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什么时代,反对派对新发生的风习的批判,似乎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他们自己名之为三省录型的,也就是以江户期最为有力的节俭这一社会道德律为基础的一派。承认这种看法的人现在仍然很多,而且其尺度不知何时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例如,禁止使用绸布,曾有过将使用绸布作为罪行处罚的时代。即便这尚算有其一理,但还有像限制大米消费那样,在某些情况下曾以法令强制实行的。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今日甘于此者已逐渐减少。也就是说,在不知不觉中,这些规则都因新与旧的妥协而被修订过了。

其二,若以一言蔽之,可谓之为美学性的,也就是慨叹趣味低下的审视派,无疑是与前者站在正好相反的一方。来自这两方面的攻击是相当令人难受且强烈的,但今天的生活改善论者之流,又反过来勇敢而积极地对上面两种武器进行反利用,主张对旧时风不可不作变革。这正如顺风扬帆、顺流而下之时再加上马达一般,对手已经没有置喙的余地,成功来得轻而易举,也是理所当然之事。因为,如果从审美的角度看也是现在的更好,从经济的角度看也是现在的做法更有利的话,旧时风论者也就没有继续反对的根据了。

但实际的成效,并非如理论所说的那样。多种方案竞相推进,这样那样的变化甚是激烈,都市生活因此而变得杂乱无章。仅就衣服一例加以考察,若在火车电车等多人同乘之时,以及其他多人聚集之处,从头发到鞋子、衣带、外套,几乎都有不可能归入目录的种类。当然,若要说这是有趣的时代也未尝不可。所谓二重三重的生活,拥有着将无聊这个可怕的恶魔从我们单调的生活中赶走的效力。但是,至少这种一无定见的状态,并不能将大多数国民带往平和安稳的世界。整体上来看,今日的生活改善运动,尽管其志向总体而言是认真的,但却被外界冷酷地评价为不过是玩票而已、任性随意的空想而已。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这种批评到底是不是不当和不友善的呢?首先要有具备资格对其进行判断的人,因此我对今天的听众深感期待。

现在,假令世间若干所谓有识阶级,也就是智德之士加入其中,让具有尝试新方案新方法的有财力的人们,以自己的生活作为标准,进行某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衣食住的形式变革,然而却怠于计算这些变革对其余一万人中的九千九百人是否适用,将会如何?即便其终日信口自夸,逢人便反复自我宣传,罗列优点,也很可能以与时代变迁毫无交涉而终。这些“变革”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没有适用性。在中国的历史中,东晋的惠帝被认为是古今少有的昏君。某年天下发生大饥馑,臣下奏报万民乏谷之时,他答道:没有米吗?那么食肉糜也可(何不食肉糜)。然而实在不好意思,无论什么时代,似乎妇人当中总有少数像上述晋惠帝之流的人。[3]

虽然品行很好但却不去思考世事的人,确是有的。妇人本来这样就可以了,这样也是好太太,而外人看来也认为这样理所当然。但像今天这样,即使是男人也没有为公共事务担忧的时间与精力,不得不投身于纯粹的个人生活之中,我们无论如何也必须要有能够为天下万民从方方面面展开思考的贤妻良母。最近数十年间的新改良意见中,也有很多让人着实觉得只有女性才会想到的提案。但是,其中大部分是以自己狭小的家庭内部的苦涩经验,或者是痛切的观察为基础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对穷人没有用的。与少数笃志之士的家庭的愉快相比,这里我们首先必须要致力的,是极为众多的人的幸福。西洋也曾经有过富于慈善心的夫人,每周一次乘着两匹马拉的马车派发小额银币的事,日本过去在节约方面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例如,以废物利用为名,将旧书页编织起来做成夏天用的坐垫,再让女佣拿到柿漆铺去涂上柿漆,并且由于认为做这件事所消耗的自己的劳动力是免费的,所以坐垫造价很低。但是如果要将这个教给陋巷里靠在家工作谋生的主妇,可以肯定会被对方以一句“这太傻了”就拒绝了。我想,现在应该已经没有这类生活改善法了,但是偶尔还会有与此稍微有点近似的例子,应该被称为松下禅尼[4]式乃至青砥藤纲[5]式的善意仍然为人所赞赏,因而其道难行,社会改良不受信任,即使细心柔情的人们充满世间,国家仍然困恼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