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研究

中国边疆学：新气象、新思想与新路径

——基于第四届中国边疆学论坛的述评 ^[1]

王卓朱晶进 ^[2]

摘要：科学构建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正确认识中国和平发展的周边因素，努力实现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是目前我国政界和学界都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以第四届中国边疆学论坛为重要标志，中国边疆学界已基本形成一支人数众多、力量雄厚、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队伍；边疆学得以集中各类资源进行专题性科研攻关，国家对边疆研究课题的资助显著增加。当代中国边疆研究，有机结合了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关注中国边疆的安全、稳定与发展；着力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治国先治边、治边先稳藏”的重要论述；着力分析“海洋强国”和“陆海统筹”的战略思想；聚焦“一带一路”倡议在泛欧亚空间的深度互动范式，呈现了新气象，产生了新思想，展开了新路径。

关键词：中国边疆学边疆研究边疆治理边疆史地

中国西部边疆是民族宗教文化多样性突出的大国利益交汇区域，疆线绵长、邻国众多、地域辽阔、资源富集、文化独特，从安全、规模、资源、战略、影响力等方面，既拱卫着国家的核心区域，为国家提供安全屏障和战略纵深，又是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地理空间，对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具有根本性的影响。西部边疆是我国打击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的前沿阵地，是维护民族和睦、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文化安全的复杂地带，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亚欧大陆桥”“上合组织”“东盟共同体”“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战略要地，在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如何构建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 ^[3]、正确认识中国的周边因素、实现边疆长治久安，是我国学界和政界面临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2016年10月21～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和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以下简称“西部边疆中心”）主办的“第四届中国边疆学论坛”在成都召开，本届论坛以“中国现代化与边疆安全发展”为主题，来自国内外60余家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1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届论坛，并就中国边疆学的理论建设与学科建构、治边的历史镜鉴和当代经验、边疆的传统安全及非传统安全等主题展开广泛研讨，呈现了中国边疆学的新气象，产生了新思想，展开了新路径。

一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建构历程

中国边疆学萌芽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兴起的西北史地研究，勃兴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边政学”浪潮，复兴于当代“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机遇。由于世界各国边疆的产生和类型复杂多样且变化无常，因此，“真正拥有边疆并需要创建理论体系来满足实践需要的国家只是一部分”，必须限定边疆学所属的国家范畴。^[4]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边疆学已基本形成一支人数众多、力量雄厚、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队伍。2001年以来，中国边疆学进入新的繁荣时期。云南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设立“边疆学”二级学科，招收博士、硕士研究生，为中国边疆学的发展培养后备力量。与此同时，相关学术机构、科研项目、学术成果相继问世，学术会议和论坛陆续召开，它们为中国边疆学学科建构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是中国边疆学学术机构相继建立。2015年5月29日，“中国边疆智库合作发展座谈会”在北京举办，已有30多年历史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此次会上宣布更名为“中国边疆研究所”，邢广程出任所长。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王伟光向中国边疆研究所提出了“建设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边疆研究新型高端智库”^[5]的期望。2015年9月28日，云南省第九届社会科学学术年会“‘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社会文化互动”在昆明举办，同时宣布成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边疆学专业委员会。早在2012年12月28日，由四川大学牵头，联合西藏大学、新疆大学、云南大学以及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民族发展研究所共同组建的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在北京揭牌成立，成为国内少有的协同多家机构开展边疆研究的新型智库。

目前，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在内，我国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已至少设立了14家边疆学学术机构，包括：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大学中国陆地边疆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军事科学院国家边海防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延边大学东北边疆历史与社会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西北师范大学中国西北边疆政治与治理研究中心、南京大学边疆与民族研究中心、兰州大学中国边疆安全与发展研究中心、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国家图书馆中国边疆文献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学研究中心等。这些机构有各自不同的专业领域和研究优势，构成了中国边疆学的学术网络，成为中国边疆学研究者的智库平台、发展依托平台和专业人才的培养平台。

在第四届中国边疆学论坛上，各有关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对本机构的现状与发展规划向与会代表做了说明。云南大学罗群指出，由于云南地理区位的重要性，云南大学90多年来一直是中国边疆学研究的重镇。四川大学罗中枢指出，目前中国边疆研究的机制体制尚难以就西部边疆重大突出事件、反恐与维稳以及安全与发展战略提供及时有效的综合应对之策，尚不能适应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的迫切需要，尚不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顺畅地交流。因此，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以“协同、聚才、研究、咨政、育人、启民和交往”为目标，期望服务于边疆稳定发展、国家安全战略、西部周边睦邻友好及“一带一路”建设。

二是边疆研究项目国家立项显著增加。在近几年边疆学学术机构相继成立的背景下，边疆学得以集中各类资源进行专题性科研攻关，国家对边疆研究课题的资助也在逐年上升。以“边疆”“民族”两个关键词检索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2013年至2016年一般项目立项数，可以发现：首先，民族问题研究是边疆学研究的重中之重。2013年“边疆”“民族”主题项目立项数191个，其中“民族问题研究”项目立项数81个，占比42.4%；2016年“边疆”“民族”主题项目立项数247个，其中“民族问题研究”项目立项数126个，占比51.0%。我国边疆地区与民族聚居地区在空间上的高度重合是边疆学研究这一特点的重要成因。其次，边疆学学科交叉性、综合性特征十分明显，边疆学研究项目涉及学科非常广泛。总的来看，以“边疆”“民族”为主题的边疆学研究项目分布在除教育学、艺术学和军事学3个单列学科以外的23个学科中，尽管“民族问题研究”在所有“边疆”“民族”主题项目中占比接近一半，但“边疆”“民族”主题的边疆学研究项目在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立项数也不容小觑（见表1）。

表1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边疆”“民族”项目学科分布情况

表1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边疆”“民族”项目学科分布情况-续表

三是边疆学研究与学科史回溯成果累累。当代中国边疆学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地理学等多学科进行交叉综合研究，深化了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发展。当代中国边疆研究将历史与现实、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关注中国边疆的安全、稳定与发展；着力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治国先治边、治边先稳藏”的重要论述；着力分析“海洋强国”和“陆海统筹”的战略思想；聚焦“一带一路”倡议在泛欧亚空间的深度互动范式。

目前，涉及边疆研究的学术成果散见于各类哲学社会科学期刊、集刊和专著之中。国内以边疆为主题的学术期刊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和《边疆经济与文化》两种，以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的“中国边疆学研究”专栏、《四川大学学报》的“西部边疆研究”专栏、《宗教学研究》的“民族宗教与西部边疆研究”专栏。国内各相关边疆学学术机构自办集刊或定期出版以书代刊的论文集，据不完全统计有10种以上，如：《中国边疆学》《西北民族论丛》《西南边疆民族研究》《西部发展研究》《西部发展评论》《华西边疆评论》《中国边疆安全研究》《边疆考古研究》《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等。

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定期出版的学术集刊《中国边疆学》，截至2018年12月已出版9辑。该集刊经历了转载本所研究人员已发表论文到如今汇集全国各机构优秀学人高水平原创论文的发展过程，引用率逐年提高，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期刊之外的另一个成果展示的高端平台。四川大学定期出版的《西部发展研究》，截至2018年12月已出版10期，且已经收录进中国知网检索系统。

另外，“中国边疆研究文库”（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中国边疆治理丛书”（湖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中国边疆研究丛书”（人民出版社）、“争夺战略新边疆丛书”（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国边疆通史丛书”（中州古籍出版社）、“中国边疆民族考古文库”（文物出版社）以及中国社科院牵头的“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新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北部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西藏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等系列出版计划、重点科研项目在几年之内已是硕果累累，为边疆学的系统研究成果的公开发表提供了专著形式的“绿色通道”，表明已有相当数量的出版基金正在为边疆学学科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在第四届中国边疆学论坛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党委书记朱晓明介绍了新近出版的《西藏通史》的编写过程。该书梳理了西藏地方历史的发展脉络，通过回顾西藏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凸显西藏改革开放的实践特色，破解了西藏发展的制约因素，展示了西藏新的历史起点。黑龙江大学霍明琨分析了傅斯年《东北史纲》和金毓黼《东北通史》两本东北史书的著述缘起、撰述内容、研究方法、成书经历的差异，认为二人虽在史书编纂的目的、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但都有深切的爱国情怀和史家责任，驳斥了日本学者所谓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妄说。

在学科史总结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的《中国近代史与边疆史地学科前沿研究报告（2010—201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厉声、李国强主编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综述》（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和马大正撰著的《当代中国边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等3部专著，不仅梳理了近几年边疆学的最新成果，更向前回溯，为边疆学学科厘清了一条从古至今的传承之路。

从专题论文看，陈崇仁等的《当代中国边疆与边疆治理研究综述》（《哈尔滨学院学报》2014年第12期）、朱尖等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现状分析——基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88—2013年）的计量统计》（《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3期）、马大正的《新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对中国边疆学构筑的探索》（《中国边疆学》第3辑，第315～349页）、冯建勇的《中国边疆研究的路径选择与话语构建——2014年度中国边疆理论研究述评》（《中国边疆学》第4辑，第249～265页）、王江成的《21世纪以来中国的边疆治理研究》（《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翟国强的《近五年的中国西南边疆研究（2011—2015）》（《中国边疆学》第5辑，第271～299页）等，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梳理了多个时段、基于多元地域的边疆学研究成果，成为边疆学学术前沿的航标。

此外，伴随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当前，国内四川大学、云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科院、兰州大学、黑龙江东北数字出版传媒公司等边疆研究和传媒机构建立了10个以上微信公众号，用于展示当代边疆研究成果，传递边疆研究动态。

四是边疆学学术会议频频举办。各类边疆学学术会议是边疆学人才的汇聚之地，也是边疆学学科思想碰撞的公共空间。以2011年的“中国疆域理论学术研讨会”（中国社科院、陕西师范大学）和“21世纪的中国边疆治理与发展”（云南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两次边疆研究专题研讨会为始，自2012年起，边疆研究研讨会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连续性上都可圈可点，特别是以中国社科院、四川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为首，创立了“中国边疆学论坛”等4个综合性的边疆学学术会议品牌，^[6]显示出中国边疆学学科的逐步成熟。

中国社科院牵头的“中国边疆学论坛”迄今已举办5届，内蒙古社科院、陕西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参与联办；同样是中国社科院牵头的“中国边疆研究青年学者论坛”迄今也已举办5届，华东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参与联办；中央民族大学牵头的“中国边疆理论创新与发展论坛”迄今已举办3届；四川大学牵头的“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研讨会”迄今已举办5届，西藏大学参与联办。^[7]

以2016年为例，除上述综合性学术会议之外，据不完全统计，还有至少11场与边疆研究直接相关的专题研讨会在各地召开，包括：中国社科院主办的“治国理政与马克思主义边疆研究”研讨会、云南大学主办的“中华民族建设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讨会、四川大学主办的“中国边疆研究与历史书写”研讨会 ^[8]和“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研讨会、云南民族大学主办的“中国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多语文化教育发展”研讨会和“跨学科视野下的边疆民族研究”研讨会、中央民族大学主办的“近代边疆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研讨会、浙江师范大学主办的“新常态下东北边疆与东北亚共同体构建”研讨会、西北师范大学主办的“全球治理时代的中国边疆治理”研讨会、内蒙古大学主办的“边疆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安全”研讨会以及文山学院主办的“元明清以来西南边疆的族群社会与国家认同”研讨会等。

二中国边疆学学科理论建设研究

边疆问题研究由来已久，作为一门学科的边疆学却正处于建设阶段，学科所应具有的学科共识和完整体系仍需深入探索。2016年，若干学者撰文对“边疆”“边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学科范畴进行了讨论。孙勇提出“边疆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多学科、跨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被用到这一领域”，但也存在“其他学科在边疆研究这一领域的延伸”的可能，“造成事实上的学科‘殖民’”，成为“构建中国边疆学、形成自身独特研究方法所面临的一个难题”；^[9]但中国边疆学须迎难而上，应“以系统论、耗散结构论、信息论、控制论、协同论、突变论等方法打通跨学科研究的‘管道’，实现跨通研究”。^[10]徐黎丽则直指当前中国边疆研究存在“研究范式缺失”“问题界定缺失”“理论缺失”等3个方面的问题，希望引发边疆学人的反思。^[11]袁剑认为，目前的学术讨论中，由于学人的学科视角或时空视角不同，对于“边疆”内涵的认识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偏移，因此需要“建立起具有中国自身话语主体性的边疆研究范式，形成一种具有整体视角的‘边疆’概念认知与共识”。^[12]

在第四届中国边疆学论坛上，陕西师范大学周伟洲从拉铁摩尔的“内外边疆论”谈起，评价西方学者关于中国“二元边疆”的范式，认为拉铁摩尔是以当时中国的边疆形态为基点研究古代的中国边疆，从而提出“内边界和外边界”等理论范式；而后来的巴菲尔德、狄宇宙等人对中国的边疆研究，可以说与拉铁摩尔的研究范式一脉相承。周伟洲指出，西方学者提出的“二元边疆”在研究中国边疆时，注重边疆内外民族或政权的互动关系，以多学科视角对边疆地区进行综合研究，这是可借鉴之处。但在对古代中国的认识上，“二元边疆”的论述将重点放在北部边疆的游牧民族社会及其所建政权一方，淡化当时古代中国及其边疆的另一方。然而正是因为有了中国这个具有连续性的历史和文化的中心，才有了从古至今不断变化的中国边疆。因此，西方学者提出的诸如“内边疆”“外边疆”“文化边疆”“生态边疆”“中间地带”“循环论”等概念和范式，对中国国内研究既有启示，也有商榷、讨论之必要。^[13]

第四届中国边疆学论坛的与会者对于建构中国边疆学学科的方法路径也进行了探索，提出了国家安全与发展、历史地理学、人类学等多种建构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邢广程指出，边疆现代化的进程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现代化进程离不开边疆现代化进程。中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是边疆学研究的重点议题，应从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次对中国的边疆学进行研究。当下，中国边疆现代化问题突出，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比如：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治理边疆，如何在高度开放的条件下治理边疆，中国如何在崛起的状态下建设边疆使边疆现代化，如何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如何面对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安全问题，如何统筹边疆和内地不同的利益取向，在依法治国背景下如何看边疆现代化的问题等。他还强调，中国的边疆地区是与周边密切合作的最重要、最直接的衔接地区，是国家利益外溢的重要载体，也是风险和挑战的直接承受地区。此外，陕西师范大学王欣、中国社会科学院乌兰巴根与范恩实、四川大学李勇先等学者则取径历史地理学方法研究边疆；同时，新疆师范大学关丙胜提出了以人类学或社会学为切入点研究边疆的观点。

三治边的历史镜鉴与当代经验

治边的历史镜鉴与当代经验，涉及对中国边疆学基本功能及研究对象的认识。马大正新近提出，中国边疆学的基本功能可概言为“文化积累”和“咨政育民”两大功能，具体包括描述、解释、预测和教育四个方面，也就是描述边疆社会的“事实和过程”，解释边疆作为“不断变化的复杂有机体”，分析边疆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从而为政府治理边疆提供“预测”，对民众形成“教育”尤其是在历史观方面的教育功能。^[14]方铁也在近期撰文指出，由于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治边的理论与实践未被外界充分认识和理解，相关内容未被吸收入国际法，现行国际法未考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因此，应以中国传统治边、营边、处理邻邦关系的理论和成功经验的深入研究为基础，在条件具备时“用中国话语讲述自己的故事，积极争取国际上的话语权”。^[15]由此可见，中国边疆学研究既具有历史的厚重感，也带着现实的紧迫感。

治边政策和策略是治理边疆的前提和基础，真正实用的治边方略是时代潮流与边疆实际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综合体”。在第四届中国边疆学论坛上，四川大学陈廷湘提出，疆域起源于人类早期，族群的活动形成疆域的雏形。在多族群居住的区域内，既存在疆域居民的身份认同，又存在本族群的民族认同，这造成了疆域的分裂和不稳定。要消除多民族国家的分裂趋势，就必须实现多民族成员的民族认同与身份认同的自愿分离并存。这需要多民族国家的优秀民族领导者制定对全体公民公正、平等、正义的政策与法律。但公平正义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各民族成员应正确认识：发展和现实生活差距的存在是为了整个多民族国家的长远利益，是提高每个民族成员未来幸福的唯一选择。对各民族成员进行公民身份的法制教育，强化身份认同，增强民族向心力，从而使多民族国家的疆域保持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大龙则提出，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的对峙和融合是推动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从王朝藩属和游牧行国的互动来看，可以分为先秦到秦汉、匈奴遁逃到北魏灭亡、北魏分裂到唐灭亡、后梁建立到元朝灭亡以及明清五个时期。从王朝藩属与游牧行国碰撞、对峙、重组的视角，李大龙对秦汉至明清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两大族群所建政权的样态，及其对境内族群的整合作用进行了探讨，揭示了政权与族群凝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并指出疆域和中华民族同步共生，游牧和农耕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但内部整合过程仍然任重道远。

边疆民族交流与融合是稳定边疆的重要法宝，是边疆治理中绕不开的话题，促进各民族友好交流与融合是边疆治理的核心任务之一。在第四届中国边疆学论坛上，新疆师范大学罗意从日常生活的视角，考察新疆阿勒泰市一个多民族嵌入式社区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及该社区族群关系的百年变迁，指出“共生”是新疆多民族嵌入式社区中族群关系的基本形态和运作逻辑，且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经历了持续的变迁、传承和发展，他呼吁新疆民族关系的研究应迈向日常生活场域，以深入细致的定性研究为新疆建立多民族互嵌的社会结构与社区环境提供经验、启迪和理论支持。河西学院杨军民聚焦于历史上西北边疆民族地区内地化进程问题，认为清代以来，因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咸丰、同治时期以来西北地区边疆危机的加剧，西北边疆地区内地化趋势明显、程度加深，其实质是中原地区与边疆民族地区不断融合和交流，是西北边疆地区经济与社会逐步发展，也是中央政府不断加强西北边疆治理的过程，因此这一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四 “传统”的边疆：中国崛起的周边态势

从地域的角度讲，中国边疆的安全是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威胁类别的视角入手，中国国家安全有传统国家安全与非传统国家安全的分野。2015年7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安全工作应当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第八条规定“国家安全工作应当统筹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可见，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不可偏废，边疆安全学中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也应得到综合研究，“要关注总体国家安全观如何用非传统安全思维分析、解决传统安全问题”，^[16]而且边疆历史地理学告诉我们，中国历史上各个政权维护边疆安全的实践，属于“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可以提供正、反两个方面的借鉴和启示。^[17]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10月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这客观上要求我们的周边外交战略和工作必须与时俱进、更加主动”。^[18]对于中国传统边疆安全而言，学界应着力研究中国边疆安全、稳定、发展以及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19]

在第四届中国边疆学论坛上，中南民族大学李学保认为，基于中国少数民族环边而居的现实和中国周边邻国众多的地缘政治状况，中国边疆学研究既要重视民族问题研究，也要关注国际关系研究，尤其是要关注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用国际关系的视角研究和分析当代中国的民族政治现象，以国内民族问题国际化的视角分析国际因素对中国边疆安全的影响，即国际关系与民族问题交叉研究的两个重要视角。吉林大学郭锐指出，在构建以“亲诚惠容”为原则的新型周边关系的同时，强调在处理周边关系时应具有边疆观的意识，构建一个更加有利于自身和平发展与周边地区安全的“维稳”与“维权”并重的中国大周边战略。这一大周边战略构想一方面保持追求周边地区的稳定，积极践行亚洲新安全观，另一方面也突出维护与拓展自身权益，通过立足于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三维一体”的新理念，进一步倡导和推动新型周边关系建设，努力打造域内国家共建共享新平台。

中国崛起的周边问题中，无法回避其他大国因素。其中，印度是中国周边邻国中的重要大国，中印关系兼具大国间关系、周边国家关系、发展中国家关系、多边机制合作伙伴等多重特征，具有战略重要性。^[20]在第四届中国边疆学论坛上，中国南亚研究学会顾问毛四维提到，我国新疆、西藏地区与巴基斯坦、印度接壤，中巴、中印、巴印关系将直接影响我国的边疆安全与治理，中国应坚决维护中印和中巴两对友好关系，例如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中国应将“中立劝和”作为南亚政策的一个基点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这是实现中国在南亚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四川大学杨海生以印度2013年制定的《印度国家安全战略概要》为核心，解析了新时期印度的国家政治战略目标，对实现这一目标面临的安全威胁及印度与中国等国家的关系，提出了战略思考和对策建议。杨海生指出，在对国家战略目标的定位和表述中，印度持“在充分了解自身的潜力和实力中，成为未来国际力量中心”的态度。他强调，印度依然将中国定位为其潜在的对手和威胁。中国社会科学院孟庆龙认为，美国和印度是决定中国和平崛起的两大外部因素。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因素，中印边界问题复杂、深刻，是我国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要问题。中印关系决定中国和南亚各国的关系，是亚洲大陆乃至整个亚洲和平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证，关系到目前中国大力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进程。中印边界如何划定、中印双方持何种态度，是中印关系的主要问题所在。中印之间存在分歧，但难掩共同利益。印度的对外政策日趋灵活，力图“实”“势”兼谋。中国在继续有效管控边界问题的同时，应积极推动中印关系全面发展，为中国和平崛起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处理好中国与亚洲地区周边国家的邻国关系是周边外交的前提。云南大学孔建勋以民众社会距离的视角，分析了缅甸民众对外国人的接受度。在“缅甸民众心目中的大国：基于MGSS数据的社会距离分析”的研究中，孔建勋致力于探讨从个体层面研究缅甸民众如何看待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和印度人。研究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缅甸人愿意与外国人成为好友、同事、熟人，并欢迎这些国家的人到缅甸进行访问，但对于社会距离较近的关系，大部分缅甸人持排斥态度，从而得出缅甸人更愿意与外国人建立较疏远的社会关系而非较亲密的社会关系的结论。

五 “非传统”的边疆：反贫困与构筑意识形态防线

当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相冲突时，各个国家多在国家利益高于国际利益的指导思想下思考国家利益问题。包括“利益边疆”“政治边疆”“文化边疆”“经济边疆”“信息边疆”“战略边疆”等概念，均以“虚拟”边疆和“无形”边疆的形式来强调国家利益安全的重要性。余潇枫等提出，给国家利益安全带来威胁的无形边疆或虚拟边疆可称为“软边疆”，其对应的安全问题就是边疆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应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引发的挑战，需要根据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发展的一般规律，提出适合边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理论范式。^[21]四川大学孙勇对边疆视野下的西藏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新的综合思考，认为西藏在一段时间内面临发展、稳定和安全三大基本问题：国家对边疆的治理固然重要，但更应该注重经济社会的发展，应当遵循“在这个系统的其他部分不降低功效的情况下，至少有一个部分的功效得到改善，从而使系统整体功能得到提升”^[22]的帕累托改进准则，对边疆三大主题予以系统的优化组合，以利于西藏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反贫困作为保障生存权的要求兼国家治理的必然选择，是中国边疆非传统安全研究中的热点。四川大学王卓认为，传统的贫困研究多为静态分析范式，近30年来，国内外贫困研究逐渐从静态转向动态。暂时贫困、长期贫困和代际贫困传递是动态贫困的三种主要形态。在特别不利的自然灾害和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冲击下，暂时贫困会演变为长期贫困，最极端的长期贫困是将贫困传递给子代。持续时间长、代际传递、脆弱性是长期贫困的显著特征。对长期贫困的定量分析是制定有效反贫困战略和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依据。^[23]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Poonam Rana称，对尼泊尔人而言“贫困”只是一个暂时性词汇，如果人们努力工作、掌握熟练的技能以及获得教育，就能逃离贫困的代际循环。四川大学陈超提出，国家义务对于精准扶贫具有重要的工具性价值及根本保障，因此给付义务是保护公民享有维持人的尊严，而保障基本的物质或经济利益是精准扶贫的重点。

近年来，边疆地区居民日益觉醒的自我意识及现实社会发展中利益分配不均衡等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在某些语境中容易演变成政治问题，引发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成为影响边疆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24]四川大学杨鹍飞通过分析民族群体性事件组织化逻辑，提出：精英是群体性事件组织化的关键；社会精英与宗教精英的动员能力没有显著差异；民族精英的社会资本越大，其动员能力越强；动员者与被动员者之间的关系强度越大，被动员参与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越高。在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方面，政府应该完善制度化的机制，扩大政治参与渠道，吸纳社会精英合法参与政治进程，从动员逻辑上消除民族群体性事件被“三股势力”所利用并演变为恶性群体犯罪的可能性。

（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硕士研究生柴明辉、丁奎文、董贝贝、林鑫、尹晗昕等参与了部分资料的整理，在此一并致谢！）

（责任编辑：李莎莎）

[1] 本文受到“四川大学一流学科区域历史与边疆学学科群”资助。

[2] 王卓，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教授、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教授；朱晶进，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

[3] 周平：《国家视域里的边疆观念》，《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2期，第62～72页；罗中枢：《中国西部边疆研究若干重大问题思考》，《四川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5页。

[4] 吴楚克：《亟须加强“中国边疆学”研究》，《环球时报》2016年2月16日，第15版。

[5] 张凤娜：《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更名揭牌——建设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边疆研究新型高端智库》，http：//cass.cssn.cn/yaowen/201506/t20150605_2022914.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5月6日。

[6] 关于边疆学的分支之一——边疆历史地理学的专题会议，可以追溯至1988年10月的“中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从此“中国边疆史地这一封冻数十年的坚冰终于被逐渐打破”。参见吴会劲《中国边疆史地不再是学术禁区建国后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在京开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98年第4期，第41页。关于1988年至2011年的边疆相关研讨会的“前史”，参见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第559～560页。

[7] 部分会议综述或报道参见：张凤娜《边疆研究是一项大有作为的事业——首届中国边疆学论坛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30周年座谈会举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29日，第2版；刘清涛《“中国边疆及边疆治理理论的挑战与创新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第172页；初冬梅《“一带一路”与中国边疆——第三届中国边疆学论坛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1期，第174页；郭飞平、刘雅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新思考、新探索——“第三届中国边疆研究青年学者论坛”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4期，第174页；王卓、黄钰《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战略协同创新中心系列论坛及学术研讨会综述》，《宗教学研究》2013年第2期，第277页；王卓、朱晶进《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若干战略问题研究——基于2016年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战略研讨会的述评》，《社科纵横》2016年第9期，第5页。

[8] 王鹏辉：《“中国边疆研究与历史书写”学术研讨会综述》，《学术月刊》2016年第9期，第164页。

[9] 孙勇等：《边疆学学科构建的困境及其指向》，《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第16～17页。

[10] 孙勇：《建构边疆学中跨学科研究的有关问题探讨——如何跨通边疆研究学术逻辑与事实逻辑的一致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第101页。关于中国边疆学需要打通学科壁垒的观点，还可参见吕文利《构建中国边疆学需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3期，第29～30页。

[11] 徐黎丽：《绪论》，载徐黎丽主编《中国边疆安全研究》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1～5页。

[12] 袁剑：《时局与话语——对近代以来国内关于“边疆”概念研究的分析与解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第102～111页。

[13] 与周伟洲同属陕西师范大学的学者黄达远新近发表文章提出，必须思考超越西方民族国家话语，即在中国经验基础上，使用“区域中国”的边疆阐释或研究视角。参见黄达远《边疆的空间性：“区域中国”的一种阐释路径——对“中华民族共同性”论述的新思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第38页。

[14] 马大正：《关于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学术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2期，第12页。

[15] 方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边疆治理理论体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3期，第1～3页；方铁：《论中国的传统治边方略》，载邢广程主编《中国边疆学》第五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23页。

[16] 刘跃进：《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6期，第10页。

[17] 钟少异：《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的特点》，《学习时报》2007年12月17日，第9版。

[18] 转引自钱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第1版。

[19] 邢广程：《开拓中国边疆学研究的新局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2期，第1～3页。

[20]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新形势下提升中印关系的战略思考》，载罗中枢主编《西部发展研究（2014）》，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第118～119页。

[21] 余潇枫等：《边疆安全学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54～55、233页。

[22] 孙勇：《国家政治实体统一下的西藏50年历程——跨政治经济学视域下西藏地方自治的实践意义》，《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23] 王卓：《论暂时贫困、长期贫困与代际传递》，《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2期。

[24] 张春霞：《健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边疆主流意识形态构建的路径选择》，《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4期，第74～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