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现代的认识论美学：艺术符号是物与实用符号的标出项

在现代艺术概念的确立过程中，最早做出定义的是法国哲学家夏尔·巴托神父（Abbé Charles Batteux，1713～1780），发表于1746年的著作《内含共同原理的美的艺术》中。在此书中，巴托初步确立了标准的现代美的艺术系统。^[10]此时的“艺术”从古希腊“技艺”的语境中跳出来，挣脱了宗教和政治的桎梏，不再是范围宽广的人造物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都逐渐缩小，它将工艺和科学排除，逐渐形成包含诗歌、音乐、绘画、雕塑、舞蹈在内的所谓的“美的艺术”（Fine Art）。

古老的概念终于让位于现代的概念，新的艺术意味着美的产物。^[11]在实用符号和普通物中，艺术符号成为标出项，“美”和“创造力”凸显。18世纪晚期开始，浪漫主义创造性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表达情绪开始被看作理所当然，19世纪晚期开始的现代主义艺术时期将绘画从三维透视法中解放出来，还原到二维平面的媒介——印象派凸显再现物的体积、色彩等符号，立体派解构再现物的空间，至抽象派时自律艺术发展至顶峰。

自主性审美领域不仅仅提供了一个心灵的避难所，而且，由于工业革命以及扩张的经济市场急剧改变了传统文化，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不满，艺术自主性原则也为这样的不满提供了正当性辩护。^[12]在审美现代性的促动下，艺术符号不同于寻常物的使用性和普通符号的意义结构，而是本身处于优势，艺术表意功能明显。作为物与实用符号的标出项，现代的艺术符号可以理解为（使用性+实用表意功能）+艺术表意功能，也就是说，在一件艺术品中，使用功能和实用表意功能都被边缘化。

与此相对应的是现代艺术学基础的认识论美学的兴起，它们主张静观式的审美，视觉现代性成为主要的观看模式。乔纳森·克拉里认为视觉现代性意味着知觉被悬置，注意力开始出现。注意力的出现，必须具备两个重要条件。“第一个是古典视觉模式，及其所预设的稳定、精确主体的崩溃。第二个是认识论问题的先天解决方案的失败。这必然导致精神统一和综合的任何永恒或无条件保障的丧失。”^[13]

1750年，德国美学家鲍姆嘉通以Aesthetics（感性学）为名开创了美学。康德继承和发展了鲍姆嘉通开创的美学研究的新方向，用审美判断力作为强有力的论证，为自律艺术的存在和非功利性的审美正式开创先河：如果艺术与对于一个可能对象的知识相适合，纯然是为了现实地制作出这对象而做出为此所需要的行动，那么，它就是机械的艺术；但如果它以愉快的情感为直接的意图，那它就叫作审美的艺术。^[14]

在康德看来，审美判断力作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桥梁，连接了自然和自由。当知解力和想象力构成的感知对艺术符号给予形式直观，审美主体便从中获得无关功利的愉悦，并且这非功利性使自我在与艺术的交融中超越感性抵达自由。康德作为德国古典美学的代表，结合了经验主义的感性和理性主义的理性，将两者统一于“人”这一先验主体中，使“艺术”第一次作为目的而非工具被提出。个体的独立、美学的独立，最终导致审美主体性的高扬。直到黑格尔的绝对主体，康德学说中不可被认识的“物自体”被取消，绝对精神的主体成为无所不能的上帝。

艺术符号正是在这种审美现代性的观看下，不断挑战自身的边界，并且与普通符号得以明显区别开来：“大部分符号表意，是科学的/实用的，必须是‘所指优势’符号，以明确地传达意义。……艺术的/仪式的/文化的符号行为，表意过程的主导环节正相反，是能指优势。”^[15]

正是伴随着个体的人的觉醒，艺术挣脱禁锢自身的政权和神权，争取自己为自己立法。艺术的自律发展与主体性的独立，二者相互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