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土耳其国家身份重塑的动因

国家身份变化固然有其客观基础，但最终仍需依托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将自发变化转变为自觉变化、零星变化整合为系统变化，最终完成国家身份重塑。正义与发展党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引导作用，其意识形态、政策偏好、对地区局势及对土耳其与外界关系的判断是重塑土国家身份的主要推动因素。

（一）由正义与发展党的“伊斯兰主义”和“新奥斯曼主义”意识形态驱动

正义与发展党自2002年以来一直是土耳其的执政党，在议会中占多数，长期单独组阁。该党自我标榜为“保守民主党”，奉行社会保守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但其底色是中间偏右的温和伊斯兰政党，宗教意识根深蒂固，所谓“温和”特性只是政治斗争“驯化”的结果。由于此前土耳其伊斯兰政党多次遭到以军方为代表的世俗力量的压制甚至取缔，重新组建的正义与发展党不得不提出更包容、更贴近现实主义的政策纲领，以显示对现代性、多元主义和自由民主的认同。^[8]执政初期，正义与发展党大力推行经济私有化改革，按照欧盟标准完善法律体系，限制军队权力、巩固民主制度，承认库尔德民族合法权益、推进国内民族和解，既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也得到了欧洲国家的肯定，并于2005年启动加入欧盟的谈判。2007年，正义与发展党在大选中再次获胜，得票率从34.4%上升到46.6%。

但随着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地位不断巩固，其意识形态中固有的“伊斯兰主义”逐渐显露。它虽不直接挑战凯末尔确立的世俗化原则，^[9]但对于世俗国家、世俗主义与宗教的关系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10]正义与发展党不赞成极端世俗派对宗教的长期压制，认为现有政治环境和制度安排充满对宗教的“歧视”与“不平等”，进而提出社会自由化和多元化口号，主张伊斯兰教回归，支持恢复其在土耳其社会生活、教育和文化中应有的位置；^[11]它强调宗教是土耳其不可磨灭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现实特征，应当成为土耳其与周边伊斯兰国家发展亲密、友好关系的纽带；它认为土耳其在伊斯兰历史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对其他伊斯兰国家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应当继续保持与伊斯兰世界的协调与合作；甚至在面对现代化带来的民族与文化危机时，它也倾向于引导民众从宗教中获得解决方案。在土耳其国内保守中产阶级兴起、中东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伊斯兰主义回潮的大背景下，正义与发展党的上述主张显然更契合现实，也更容易为民众接受。

正义与发展党意识形态中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奥斯曼主义”，它与“伊斯兰主义”相辅相成，强调土耳其的本土性和历史传承，否定人为强加于土耳其国家的西方特性/欧洲特性。这一思想认为现代土耳其与奥斯曼帝国一脉相承，理应继承帝国的文化和历史，致力于恢复土耳其的大国地位，重新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主导者；^[12]它对内主张重建意识形态和政治秩序，在伊斯兰教的框架内推进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民主、自由、社会平等原则；对外主张改变土作为“西方世界二流国家”的尴尬处境，充分发掘地处欧亚中心的战略优势，发挥宗教和文化的桥梁作用，平衡、全面地发展与东西方的关系。^[13]“新奥斯曼主义”在土耳其兴起，既是长期、激烈的西方化触发的反弹，也是与西方关系受挫引起的深刻反思。长期自上而下、由外部推动的西方化没能解决土耳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而冷战结束后土对西方的重要性下降、与西方关系的裂痕扩大，尤其是加入欧盟的问题进展缓慢，即便土耳其一直自我定位为“欧洲国家”，但欧盟作为实际上的“基督教俱乐部”，对其伊斯兰属性始终难以接受，这些都成为刺激“新奥斯曼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条件。正义与发展党是一系列被称为新奥斯曼政党的政治派别传承、交融、演化而来的“改良版”，^[14]上台执政后意识形态中的“新奥斯曼主义”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不断强化。2002～2012年，正义与发展党带领土耳其经历了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国际地位获得较大提升，进一步为“新奥斯曼主义”的传播与发展创造了历史条件。

（二）由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基础决定

正义与发展党从传统伊斯兰政党繁荣党、美德党等演化而来，同时整合了一部分自由主义改革者和中右派政治力量；^[15]它自基层崛起，通过选举获得执政地位，选民基础与此前长期掌握政权的世俗派政党大不相同。世俗派政党主要依靠居住在土耳其西部欧洲区尤其是大城市中的上层精英，包括信奉西方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依托于大型国企和国家垄断行业的大企业主和大资本家、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军人等，他们世俗化程度深、受教育水平较高，是凯末尔推行现代化和西方化改革的直接受益者，对土耳其作为“世俗民主的欧洲国家”的身份高度认同。正义与发展党的支持者则分布在中东部广大的安纳托利亚高原地区，绝大多数是社会中下层，包括农民、宗教主义者和众多本土化特征明显的中小企业主。这一群体多数是虔诚的穆斯林，社会风气保守，重视伊斯兰信仰和奥斯曼文化传统，整体上“东方”特征明显，对欧洲的认同感低，而且由于地处内陆、交通闭塞、经济相对落后，曾长期处于国家政治经济领域的边缘地位，被中央政府和精英层忽视甚至遗忘，缺乏政治话语权，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但是自20世纪80～90年代始，随着宗教影响力在土耳其日益增长，且新一轮全球化带动内陆中小企业和私营企业发展，这一群体的实力和政治诉求也在不断增强，最终选定正义与发展党作为其政治代言人和利益守护者。^[16]

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推行了一系列经济与社会政策，受到世俗派政党的反对，但却为宗教复兴和本土私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17]其后正义与发展党在多次议会选举中均保持连胜纪录，埃尔多安的支持率也长期高居榜首，这不仅意味着正义与发展党和支持者之间的绑定越来越紧密，而且揭示着土耳其的政治权力日益从世俗派、西方派手中转移到伊斯兰主义者和本土派手中，政权基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种改变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暴露出以凯末尔主义为基础的“国家身份”代表性不足的问题。现有的国家身份一直以来都只反映了少数人的利益、认知和诉求，而且这部分人正日益淡出国家权力的中心；曾经“沉默的多数”逐渐成为当前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必然要求要求修改国家身份以彰显其特性、契合其利益、传达其诉求。

（三）地区局势变化为土耳其国家身份重塑提供了外部动力

2011年，中东地区爆发“阿拉伯之春”，地缘政治格局进入大动荡、大重组阶段。地区传统大国、强国，如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等，均遭受不同程度冲击，或一蹶不振，或陷入内乱；“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政治势力崛起，要求参与权力分配，在埃及甚至一度通过选举赢得政权；“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趁乱而起，迅速扩张，改变了伊、叙等相关国家主权边界；库尔德族群在抗击恐怖组织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提出自治甚至独立要求，挑战现有地区秩序；美国调整全球战略，重心从中东撤离，转向离岸平衡，迫使地区盟友抱团取暖。土耳其作为少数几个在动荡之初未受到直接冲击的国家，成为乱局中的“安全岛”和“稳定极”，信心不断膨胀，也开始积极调整对土耳其与外界关系的看法。

一方面，土耳其在地区动荡中看到了“历史机遇”。阿拉伯国家整体衰落，尤其是逊尼派阵营进一步分裂，将长期处于地缘政治舞台二线的沙特、伊朗、土耳其推至台前。但沙、伊纠缠于教派冲突，并且各有短板：伊朗受美制裁、被主流国际社会孤立；沙特体制保守落后，发展后劲不足。相比之下，土耳其的经济、军事实力优势明显，政治上又被鼓吹为“伊斯兰与现代民主结合的样板”，俨然已是地区新兴大国。^[18]政治伊斯兰势力兴起，更让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兴奋不已，认为“土耳其模式”将成为“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变革发展的主流方向，土耳其亦将成为地区最具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它渴望坐实并巩固“大国”地位，影响和参与地区秩序重建，提升自身在中东乃至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土耳其认识到自身与中东地区难以割舍的联系。叙利亚危机造成大量难民外溢，300多万流离失所者就近进入土境内，其中还混杂大量“圣战者”与极端分子，给土经济、社会、安全均带来沉重压力。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迅速壮大，控制叙北边境大片领土，实行自治，更令土政府忧心不已，担心未来边境出现“库尔德国家”实体，将造成国内库族离心、刺激“库工党”等武装分裂组织更趋活跃，威胁国家统一与稳定。在这一过程中，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也进一步明确认识：“脱亚入欧”不能从根本上切断土在地理、民族、宗教上与中东地区的联系，中东事务与土息息相关，无法置身事外。基于此，正义与发展党开始全面反思土耳其与中东地区的关系，越来越肯定并强调国家身份中的“本土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