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规模监禁：谁有风险？该怎么做？

◎玛丽塔·恩斯特龙

◎亚历山德拉·温伯利

◎南希·弗兰克

大规模监禁给美国带来了全球最大规模的监狱服刑人员，这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严峻的社会问题之一。《纽约时报》将它形容为一场毁灭性的“为期40年的实验”^[1]，美国每年用于联邦政府、州及地方惩治机构的费用超过800亿美元；另外，还有580亿美元用于司法和诉讼，1260亿美元用于警务。但是，因为大规模监禁而付出的沉重的人力及经济成本远不止这些^[2]。超过220万成人被关在监狱里，另外有470多万成人处于缓刑或假释期^[3]，他们主要是非裔、西裔或拉美裔，存在精神卫生和物质滥用问题，并深受贫困和缺少教育的影响^[4]。这些社会成本令人震惊，其中包括一直存在的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自由的丧失，以及给个人、家庭和社区带来的痛苦，这些都违背了美国是一个公正社会的理念。

但是，这些经济和社会成本并不能同比地降低犯罪率。事实上，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指出，虽然服刑人员的数量在持续增加，但是在过去的40年里，犯罪率分别升高和降低了两次^[5]。布莱南公正中心（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从各个州的数据中发现^[6]，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暴力犯罪率并没有因为加大监禁力度而降低；自2000年以来，加大监禁力度对财产犯罪率的降低也没有什么影响（0～1%），这种降低有一部分是因为饮酒的减少、收入的增加、其他经济方面的因素（如通货膨胀和消费者信任度），以及被称为“Co-mpStat”的数据驱动的警务管理系统的运行。需要注意的是，CompStat有它的局限性，也受到了不少批评。例如，有些警察局迫于压力而不得不声称犯罪率在降低，但是这些数据可能并不准确。布莱南公正中心试图通过综合分析多年和多个城市的数据来解决这个问题。

监狱人口在飞速增长，而这通常被认为是量刑政策和实践的多重改变引起的。其中最明显的是被监禁的风险提高了，冗长的强制最低刑（mandatory minimum sentence）在判决时限制了法官的司法处理权（包括监禁25年及以上的“三振出局”法规），限制了提前释放监禁人员，越来越多的假释人员因为违规而被监禁；而且，禁毒运动进一步加大了治安和审判双方的实施力度^[7]。量刑法变得更为严苛，原告在刑事起诉决定上的权利也越来越大，这导致越来越多的被告选择接受辩诉交易（即承认有罪以减轻刑罚）。一位名为杰德·拉可夫（Jed Rakoff）的美国地区法官指出，联邦案件的庭审率从1980年的19%降至2000年的不到6%，而到2010年这个比例已跌至3%以下^[8]。在进行辩诉时，被告常常被迫认罪或面临更严重的指控，而这种指控往往会带来更严厉的强制判决^[9]。出庭受审的高风险往往会迫使一个无辜者接受辩诉交易。

政治学家玛丽·戈特沙尔克（Marie Gottschalk）还发现了别的影响因素，其中包括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对贫困和移民政策的定罪，社会服务的腐坏以及推动大规模监禁长期存在并阻碍它衰退的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压力^[10]。来自美国佛蒙特州（Vermont）的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Patrick Leahy）曾经说：“有罪的富贵总好过无罪的贫穷。”^[11]这句话经常被人引用，它很好地展现了美国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保释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揭示司法系统从本质上来说就偏向财力雄厚的人。很多低风险人群（包括无辜者）因为无力支付保释金而不得不在案件得到审理之前长时间地待在监狱里。这个问题非常棘手，因为美国有约60%的监狱在押人员在等待指控判决^[12]。这样的拘留会造成严重而持久的影响，例如最近发生的22岁的卡利夫·布劳德（Kalief Browder）在遭遇了不幸之后最终自杀的事件^[13]。卡利夫在16岁那年被指控盗窃他人的背包及里面的财物，但他在接下来的3年里都没有被定罪。这些指控最终被撤销了，但在那之前他已经遭遇了来自狱警和被关押在莱克斯岛（Rikers Island）的犯人的人身伤害以及两年的单独监禁。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人们都不太关注大规模监禁问题，直到后来，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政策制定者及倡导者们才普遍承认，我们必须解决大规模监禁问题^[14]。全国的很多城市开始制定新的政策和项目来减少监禁人数，而公民们则要求改革刑事司法系统。在思考改革途径的时候，我们需要确保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高危群体和解决大规模监禁问题的手段上面，其中包括承认我们需要一些有证据支持的、多方位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