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融入全球价值链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间接效应研究

全球价值链的嵌入会对进出口隐含碳排放产生异质性影响，其中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能显著降低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这为发展中国家降低出口隐含碳排放提供了契机。然而融入全球价值链将通过何种路径和方式影响出口隐含碳排放呢？融入全球价值链既可以参与研发设计和营销服务等上游环节，也可以参与加工组装等下游环节，位于不同环节的生产方式将对隐含碳排放产生不同影响，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下文将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从规模、结构、技术和环境规制四个方面分析融入全球价值链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作用路径。

1.模型设计

以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作为门槛变量，以出口隐含碳排放作为因变量，模型（5）～模型（8）分别以出口规模、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和环境规制作为核心变量，并加入其他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由于出口隐含碳排放量数值较大，为减少异方差和数据波动带来的问题，本文对所有变量均取对数，构建如下面板门槛模型：

其中：ec_it为第i个国家第t年的出口隐含碳排放量，Q_it依次为第i个国家第t年的出口规模（gm）、产业结构（jg）、技术进步（js）和环境规制（er），q₁，q₂，…，q_k表示k个门槛值，具体包含几个门槛值需要通过检验确定，X是对出口隐含碳排放量有影响的控制变量，包括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汇率波动、能源结构和FDI投入。

2.变量及数据说明

以出口隐含碳排放量的对数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的对数值作为门槛变量，分工地位指数存在负值，因此对其取对数之前先加1，避免对负值取对数的问题。前文得到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对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中。此外，还包括以下控制变量：汇率（ex）上升代表该国货币升值，而一国货币升值将不利于其出口，进而会对出口隐含碳排放产生影响，本文用汇率指数表示汇率的波动；与上文一致，能源结构（en）直接决定了一国生产隐含的碳排放量，用化石燃料能耗占总量能耗的比重表示；外资企业本身的先进技术以及向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有利于降低碳排放，但如果外资流向重污染企业将增加碳排放，本文用外商直接投资存量表示外资投入（fdi）情况。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和UNCTADstat数据库。

3.模型估计结果

本文对各模型中以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为门槛变量的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依次进行显著性检验。从表2中的检验结果来看，各模型中的门槛变量均通过了双重门槛的检验，并且表3中门槛值估计结果显示，各模型中双重门槛估计值均在置信区间内，因此认为各模型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

表2 门槛模型检验结果

表3 门槛值估计

通过对各模型进行双重门槛面板模型的估计，得到表4中的估计结果。

表4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门槛效应估计结果

续表

模型（5）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门槛值分别为-0.118、-0.033，在门槛划分的不同区间内，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规模效应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170、0.160和0.152。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的升高，规模效应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影响变小。这表明，当一国嵌入全球价值链中越上游的位置，从事研发设计、营销服务等非生产性环节的生产，其规模效应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影响也会越小。验证了上文中的假说2a。

模型（6）的结果表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低于-0.110的区间内，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结构效应会促进出口隐含碳排放。当一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较低时，其易被全球价值链链主所“俘获”，难以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从而长期从事加工组装等高污染、高排放的生产制造环节，不利于其实现节能减排。而当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高于-0.013时，其结构效应能够显著降低出口隐含碳排放。此时，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逐渐提升，一国产业结构更加“清洁化”，抑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效应更加明显。假说2b的观点得到验证。

模型（7）的结果表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低于-0.270的区间内，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技术效应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作用系数为-0.646，正如前文所说，技术效应的系数为负反而说明其将促进二氧化碳排放。这说明当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较低时，其技术进步只促进了工业企业的生产，而没有发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的作用，此时技术进步的规模效应大于节能减排效应，技术进步反而促进了碳排放。而当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超过0.104，此时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技术效应能显著降低出口隐含碳排放。验证了假说2c的观点。

模型（8）的结果表明，当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小于-0.015时，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环境规制效应会增加出口隐含碳排放。较低的环境规制反而会激励企业为防范未来成本上升的风险加速生产，从而不利于碳排放的降低。而当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超过这一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倒逼企业节能减排的效果比较显著。假说2d也得到了验证。

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汇率上升均能显著降低出口隐含碳排放量。能源结构对出口隐含碳排放的作用为正，一国化石燃料能耗占比越高，其生产排放的二氧化碳含量也越高。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增加了出口隐含碳排放量，这是因为目前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利用东道国劳动力成本低和自然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在东道国进行大规模的制造业加工生产，外资流向重污染企业，使得外资引入的技术溢出效应并没有发挥积极减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