的形象、地位。

在此方面，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政治诉求尤为明显。该报对近代中国精英影响颇大，晚清知识界风行一时的《泰西新史揽要》和《中东战纪本末》两书即首先在该报连载，随后单独发行。《万国公报》在长达28年内实际出版677册，其重要影响不仅在于传播新学和新思想，也通过实践传播了报馆和现代报刊理念。1892年，一名牧师将《自西俎东》2000部赠送给中国高级官员每人一部。[16]这部由德国传教士花之安所撰的著作最早亦连载于《万国公报》，其中介绍西方文化、教育，也包括新闻业。在1898年光绪订阅的129种西书中，此为第一种。《泰西新史揽要》[17]一书则在第六卷描述了英国变法，内有关于报馆免税的内容。该书第九卷撰文分析英国何以成为第一强国，报馆、电报赫然在列。这部著作称“英人既有举官之权，若不知国事何能措理，若不观新闻纸何能知国事，则新闻纸者，诚民间所不可少者也”[18]。从发行效果看，这些思想成功扩散于中国精英之中，因为该刊读者群处于中国上层，其中包括李鸿章、张之洞、孙家鼐等大员，清政府涉外中枢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是其订户，此外，读者中还包括王韬、孙中山等人。对此后戊戌变法的影响，《万国公报》非任何其他报刊可比。甲午战争期间，李提摩太称“对它的需求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在一个月之内，就必须重印”[19]，甲午战争以后发行量也居高不下[20]。在重庆活动的传教士利特尔在四川内地发现，那里的人都知道《万国公报》。有证据显示，在不少地区林乐知和李提摩太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21]

《万国公报》创刊后，“传教士将其所知悉之西方报业思想、知识与报刊体例，透过是报传播于中土，中国报业之现代化，于兹肇始”[22]。作为局外评论者，传教士报刊立场相对独立，在涉及科举、缠足、贫困差距等方面批评较为激烈，中国此后本土报纸的政论风格，程度不同地受其影响。曾经的报纸征文获奖作者康有为和作为李提摩太秘书的梁启超，很多思想来自《万国公报》。因此张朋园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领导下的维新派，其变法意识形态，多得自于传教士”[23]，主要指的就是该报。梁启超还把该报的一些文章列入他的《西学书目表》。作为直接的模仿，康梁不仅在甲午后首次参与办报，并且将第一份报刊取名为《万国公报》（随后更名为《中外记闻》）。[24]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西方在华报刊为强调与中国邸报的区别，很多自谓“新报”。西人报刊为此刻意在报名前冠以“新”字，以示突出。例如，《中外新报》《上海新报》《教会新报》等，著名的《申报》开始时全名亦为《申江新报》。何谓“新”报？《遐迩贯珍》第一次把邸报与西洋日报做了如下区分：前者只有上谕奏折，后者则内备“各种信息”，“且可达平常人家，遇有要事即可迅速传播至各方人士”，“泰西各国的这种常见之物，在中土却是‘向无所有’”[25]。

从教会报刊开始，除了描述报馆新的机构形象，西方人也塑造着一个全新的“报人”。例如，《教会新报》称：有泰西报纸常常议论国事遂使官场生畏[26]，《万国公报》则提醒编辑的独立性，以及主笔、报刊舆论在西方的权威形象。连载于《万国公报》的《泰西新史揽要》称，报馆“所延主笔更可得绝伦超群之名士”[27]。无独有偶，《申报》也以充满尊重的口吻描述英国报刊的主笔说：“虽无职位于朝而名贵一时，王公大人皆与之交。”[28]“新”报和来自西方出版的新形象、新知识，在塑造、传播上相当成功。李提摩太在北京发现，士人都在谈论连载于该报后出版的书籍，“把它叫作新学问”。

上述“塑造”显然影响了早期中国报人或洋务知识分子，如王韬、郑观应等人。郑氏在《盛世危言》中不无夸张地称“英国《泰晤士报》馆主笔者，皆归田之宰相名臣。”[29]王韬则称“西国之为日报主笔者，必精其选，非绝伦超群者，不得预备其列”，他描述英国《泰晤士报》的地位是“人仰之几如泰山北斗，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30]。如此报人，事实上变成颇具地位的权威人士模样，并与传统精英发生勾连，这为甲午后中国媒体精英的兴起，做了有效先导。

正如金耀基所言，“予中国文化以打击者实是经过了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之洗礼后的西方文化中其他的质素，如民主制度、基督教等皆因科技之突出而粘上光彩”[31]。随着中国与西方冲突的连续失败，这种“先进”形象已经不仅仅是作为印刷技术大规模产出的报刊，还包括报刊所载内容、参与办报的报人。此现象的背后乃是中国思想界和整个社会在近代形成的一股尊西崇新大潮，或称之为“新的崇拜”。罗志田认为，今天被译作“现代主义”（或近代主义）的英文“modernism”，开始时却译作“从新主义”，这“极具象征意义”[32]。这种影响非常深刻，以至于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摆脱不掉余英时所谓的“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圣神”[33]。甲午战事后，包括高级官员在内的很多体制内精英开始推崇作为新知识、新义理来源的西方。恭亲王曾率军机处公奏称，甲午“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34]。事实上，近代西学东渐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来知识承担华夏之“道”，成为近代中国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这大概不是那些导入近代报刊的传教士所能预见的。他们开始所着力的当然是宗教理念，围绕的只是一个西方的“天道”，不过正是对他们办报的模仿，中国报刊才走出了古代报纸的形态。此外，这还激发和初步训练了一批本土报刊人才，如王韬、黄胜、伍廷芳、陈蔼亭、沈毓桂、蔡尔康、高太痴等。

不过作为西学传播主体的传教士报刊，此后由盛转衰而淡出中国历史舞台中心，结束其历史作用。这一衰亡过程始于晚清，完成于20世纪20年代席卷全国的非基督教运动时期，伴随外国在华教会的逐渐边缘化，持续了近三十年。[35]

二、开启正当性：报刊如何帮助国家

（一）译报：办报的正统“回忆”

传教士导入近代报刊技术和出版形式，并将报馆、报人的形象、地位进行新的再造，但就中国内部而言，作为一种公开的民间表达而非体制内议论，报刊的兴起离不开“合法”地位的获取和实际活动空间的拓展。从这个角度考察，不难发现新式报刊的正当性很大程度上为官方自身开启，其动因根植于早期对外部世界的不安和“洋务”的自强需求，这可上溯到第一次鸦片战争。

作为近代较具世界视野的官员，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时已经注意到，“夷人刊印之新闻纸”将广东事与该国事互相传递，“互相知照”[36]。他将翻译自新闻报刊的译稿统称为“澳门新闻纸”（指翻译采用的原刊在澳门出版）[37]，认为这种“新闻纸”是探访夷情的重要手段，甚至将之视为制敌之术，称翻译之后“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38]。毫无疑问，林则徐这样的官员不可能将报刊视为大众媒体，新闻纸即“内地之塘报也”的看法也明确显示了他对西方报刊的认识，来自传统邸报框架。林所看重的是报刊之中的“情报”，目的是“发挥报刊传播信息的功能和舆论的功能来推动自己的事业，只是以情报的观点来利用报刊”[39]。尽管如此，《澳门新闻纸》还是经常被认为是第一份国人所办报刊，由于以翻译的“译报”面貌出现，因此带有服务本国政治、军事和外交目的，即日后王韬所言强国之需的知己知彼：“采录海外事，凡土地之广狭，风俗之强弱，技艺之良桔，言之纂详，必随事随时译而录之者，盖即孙子所谓知己知彼之意”[40]。因林则徐的身份和自强诉求，这种“传统”不能不抹上浓重的官方色彩。早期译报活动随着林的政治命运而暂时中断，但日后开明官员和致力于改革的知识精英在“回忆”本土新式报纸时，一再追忆到林则徐，并且将译报作为起点，将办报视为一种有益国家的改革措施。例如，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称：“中国自林文忠公督广时，始求得外国新闻纸而读之，遂知洋务”[41]，并由此描述中国报刊的开端：“乙未（1895年2月—1896年2月）以后，志士文人，创开报馆，广译洋报，参与博议”，“始于沪上，流衍于各省”[42]。康有为在保国会演讲中称：“暨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始译洋报，为讲求外国情形之始。”[43]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直接指出，“林则徐乃创译西报，实为变法之萌芽”[44]。这种“回忆”或指认，无疑对报刊在中国的诞生、发展，赋予了很大正当性，持续影响着早期报刊参与者。《时务报》兴起时，总经理汪康年最初的设想也是以译报为重点，他在1898年《国闻报》刊登的启事中称：“康年与诸人同议，知非广译东西文各报，无以通彼此之邮，非指陈利病，辨别同异，无以酌折旧之中，乃议设时务报馆于上海。”[45]汪氏还在“中国公会”章程草案中，写下了计划“附刊于译报之后，如款项稍充，则会报宜别行，专报会中事务”[46]。梁启超刊发在《时务报》的人生第一篇论述报馆功能的文章，首先提及“广译五洲近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眢井以议天地矣”。

译报以通中西、知夷务之名，成为中国近代报刊正当化的一个源头，办报得以被合法描述。早期传教士报刊虽然影响巨大，但对高级官员林则徐首创和译报助国的强调，或者说“建构”，可谓意味深长。它指认了官方的支持或默许，包括译西报在内的各项翻译工作也一直获得政府支持，并在甲午后获得最高统治阶层的明确肯定。1898年8月，梁启超关于鼓励编译，设立编译学堂（上海）的构想得到上谕批准，考核合格者由此可以“准其作为学生出生，至书籍报纸，一律免税”[47]。

对官方来说，译报无疑存在一个很现实的缺陷，即只将信息从西方向中国传播，而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如果从官方角度观察中国近代报刊史，人们可以发现，开明官员从林则徐到张之洞以及之后更晚近的熊希龄，均有各种办报构想。张之洞希望在“外侮日亟，事变日多”的时局下，报纸可以将中国和东西洋各国的“爱恶攻取，深谋诡计”，互相攻发驳辩，中国可以“兼听而豫防之”，此为“天下之至便也”[48]；熊希龄曾有过办一个“环球报”的构想，未果后改为支持外交官王慕陶创办远东通信社[49]，试图代表中国政府发声，李盛铎[50]以及南北洋东三省总督都是这个新闻机构的重要支持者和赞助人。[51]上述行动的一个重要动机仍是了解、应对西方。诉求相当具体，如获取海外军政信息等。随着现代外交体系逐步建立，官方还希望报刊在外交上代表中国发声，反击国际对华不利舆论。

（二）作为“洋务”的报刊

中国早期报人、报刊的出现，并非对西方的简单模仿，而是有着强烈的务实理性和现实诉求。新式报刊作为一种带有先进印刷技术的外来事物，某种意义上当然可视为一种特殊的“洋务”，国人办报也由此可视为洋务运动在文化生产领域的延伸。它既是知晓洋务的渠道，办报本身也是一种新式“洋务”活动。早期报业的缘起，中国不同于西方的一大特征，是后者首先起源于商业贸易需求，前者则更多基于“救亡”和“自强”背景，来自“自强”意识的萌发。[52]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更多的是给予打击，“那么对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下一代的人来说，西方却成为仿效的榜样，以便更好地加强中国的实力来对付西方”[53]。译报的正当性和将报刊作为“知夷”工具，显示了新式报刊、报人兴起的一个内部视角。

与此对应，第一批将“师夷长技以制夷”在新闻领域落实的人，正是一些“睁开眼看世界”的读书人[54]，他们是中国近代报纸最早的一批创办者，背后所勾连的是一批洋务运动推动者。此时的洋务派官员、知识人和新兴绅商通过西方技术、思想紧密联系为一体，共同构成了西式技术的热衷者。一些报刊参与者与官方关系密切，如后来担任李鸿章幕府的伍廷芳曾为英文《刺报》翻译；日后出任驻外总领事的《华字日报》承办人陈霭廷曾在《德臣报》“任译著之事”[55]；容闳1874年创办的《汇报》（News Collector ），招商局总办唐景星为幕后大股东。因此，这段时期国人所办报刊常被称为“洋务派报刊”。[56]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陈旭麓称：“人们多注意1840年的时代意义，实际上1860年同样是一个重要年份，就社会观念的新陈代谢来说，它比1840年具有更加明显的标志意义。”[57]随后，西方文明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突然介入中国人的生活。通商条约城市成为西学传播的重要基地，少数中国人开始主动寻求西学或通过合译形式参与西学传播，其中包括官员，不过就介入报刊来说，这一兴趣主要集中在口岸知识分子和接近洋务派的文人。直到甲午之前，中国虽一再面临西方冲击，并为此被迫签订若干不平等条约，但政府高层和底层民众总体上并无强烈的危机意识，危机意识主要萌发于洋务派幕府和口岸知识分子，他们觉察到此番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外来者，并非历史上“华夷之辨”中的那些所谓“野蛮人”，而是拥有先进器物和自身文化，前者已在战争中得到血淋淋的证明，这不得不让一些知识人在思考坚船利炮之外，考量其背后运作的制度和“文明”。在此探索学习中，西人新式报刊作为一种超越邸报的上下沟通工具，很自然地，成为值得尝试的模仿对象。

当然，此时这种思考仍多少带有怀疑和犹豫，并无深入展开的社会土壤，没有得到传统科举精英圈的全面反应。事实上，甲午之前的早期报人被描述为混迹报坛的“买办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改良派、洋务派知识分子等。相比之下，柯文用“早期改革者”来界定这些早期报人，更富有解释力。“实际上所有的沿海改革者都积极参与了创办中国近代报刊。”[58]在早期开放的城市中接触西人和他们的文化，不少人直接在外国人主办的报纸中工作。除了洋务派文人和接近西人的旧式文人，留学人员也成为早期报刊参与者，因此林语堂称，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报纸在几个海归学者的领导下开始兴盛起来，他们是伍廷芳和容闳”[59]。不过这种说法并不公平，实际上办报行动在不少口岸城市各自开花，除了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等均可看到办报尝试，只是香港更具言论自由环境。

上述报刊首先是西式技术和“洋务”的鼓吹者。人们注意到，科技内容一直是早期中文报刊的核心内容之一，对西方传教士报刊而言，科技不仅是展示西方先进文明的一种手段，也与他们对宗教与科学的理解有关。此时受到19世纪“常识哲学”[60]影响，很多传教士相信人们可在理性的引导下想象上帝的存在，受此影响的著名传教士丁韪良在《天道溯源直解》中称，“万物的理，没有不用心追求的。何况那造物主的主宰，人生的始终，焉有不更讲究真确的呢？”[61]西人报刊传播的科学理念，对近代中国精英影响深远，如谭嗣同在其著名的《仁学》里，用“以太”来解释“气”和物质不灭，这个19世纪的物理学名词即来自傅兰雅的译书[62]。

早期报刊的另一个期待，是成为政治“自强”的有效工具。王韬将西来新闻纸这一工具的价值道破：“原夫日报之设创自泰西各国，固所以广见闻、通上下，碑利弊灼然无或奎蔽，实有裨于国计民生者也。”[63]当1870年2月王韬结束欧洲之旅返回香港，对西方已有近距离观察的他不久创办了《循环日报》，公开主张“师夷长技”。

通过报刊传播新知、借以自强的思维一直延续到戊戌维新前后，报刊与救国自强的联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这无疑有助于早期报人获取行动的正当性。对试图变革的官员来说，由于报刊被认为博闻开风气，可以“知病”，指出朝政问题所在，这符合他们改善政治之需。比如，在张之洞看来，官员对很多问题“即知之，亦不敢尽言之”，而报刊则可发挥独特优势，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如外交）做到“昌言而无忌”[64]。这种观念并非罕见，而是日益为更多政治精英接受。戊戌变法期间，瑞洵所上“遍设报馆”提议，得到谕旨批注称“报馆之设，原期开风气而扩见闻”[65]，显示官方对报馆的认知，与推动国家和社会改良相联系。可惜由于官方改革一直难以深入政治制度层面，本土报纸的独立批判功能并没有得到真正呈现，直到甲午之后政治改革启动之初，“维新派所热衷的‘时务’‘知新’‘国闻’‘湘学报’等，从报名看也没有溢出‘新知’的边界”[66]。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自强运动的延伸，早期报人经常有反击西方的诉求，郑观应、王韬、陈炽、陈霭廷等人程度不一地论及外报的不公正与偏见，所谓“诋毁当轴、荧惑视听”，并将这一点归入自办报刊的缘由之中。一些早期本土报刊与西人主办的《申报》还发生了最早的笔战，这正与洋务运动背后的诉求暗和，即学习和模仿是为了对抗与反制。将报刊作为一种富强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工具，亦是如此。对此，曾编辑过《上海新报》的著名传教士傅兰雅深谙其道，日后他如此评价中国的洋务运动和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改革：“唯一目的并不是为了启蒙中国，而是帮助中国了解外国人的一些情况，以便能成功地与他们斗争，最后把他们全部驱逐出境。”[67]

三、公共讨论与批评——《申报》的示范

从《六合丛谈》开始，关涉时局和变法的讨论已在西人主办的报刊出现。1870年，《万国公报》的前身《教会新报》连续发表了赫德的《局外旁观》、威妥玛的《新议论略》，均讨论了中国变法问题。[68]《万国公报》更是成为公认的维新改革启蒙报刊。对于出版更多非宗教内容的趋势，即使从宗教本身也可以得到合理解释，即李提摩太所言：“政治与真正的宗教就是无法分开的。”[69]他反对用神圣和世俗的区别划分上帝创下的人类事务，担任天津《时报》主笔时他一年内写了两百多篇社论，很多涉及时政，后来部分编辑成《时事新论》一书于1895年通过上海广学会出版。

不过，就讨论的公共性、日常性以及影响而言，报刊舆论力量和批评监督角色的呈现主要来自《申报》，正是这份报纸让中国人初步意识到包括官方决策在内的一切问题，皆可以用公开的方式进行社会讨论，而非昔日传统政治下的单向下达或命令。

《申报》的公共舆论能力，首先奠定在内容的广泛性和读者的大众化之上，这让它拥有了史无前例的读者群和介入日常公众生活的能力。《申报》有意识地将自己与传统中国旧报刊区别，强调自己的“新”，重要体现就是内容的宽泛和民间化。在回顾自身历史的一篇文章中，该报描述说，“中国昔年只有邸抄（邸报），并无报纸”，“只涉朝政，不涉细事（民间的事情）”[70]。正是这些民间细事，让《申报》迅速拥有大众读者群，令报纸出版后在市民中反应热烈。此前的《上海新报》（1861年）、《六合丛谈》（1857年）等诞生虽早，但范围却限于少数知识精英。《申报》则从1872年创刊时的销量600份，迅速猛增到3年后的6000份（日销），数年后的1877年达近万份。[71]此外，该报于1876年创办白话文《民报》副刊，以半个铜板的低廉价格使读者人群抵达底层工匠和手工业者，因此说这张报纸走进上海周边的千家万户并不夸张。该报1887年刊发了一篇自信的宣传文章《论本报之销路》，描述了自己如何为大众喜爱。文章称：“余尝闻之售报人言，皆谓阅报之人市肆最多”，而诸店调查为何喜欢阅读《申报》的答案是，“《申报》文理不求高深，担欲浅显，令个人一阅而即知之。购一《申报》，全店传观，多则数十人，少则十数人，能识字即能阅读。既可多知事务，又可学演文墨”[72]。

与此同时，《申报》将报道范围拓展至国家政治层面，从一开始即宣称“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73]。值得注意的是，1879年后所谓“清流”崛起于中国官场，无意中给了《申报》更多机会，后者得以设置和引发众多热门“议政”话题，并因此“形成体制内言路和体制外言路的交汇，使大批学士、大夫关注《申报》并成为其读者群”[74]。到了1890年前后，很多上海士绅已养成了按日买阅《申报》的习惯。从国家大事、世界时局到天气、物价，《申报》全面“培养”读者对自己的依赖，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传媒效果。

虽说自创刊起，《申报》也对旧式文人骚客的“竹枝词”大力刊发，成为其寓教于乐的一个内容，不过这显然并非报纸全貌，而只是内容“产品”之一。作为一个综合报纸，该报从内容至广告，以花样众多、涉及广泛著称。但成功核心在于大规模的新闻报道和全面介入社会生活的报刊讨论，讨论围绕公众关心的话题展开，获得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这种方针从创刊伊始即有明确意识，而非偶然行为。《申报》创刊首月，就有如下言论：《拟易大桥为公桥议》《拟建水池议》《团练议》《治河议》《拟请禁女堂倌议》等。[75]很明显，上述言论不仅涉及社会热点话题，且很多讨论无法避免地将矛头指向当局。事实上这已试图将幕后的官方政治决策引向公开化。此外，《申报》一批引人关注的报道有力地挑战了旧有政治制度（司法），官员们不久就发现，他们已无法忽视这个报纸的报道和观点。在著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事件中，“已透露出申报等大媒体所形成的公共舆论，如何挑战官府的判决，而官方的权威，官方的意识形态等，也都广泛地受到这一类公共舆论的新挑战”[76]。在此过程中，报馆、报人已在悄然建构着自身的“势力”。可以说，《申报》通过日常新闻的报道和言论，打开了真正的中国报刊讨论空间与习惯。

对民众而言，《申报》所形成的“体制外言路”，其中的大胆报道和议论，带有一种权利暗示：包括官方政治在内，一切皆可以讨论、参与甚至反对，渠道就是新式印刷媒体。由于报刊讨论发生于传统控制力之外，并且以代表民众的面貌出现，官方很多时候也不得不加以回应。《申报》批评产生的效果不久即已显露，如针对工部局建造公家花园只向外侨开放而禁止华人入园，当1885年11月8名知名华商致函工部局要求解除这一禁令时，《申报》特别刊发了专论予以支持，批评工部局此举“与公家两字最有矛盾”，质问公园的创立和日常管理、修葺等经费“皆出自西人乎？抑出自华人乎？”[77]在报刊舆论和华商的共同压力下，工部局终于让步，在1886年5月解除禁令，对华人开放。

与《循环日报》等其他早期报刊不同，《申报》的讨论和批评，最大的力量在于其“日常性”和聚合了巨大的读者群。显然，那些看似琐碎的日常新闻报道无不带有报人的“选择”和价值评价，所展开讨论的题材和结论事实上为社会设置了议题。这当然首先是一种商业上的成功，但不能不说同时是一种自身势力构建意义上的成功。《申报》开启的这种现代媒体功能，远非古代“报刊”所能承载，对中国报刊从旧入新时的功能、角色再造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近代报刊舆论崛起过程中，可以说《申报》扮演了重要的示范或“暗示”之用。对于该报是否构建了早期的公共空间虽然尚有争议，但《申报》上的讨论，催生了报刊作为公共批评的“新”角色，报刊由此也日益多了一种“权力”的面貌，则是事实。而这一切发生于体制之外，对中国传统政治而言可谓史无前例，对民众而言这是他们所陌生的一种力量，不过从此之后，读者头脑世界中的“大事”和判断，日益与报刊发生关系。

报刊讨论空间的生成，带有很大的自发性和偶然性，由于《万国公报》《申报》等皆发育于中国官方控制力不及的租界，且为西方人主办，因此讨论的展开是在官方无意识或控制范围之外，凭借舆论自身的传播规律和上海市民阶层的崛起，这一讨论得以迅速成长，渐入主流生活，显示其在新型都市生活中的强大社会需求。值得注意的是，《申报》的成功在于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阶层对它在文化上的接受，而非单独依赖治外法权，官员们并非对这份报纸普遍怀有敌意。[78]这份报纸毕竟在中国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版面和文字迎合了中国人的胃口，并自谓为“华人之耳目”[79]。通过分析《申报》撰述的文章，有研究者认为对早期报人“借报端以发抒抑郁”，对“国计民生，漠不关心”的叙述失实。“如果把梁启超的办报时间作为界线，来论定报纸的优劣和报人品质的好坏，显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80]此时《申报》一批具有秀才身份的报人，虽没有日后梁启超等人的影响力，但也并非想象中那么落魄潦倒。他们和王韬一起，事实上已经在19世纪70年代开启了中国报刊的体制外批评。与后期的革命派激进报人相比，《申报》的言论显得稳重甚至偏保守，这也是该报讨论和批评得以常态化进行的一个原因。

《申报》上的批判和讨论，为中国公众展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奇妙世界：可以目睹不同意见的生成和博弈，那似乎是一个一切皆可讨论的纸上世界，是罗伯特·达尔所说的每个人都会以某种方式被卷入政治体系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意味着对国家政治论证、判断的形式本身，开始了重大改变。在此过程中，报人通过手中之笔拥有了一种传统政治体系之外的舆论力量。中国报刊政治讨论的正当性、合法性，以这种日常出版的方式悄然启动，可谓波澜不惊，却收惊心动魄之效。此后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常在“中外新闻”栏内较固定地刊发“论说”，并大体维持每天一篇的做法，就是积极借鉴和效法作为“上海版”模式重要代表的《申报》的结果。[81]

就扩散范围而言，近代上海报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全国化视野与影响，这种全国意识并非始于甲午之后的《时务报》。《申报》地处华洋杂处、信息发达、人员流动的上海，1887年已在北京、天津、南京、武昌、广州、重庆、香港、济南、长沙等全国32个地区驻有“访员”，主要读者不仅包括上海，也分布于江、浙等中国知识精英集中的地区，其示范和影响力绝非仅限于上海。上海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地位，很大程度上来自报刊舆论，到戊戌变法时期更是如此。《时务报》所附英文标题：The Chinese progress，显示了它的雄心绝不在上海本地。“《时务报》及其他维新报刊宣传的成功，塑造了上海作为全国政治宣传中心的形象。”[82]此后无论数量、质量还是影响力，上海都是中国最重要的舆论策源地，印刷业也成为上海最早一批产业工人的来源地。这一切的发生，《申报》功不可没。

四、余论

人们为什么喜欢打开报纸去观看那些已经发生的事实，如同儿童喜欢喋喋不休地描述其一天的事情或“人们喜欢看熟悉场景和人物的小说或电影”？对此，麦克卢汉的回答是：“因为对理性的人来说，在新的物质形态中看见或认出自己的经验，是一种无需代价的生活雅兴。”[83]这是他所谓理解媒介的关键。晚清新式报刊的出现却更加让人兴奋，其引人之处除了这种“再现”，更在于人们处在一个巨大的国家和消息封闭的政治制度下，报刊披露给普通人过去难以获悉之事，并提供一个可以讨论的渠道。可以想象，这给了那些第一次接触的人以怎样的兴奋和启发。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之后称：“专制之国家，最恶报馆，此不独中国惟然，而中国尤甚者也。”[84]报刊之所以吸引知识精英进入其中，这一切的发生需将其置于近代中国背景之下。由此，后来者方能更好地理解这一行业及其从业者的社会形象、功能所发生的改变。报人正当性与社会形象的变迁同步演进，互相促进的背后，推动力量固然很大程度来自西方新式报刊的导入和示范，却脱离不了中国人“自强”的社会心理与实际需求。

早期来华传教士以及创办《申报》这样商业报刊的西方人，直接目的当然并非推动中国现代报刊出现，进而推动政治改革，而是宗教或商业利益。不过客观上却帮助中国完成了从古代“报刊”到近代化的转身，并塑造了一个新的报人形象。19世纪来华的西方人士多少经历了西方报刊实践和新闻自由理念的洗礼，他们的报纸从一开始就大异于中国古代“报刊”，均将新闻报道或言论置于主要位置。此外，西人习惯于以民间、社会立场，在报纸上展开政治话题，大胆提出批评，在其看来此为报刊角色或价值的应有之意。当发现这些观念为中国所无，他们强调先进的报刊形象以及报人的社会地位，不仅可使自己的报刊传播更容易获得影响，更可通过报刊便捷地导入各种新知识、思想，影响中国知识精英。激发后者的思想与西方接轨，这无疑最终有利于西方人的在华事业，无论宗教还是商业。因此，在进入中国不久，《万国公报》等即展开了系列思想启蒙，很快他们的目的已不满足于通过报刊传播宗教，而是改变社会面貌，甚至希望中国在政治上展开改革，从一个自负的腐朽的帝国，走向他们所希望的文明开化。

如果说早期传教士报刊议政影响有限，《申报》则展示了报刊作为现代大众媒体施加影响的能力。从传播效应看，后者彰显了一种长期的社会效果，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由于通过一个商业报刊的日常报道来进行，因此并未触发中国官方的敏感，《申报》悄然建构起了一个体制外的舆论势力。当它的政治批评日益增多特别是涉及中国政府、官员时，依托巨大的读者群和影响力，从而历史性地展示了报刊批判、监督的功能。与此同时，由于引入介绍诸多西方政治观念[85]，《申报》部分承担了早期公共启蒙职能。

无法否认，西方报刊在华展开的政治讨论和批判，离不开租界和西方强势政治或治外法权的保护，《申报》甚至被认为是当时远东地区最为自由的报纸，如果失去这些屏障，这些报纸新的形象和功能将失去发挥的空间和持续的影响力。从这一点来说，西方示范者从一开始带来中国本土之外的政治理念，它影响着早期中国报人，此后，王韬、梁启超等人头脑中所潜伏的政论基因与此有关。当然，早期报人除了认知西方报刊，也从中开掘符合中国政治的正当性因素，以匹配内心的传统政治抱负，从学习夷情、军务到习新知、开社会风气，莫不如此。这种认识由于林则徐等官员的加入，更加具有合法性。早期中国报纸能够被视为“强国”而非批判的工具，正是在此背景之下，早期报人和官方对报纸均有襄助政府沟通社会的期待。[86]无论是否身在体制，几乎没有人将报纸视为一种反抗的工具，当报纸政治参与的功能在甲午后彰显并突出疏离、批判的一面，才得到官方管制意义上的重视。

一直到辛亥革命之前，国人办报虽然经历诸多挫折，但大体上一直可以“生存”。在此过程中，公众生活和政治思维方式悄然发生变化，却难以觉察，毕竟早期读者和当局对报刊的各种功能以及如何控制，均所知甚少。在不知不觉之中，报馆和报人的地位随着他们建构的舆论日益强大，言论的性质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体制外的报人在投身报界之后，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可以作为一个政论家，进而成为政治家报人或所谓报刊意见领袖，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式“精英”。

注释

[1] 此时，“清王朝虽已清楚地展现出王朝衰败时种种常见的特征，但是这种传统性衰微的意义，比起儒家王朝观念（而不是皇族）的衰败，就相形见绌了”。（〔美〕魏斐德著，王小荷译：《大门口的陌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页）

[2] 又译郭实腊等，他是少有的被马克思点名批评的西方来华传教士。

[3] 马礼逊曾任职于英国驻华使团和东印度公司。

[4] 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9页。

[5] 林语堂著，王海、何洪亮主译：《中国新闻舆论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8页。

[6] 这种“丁”字形结构，丁字上面一横代表统治集团内部的信息传递，通过各级政府机构一个个节点的层层扩展，治理信息由中央政府一个点金字塔般地扩散到统治机器的每个部件；丁字中间的一竖是中央政府政令教化之类的信息纵向对民间的传递。这两方面格外发达，有一整套严格的制度和完备的设施加以保障，因为这是维系一个庞大帝国正常运行所必不可少的。丁字下面的勾是民间自发的信息传播，包括明清的报房。（参见李斯颐未刊书稿。另参见〔日〕和田洋一：《新闻学概论》，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第20～23页）

[7]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8～9页。

[8]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73页。

[9] 《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梁启超全集》，第477页。

[10] 《论政府拟设检报局》，《东方杂志》，1905年第2卷第1期。

[11] 方汉奇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第271页。

[12] 姜别利分出常用、备用和罕用三大类，使用一种元宝式子架。（参见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第96～97页）

[13] 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第103页。

[14]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2页。

[15] 参见李秀云：《中国新闻学术史》，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17～23页。另据研究，《申报》为18篇。（参见马光仁：《〈申报〉与新闻学研究》，《新闻大学》，2009年第2期）

[16] 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第154页。

[17] 在报纸连载后，《泰西新史揽要》1895年正式出版即告洛阳纸贵，出版达3万部。1898年增加普通版，初印5000本，在两学期内就卖出4000本，以至于全国四处都是盗版翻版，屡禁不止。据称在杭州有6种翻版，到了1898年四川多达19种翻版。（参见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第159页）

[18] 〔英〕麦肯齐著，〔英〕李提摩太、蔡乐康译：《泰西新史揽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89页。

[19] 〔英〕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0页。

[20] 1896年期印约4000本，次年增至每期5000本，1898年至1900年，全年总销数分别为3.84万册、3.92万册和3.62万册，戊戌政变后数量有所下降，到1902年以后开始回升，年均销数约四五万册。（参见王林：《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第43～44页）

[21] 传教士伍德反映，1899年他去江苏北部的一些地方，那些地方从来没有传教士去过，却发现几乎所有村庄都有广学会出版的书本，那里的老百姓对他很好，熟悉广学会出版的一些书刊。（参见《广学会年报》第十三次（1900年），转引自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第166页）

[22] 参见赖光临：《中国新闻传播史》，台湾三民书局，1983年。

[23] 张朋园：《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98页。

[24] 《中外记闻》发行方式甚至也一度模仿《万国公报》的赠送方式，瞄准那些富有影响力的人群：梁启超每天撰写一篇言论，每天一张，随着京报发行渠道送到各个官宅。

[25] 沈国威、内田庆市、松浦章编著：《遐迩贯珍》，第714～715页，转引自黄旦：《媒介就是知识：中国现代报刊思想的源起》，《学术月刊》，2011年第12期。

[26] 《新报之速》，《教会新报》，第2473页，转引自黄旦：《媒介就是知识：中国现代报刊思想的源起》。

[27] 〔英〕麦肯齐著，〔英〕李提摩太、蔡乐康译：《泰西新史揽要》，第155页。

[28] 《英国新报之盛行》，《申报》，1873年2月18日。

[29] 郑观应：《盛世危言》，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42页。

[30] 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弢园文录外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9页。

[31] 金耀基：《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第108页。

[32]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3页。

[33] 《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余英时文集》第七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4页。

[34] 窦宗仪：《李鸿章年（日）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304页。

[35] 非基督教运动发生于1922年至1927年，后期又和国民革命运动交汇。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表面上是对外来宗教的批判，基督教同中国社会的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教会出版物也随之失去了对中国世俗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只能在社会下层作为传道工具存在。（参见李斯颐：《新闻事业发展史纲》（拟）未刊书稿）

[36] 《答奕将军防御粤省六条》，《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页。

[37] 《中国丛报》《广州纪录报》等本在广州刊发，不过在林则徐整顿海防期间短暂迁址至澳门。

[38] 《答奕将军防御粤省六条》，《林则徐书简》，第44页。

[39]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58页。

[40] 《日报有裨于时政论》，《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转引自夏业才：《王韬的近代舆论意识和〈循环日报〉的创办》，《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以下《循环日报》转引同。

[41] 张之洞著，李忠兴评注：《劝学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31～132页。

[42] 张之洞著，李忠兴评注：《劝学篇》，第131页。

[43] 康有为：《三月廿七保国会上演讲辞》，《戊戌变法》（4），第408页。

[44] 《戊戌政变记》，《梁启超全集》，第191页。

[45]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中华书局，2007年，第51页。

[46]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40页。

[47] 《戊戌政变记》，《梁启超全集》，第199页。

[48] 张之洞著，李忠兴评注：《劝学篇》，第131～132页。

[49] 远东通信社为目前所知中国第一家总部设于海外和首家向海外发稿的通信社，于1909年3-4月间以私人名义出面，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创办远东通信社。在比利时首都、俄国首都电局以英文挂号登记为EX-ORIENT。王慕陶，字侃叔，湖北宜昌人，生卒年不详，初任民政部额外委员，1905年充驻日使馆三等参赞，后任驻比利时使馆随员。与维新派和革命派都有渊源关系。1902年，中国教育会在上海正式成立，蔡元培当选为事务长，王慕陶被举为干事。

[50] 李盛铎为1898年与康有为发起成立保国会的晚清重臣，后为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

[51] 王慕陶称“所有开办经费均系自行筹集，并由前出使大臣李盛铎及南北洋东三省总督暗中资助”。（汪诒年编：《汪穰卿先生传记遗文》卷四，文海出版社，1938年，第189～196页）

[52] 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1页。

[53] 〔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132页。

[54] 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3页。

[55]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2页。

[56] 参见许正林：《中国新闻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9页。

[57]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第109页。

[58] 〔美〕柯文著，雷颐、罗检秋译：《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3页。

[59] 林语堂著，王海、何洪亮主译：《中国新闻舆论史》，第69页。

[60] 这种哲学源于苏格兰，18—19世纪流行于欧洲以及传播到美国不少大学和神学院中，核心观念之一是知识来自客体本身，而非理念和对世界的想象。而这些“常识”来自主宰自然的全能的上帝。丁韪良介绍和推广电力、化学等科学常识，与利玛窦借助科学向中国传教不同，后者的自然神学来自阿奎那，而丁韪良则受到这种常识哲学的影响，当然其中也有借助科学化解中国崇迷信的意图。

[61] 《天道溯源直解》为《天道溯原》序言，无具体出版日期，汉口、上海等基督教圣教书会印制。（转引自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2页）《天道溯原》来自丁氏在宁波长老教会所做的系列讲道，该书在基督教传华百周年纪念会之前（1907年），被调查选为中文书籍“最好的单行本”。

[62] 即《治心免病法》。傅兰雅邀请谭嗣同1893年访问上海的格致书院，回答了后者诸多科学问题。谭嗣同与李提摩太等其他西方传教士多有接触，并受其影响。

[63] 《倡设日报小引》，《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64] 张之洞著，李忠兴评注：《劝学篇》，132页。

[65] 《戊戌政变记》，《梁启超全集》，第205页。

[66] 黄旦：《媒介就是知识：中国现代报刊思想的源起》，《学术月刊》，2011年第12期。

[67] 转引自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第306页。

[68] 熊月之、袁燮铭：《上海通史（第3卷）：晚清政治》，第162～163页。

[69] 江文汉：《广学会是怎样一个机构》，《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0年，第22～24页。另参见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第222页。

[70] 《本报第一万号议》，《申报》，1901年2月24日。另参见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49页。

[71] 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第63页。

[72] 《申报》，1877年2月10日，转引自周武、吴桂龙：《上海通史（第5卷）：晚清社会》，第390页。

[73] 《本馆告白》，《申报》，同治十一年农历四月三十日。

[74] 王维江：《“清流”与〈申报〉》，《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

[75] 周武、吴桂龙：《上海通史（第5卷）：晚清社会》，第389页。

[76]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学》（台），2003年第14卷第4期。

[77] 《申报》，1885年12月5日。

[78] 〔德〕瓦格纳著，李必璋译：《〈申报〉的危机：1878—1879年〈申报〉与郭嵩焘之间的冲突和国际环境》，《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286～305页。另外，瓦格纳在分析外国社区在中国公共空间发展中的作用时认为，中国政府试图将外国人的活动限制在经济领域，而维持其在印刷出版信息方面的垄断。Wagner R G.The role of the foreign community in the Chinese public sphere.The China Quarterly，1995，142：423-443.

[79] 《申报》，1872年12月13日。另外“外国人只在幕后指挥，很少公开出面”。（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第42页）

[80] 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第16～17页。

[81] 萧永宏：《〈循环日报〉之版面设置及其演变探微——附及近代早期港、沪华文报纸间的影响》，《新闻大学》，2011年第1期。

[82] 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第76页。

[83]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增订评注本）》，第241页。

[84] 《戊戌政变记》，《梁启超全集》，第198页。

[85] 如1887年的《论西国自由之理相爱之情》，被认为是现在所看到的晚清对西方自由概念的最早具体介绍。其中提道“国中有大事，必集官绅而讨论”。（《申报》，1887年10月2日，参见熊月之：《晚清几个政治词汇的翻译与使用》，《史林》，1999年第1期）

[86] 即使在稍晚时候参与报刊的精英人物，很多人具有政府背景，如严复、汪康年、叶瀚等，他们熟悉建言的套路，也显示了地方军政要员对报刊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