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献综述和假设

（一）官员意愿表达的真实性

本文的因变量是处级官员意愿表达的真实性。协商民主指向的是公民参与是审慎的，其核心不在于参与人数的多寡，而在于参与者背后之不同观点和意见交流的代表性与沟通性，强调公民权质量的提高需要鼓励各种精心思考和深思熟虑的偏好而不是“自发的”和情景偶发的偏好。^[10]在协商导向的决策过程中，那些不全面的审慎思辨形式必须被更全面的审慎思辨所替代，以确保那些具备一定价值但价值有限的目标让位于那些更加广泛的甚至更具有价值的目标。^[11]从整体上考虑，协商民主主要是指在一定的政治共同体中特定的政治主体通过对话、讨论、商议、妥协、交易、沟通和审议等协商型的方式及机制参与政治的一种民主模式。可见，协商民主效果的达成需要具备几个条件：一是协商意见的真实性和代表性；二是协商主体的理性；三是协商过程的充分辩论。其中，协商意见的真实性是协商民主的基础，即协商双方必须是真实、系统地表达意愿，才能在充分的交流中对所讨论的问题达成共识。如果协商主体的一方在协商过程中对自己的意愿有所保留，那么协商的效果势必大打折扣。可以说，真实意愿的表达是协商民主的起点，也是协商民主能够取得良好效果的重要保证。处级官员作为协商民主政策具体的执行者和参与者，他们在协商过程中是否愿意真实表达自己的意见直接影响了协商的效果。在本文中以处级官员意愿表达的真实性作为被解释变量。

（二）协商效果预期的影响

作为一种复兴的民主范式，协商民主在当前政治实践中具有积极的意义。“协商民主能够改善立法和决策的质量、促进决策合法化、控制行政权力膨胀、培养公民精神，以及平衡自由主义的不足。”^[12] “协商民主能增强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优化政府的判断和决策，提高政治家和公民的素质，和平化解政治冲突，逐步实现国家权力运行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生态化。”^[13]由此可知，学术界对协商民主的效果持积极态度，如果协商民主的实践者们也同样对其效果持积极态度，无疑将增强人们推进协商民主实践的信心。此外，根据心理学的理论，当人们对后果有期望或期待时，就会引发某种行为，预期可以通过自我暗示或他人暗示形成自我鼓励或他人鼓励，对激发与调动潜在的能力起到一定的作用。积极的预期会产生积极的结果，消极的预期则产生消极的结果。在协商民主的过程中，如果认为协商民主有积极的效果，那么在协商过程中也会有积极的行动来促成协商效果的实现，在文中即表示为愿意表达真实的意愿；但如果对协商民主持悲观的态度，那么他可能也会以消极的态度来对待协商民主，即可能不愿意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官员对协商效果的预期越积极，他越可能在协商过程中表达真实的意愿。

（三）一般民主观的影响

民主是一个亘古而弥新的话题，在“民主”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民主多元的形态和形式。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中，就有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党内民主、行政民主、政策民主、人民民主等话语体系。虽然，学界关于哪一种民主比较重要一直存在争论，但是，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协商民主是民主的一种形式。如瓦拉德斯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14]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人们对民主的理解会影响到对协商民主的理解。自民主引入中国以来，就一直有一种声音认为，在国民素质不高的国家中，不宜过早实行民主。学界早已有很多学者对此予以了坚决的反驳，如赖海榕指出，所谓“我们的国民素质太低，不能成功地实行民主”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论断。全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国民素质达到过说这句话的人暗中所指的水平，将来也不可能有那么高的“国民素质”。^[15]王长江亦指出，用文化素质低作为不搞或少搞民主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决定能不能推行民主的根本因素，是利益，是人们基于维护自己利益的需要而产生的政治诉求。^[16]虽然在学术界关于民主和文化素质的关系梳理得已经比较清楚了，但在很多人的理念中，依然固守着“素质不高，不宜搞民主”，这种理念势必会影响到人们对协商民主价值的判断。所以，如果官员对民主内涵的理解是狭隘的，那么很容易导致其同样狭隘地理解协商民主，进而影响到其在协商民主中的实践。为此，提出这样的假设。

假设2：官员对民主的理解越包容，他越可能在协商过程中表达真实的意愿。

（四）对官员和群众关系预期的影响

“协商民主有一个基础性的要求，那就是各协商主体应当是平等的。”^[17] “对话协商首先要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所有的参与者有同等的发言权。”^[18] “协商民主强调公民平等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自由地表达个人的意见并倾听他人的观点。”^[19]由此体现了协商双方地位的平等在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具体到官员和群众的协商民主实践中，就是官员和群众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这个认识不能只停留在口号阶段，而必须深入其观念中，才能真正有益于协商结果的达成。如果官员在其和群众的关系认知中有优越感，很难保证他在协商过程中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群众，进而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官员对其和群众关系的认知越正确，他越可能在协商过程中表达真实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