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与两汉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帝制政权，在很多方面，它们都是一个具有连续性的新历史阶段的突破式起点。学界对于秦汉政权有多种常用界定，如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统一多民族国家、王朝等，每一种界定有着不同的理论背景，分别强调其某些方面的属性。在诸种界定中，帝国也是较为常用的一种。作为一个政治学术语，帝国指一种规模巨大的复杂政治体，从古代帝国到近代殖民帝国，所指范围非常宽泛。秦汉以后的中国，符合艾森斯塔德所说的中央集权的“历史官僚帝国”（Historical Bureaucratic Empires）的主要特征：第一，尊奉世袭的具有传统-神圣合法性的最高政治领袖，他拥有对统治事务的最高决断权；第二，最高统治者依靠发达的官僚机构实现对广土众民的理性行政，这些官僚在全国范围内选拔，而非世袭贵族；第三，通过有效的地方行政制度，保证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管理，从而有别于封建制。^[1]在艾氏所列之外，历史官僚帝国还应具备一般帝国的基本特质，即统治着具有多元文化及族群属性的人群，并且宣称超出实际势力范围的普世统治权，因此在一定条件下表现出向外扩张的倾向。^[2]中国历史上的很多王朝都具有上述特征，而这种类型政治体的基本模式，无疑奠定于秦汉时期。在此意义上，我认为将秦汉国家称为帝国是贴切的。而如上一章所论，秦汉时期华夏和帝国出现了密切的对应关系，可以称为华夏帝国。经过这一时期数百年，华夏与帝国的结合变得牢不可破，秦汉制度既已成为东亚地区高级政治体的典范，而变身华夏也已成为建立秦汉式帝国的内在要求，这一点在汉唐之间表现尤其明显。

在此意义上，秦汉帝国的疆域范围，便是华夏活动以及华夏化进程可能发生的场所。本书所说的帝国的疆域，指的是受中央支配的郡国制（包括中央分封的诸侯国，不包括名义上册封的“外臣”）覆盖的地域。秦汉帝国前期向四方的扩张，拓展了帝国的疆域，同时显示出华夏及其帝国的扩张难以推进之处即其一时的极限所在，以及未来可能的突破口。本章即试图探讨秦汉华夏帝国疆域扩张的极限和制约因素，进而分析其未来突破的方向，以期对理解汉唐之间华夏和华夏化的问题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