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仪式的仪式和作为过渡的仪式

丧葬仪式，根据盖纳普（Arnold van Gennep）的经典定义，是死者“从一个境地到另一个境地，从一个到另一个（宇宙或社会）世界之过渡仪式过程”。^[8]这个仪式的顺利完成对于死者、生者及其社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徐烺光将其表述为：“举行葬礼是亲属们对亡人应尽的义务，是家族平安，人丁兴旺的保障，是亲朋好友沟通关系的桥梁，也是显示家族社会地位的有效方法。葬礼同时也是为了保证死者的灵魂去灵魂世界的途中一路平安，保证灵魂在灵魂世界安然无恙。”^[9]这两种功能并不是相互独立的，民间有关鬼神的想象和信仰，即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所说的，在大众民间信仰中存在的有关何谓“真正真实”的概念（不论如何模糊），会深刻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合理观念、实践观念、仁爱观念及道德观念”。^[10]

虽然人类学家基本都认为与丧葬主题相关的仪式是有关“过渡”的，但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变化，对仪式中发生的“真正真实”的理解也在不断变化和被遗忘，结果在现实的丧葬仪式中，“只要是恰当地进行仪式，参与者对死亡或来生的信仰，也都变得不太重要”。^[11]对于当代研究者来说，除了被动地面对这一现实之外，还有可能主动地去“依照社会科学Demystification（即去神秘化、启蒙——笔者注）的要求”，^[12]将有关死亡、鬼魂及其死后生活的民间信仰看作想象、迷信，^[13]或者将其看作一个可以通过社会科学方法进行处理的因素。所以格尔兹的批评——人类学对民间信仰中“真正真实”的概念的研究才是最重要的部分，但大多数人类学的宗教研究恰恰忽略了这一环节^[14]——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目前对中国传统丧葬仪式的研究。

有学者认为，相关研究应该把中国传统丧葬仪式放在“家族文化和制度再生产的历史实践纬度中解释”，去揭示丧葬仪式在“家族制度的政治经济学”、“社区的社会再生产机制”、“地方民众的人格建构和宇宙观想象”以及“王朝典章制度的治理手段”等层面的意义。^[15]这也是对老一辈本土人类学家研究旨趣的继承，如林耀华将丧礼和骨肉亲情、父权制的宗族制度、礼俗行为与儒家“慎终追远”的孝道思想和文化制度联系在一起；^[16]杨懋春以家族意识和家庭社会再生产过程来解释崇拜仪式的本质；^[17]杨庆堃则认为：“从根本上讲，祖先崇拜是一种生存策略，用以对付家庭群体中由于近亲死亡而带来的情感崩溃和社群瓦解状况的发生。”^[18]西方学者中，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对丧葬进行分析，在仪式的结构上注重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的关联，在功能上则强调财产继承和家庭秩序整合的意义；^[19]华琛（James L.Watson）强调了仪式的标准化过程及其对“中国人”塑造的作用；^[20]罗友枝（Evelyn S.Rawski）则聚焦于分析丧葬仪式的内在意义与依附于书写文字传统的儒家孝道、祖先崇拜思想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关系。^[21]更晚近的一些本土研究者，更加明确地回避葬礼的“意义建构”而转向对实际效用的分析，如：郭于华探讨了丧葬仪式使社会、集体得到巩固完整的社会功能，和使人的精神得以完整、感情得到平衡的心理功能；^[22]刘中一明确提出自己的研究意在发现丧事在加强宗族、姻亲共同体和乡亲共同体的凝聚和认同，“举办者”展示能力和品行的有效途径，构建村庄公共生活等方面的实际效用。^[23]史婷婷更是认为，中国当代对于丧葬仪式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应用盖纳普（Arnold van Gennep）“过渡仪式”和特纳（Victor Turner）“阈限性”理论，对仪式本身的文化结构和过程进行的研究；其二是从功能主义视角探究仪式在处理死者及其家庭、宗族和社区之间的关系上具有的功能。^[24]这些基本上都是在仪式之作为仪式的社会文化层面所展开的研究。

与之相反，对过渡仪式之“真正真实”的研究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本土虽然也有一些关注有关祖先信仰、灵魂观念以及死后生活信念的研究，但主要集中于对少数民族，尤其是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一些形态较古老的社区进行研究，而且更多是“以人类学中有关符号、结构、象征的阐释方法对仪式中的事象进行阐释，展现一幅异文化的文本和他们的生活价值、意义和世界图景”，^[25]或者站在文化观察者的“去神秘化”的立场上。而对于汉族传统丧葬仪式之属灵层面的讨论，依笔者掌握的资料，如余英时对中国古代死后世界观的研究，金式武、何先成、谭思健等对中国古代招魂仪式的研究，胡翼鹏对“叫夜”仪式衍变的研究等，都表现出一种明确的“历史文化和思想研究”意识。海外研究者对中国传统社会灵魂和死后世界的观念进行的研究较本土更为丰富，影响比较大的有灵魂二元（魂与魄）或三元（坟墓、家庭神龛、祠堂神主牌）的划分模式，^[26]有关“神明-鬼魂-祖先”宇宙三位和“天界-阳间-阴间”宇宙三界的概念共同建构的世界观框架。^[27]另外还有学者对丧葬仪式区分以及奠祭礼俗的意义等具体问题进行了研究。^[28]海外学者的研究继承了人类学先贤如摩尔根和马林诺夫斯基等探索发现异域文明和原始文化的学术旨趣，往往比本土研究者更多关注仪式和信仰的“真实含义”。但他们多少受到异文化的外部观察者身份的影响，未必真的能够理解乡民眼中的“真实”，具体问题留待后面的章节讨论。

概言之，在目前对中国汉族丧葬仪式的研究中，存在一个是针对其属灵的意义还是针对现世意义的基本区分。因为本文的研究目标主要是前一个方面，所以下面先从过渡仪式的基本结构和功能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