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东亚共荣圈”的出笼、推行和破灭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梦想从构想到实施是其从近世到近代扩张思想演变的结果。其思想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幕末、明治时期。从幕末时期的佐藤信渊到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再到明治时期的伊藤博文、福泽谕吉和德富苏峰等，他们的扩张思想一脉相承，一以贯之。他们既是日本民族觉醒的启蒙大师，同时也是日本走上对外扩张道路的奠基者和推动者。

幕末的佐藤信渊（1769～1850），倡导以“海外雄飞”论为核心的“征服支那”论，继承和发展了丰臣秀吉的大陆扩张思想，可谓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理论的滥觞。他在1823年出版的《宇内混同秘策》中，宣称日本兼并亚洲各邻国是上天赋予的使命：“皇大御国（指日本）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故若能经纬其根本，则全世界悉课为其郡县，万国之君皆可为其臣仆。”“以此神州（日本）之雄威征彼蠢尔蛮夷，混同世界，统一万国，何难之有哉！”“皇国征伐支那，如节制得宜，五至七年彼国必土崩瓦解。”他指出，征服中国应先攻略满洲。“满洲之地与我之山阴及北陆、奥羽、松前等隔海相对者凡八百余里”，“顺风举帆，一日夜即可到达彼之南岸”。如得满洲，则其全国之衰败必当从此始，“则朝鲜、支那次第可图也”。他还具体拟定了进攻中国的实施计划，认为日本宜在衣食充裕的东京、关西、中州、筑紫、陆奥等八地域实行“富国强兵”，得雄兵20万人，然后由天皇渡海亲征，先锋直扑江南，取应天府，以南京为临时皇宫之所在，录用中国人中之人才，征服中国之后，再图东南亚、印度。^[2]佐藤信渊的扩张思想为日本近代扩张战略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他本人后来也被日本的某些史家尊为“大东亚共荣圈之父”。

倡导“和魂洋才”的佐久间象山（1811～1864）是佐藤信渊的得意门生。他对“内圣外王”的传统儒学进行了改造，提出“谁谓王者不尚力”的疑问，他认为实行“王道”也必须尽量扩充军事力量，国家的核心力量是强大的军事实力，以便在国际关系中占据优势。佐久间象山观察19世纪中叶的国际形势，认为军事实力的强弱至关重要，在国家间的交往中实力就是一切，在他看来，“非但英国无道，西洋诸国，天地公共之道理均无可言”，而要想避免这种结果，唯有遵从丛林法则，建立本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成为世界一等强国。可见，佐久间象山的外交理念充满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色彩。佐久间象山曾于1839年开办私塾“象山书院”，吉田松阴成为入门弟子。

作为佐久间象山的私塾生，吉田松阴（1830～1859）继承了老师的衣钵，在对外方面继续鼓吹扩张，而且把老师的理想具体化。他为日本描绘了对外扩张的路线图，即“乘隙收满州而逼俄国，侵朝鲜而窥清国，取南州而袭印度”。^[3]另在1858年给友人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今日之计，当以谨守疆域，乘机垦拓虾夷，收取琉球，北取朝鲜，挫败满州，东压支那，南临印度，以此张进取之势，固退守之基，以遂神宫未遂之伟业，达丰国未成之大计。”^[4]1859年，吉田松阴继承其叔父创办的“松下村塾”，继续传道授业，发展他的扩张思想，后来的维新名士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便出自其门下。

伊藤博文（1841～1909）是吉田松阴的高足，曾四度出任日本首相，也是日本明治时期从“内治优先”转向对外扩张的实力派推动者。他的一首汉诗也证明了他是日本幕末以来扩张思想的继承者：“道德文章叙彝伦，精忠大节感明神。如今庙廊栋梁器，多是松门受教人。”^[5]不仅如此，他还是幕末以来日本扩张思想的有效实践者，在他第二次组阁时（1892～1896），日本对中国的作战准备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只不过之前的第一次山县内阁和第一次松方内阁虽然都制定过以增加军备开支为主要内容的财政预算案，但都被议会否决了。而伊藤博文出任首相之后，没有采取解散议会或者贿赂议员的做法，而是游说天皇下发诏书，迫使议会遵从圣断做出让步，首开以天皇压制议会的先河。结果军备预算案得以通过，1894年7月，日本以朝鲜东学党起义为借口，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

明治维新后，日本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日本的扩张理论也呈现了新的表现形态，即由此前的纸上谈兵演变为扩张理论与扩张实践的互动。福泽谕吉（1835～1901）就是明治之后第一位扩张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不遗余力地撰文鼓吹侵华，公开贩卖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上述的佐藤信渊、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等人的侵华主张基本上属于个人的言论，而没有来得及付诸实践。福泽谕吉则不同，他虽终身在野不仕，却通过开办学校、创办报刊和著书立说引导社会舆论，影响政府决策，为日本对外扩张摇旗呐喊，推波助澜。其在1882年3月创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时政文章近千篇，对当时的国内外大事发表见解，对政府的内外施政建言献策。这些文章占福泽谕吉一生著述的一半以上，在岩波书店1961年版全16卷《福泽谕吉全集》中占了9卷，其中有大量涉及侵略中国的文章。

福泽谕吉在甲午战争中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最能表明他的扩张思想。他的核心理论包括崇尚武力和丛林法则，认为“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主张日本应该脱离亚洲，跻身欧洲列强文明国家。打着促进文明开化的旗号，以武力征服中国等亚洲国家。他在《眼中无清国》一文中宣称，割让台湾只是一个开头，分割中国四百余州是大势所趋，呼吁捐款支持战争，吁请天皇“御亲征”。其在《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一文中，对日军取得的胜利表示“欣喜若狂，可喜可贺”，翘首以盼日本的太阳旗尽早在北京城迎着晨风飘扬，四百余州的全图尽在“文明的阳光普照之下”。^[6]他提出的侵占朝鲜、吞并台湾、再占领东北三省并最终将日本国旗插在北京城头的一系列侵略构想，被其同辈和后辈付诸实践，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演变为美化战争的“大东亚共荣圈”。

德富苏峰（1863～1957）本名德富猪一郎，是继福泽谕吉之后日本近代第二大思想家。他继承福泽谕吉的衣钵，鼓吹极具侵略性的皇室中心主义。他出生于幕末，经历明治、大正、昭和，死于战后，活了94年。从1887年前后登上论坛至1957年病逝，70年笔耕不辍，且始终处于舆论的中心地位。其思想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对日本走上侵略扩张道路影响极大，20世纪80年代以后越来越泛滥的右翼思潮和政界的右翼思维与其思想一脉相承。

德富苏峰登上文坛之后非常狂妄，直言自己喜欢政治，要引导世间政治按着他的意愿运行。他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的1893年，发表了《大日本》一文，呼吁要寻找“扩张日本的途径”；在同年出版的《吉田松阴》一书中，把吉田松阴尊为“膨胀的帝国主义的先驱者”。1894年出版的《大日本膨胀论》是德富苏峰对外扩张及侵华理论的代表作。在该书中，德富苏峰系统地提出并论述了他的“大日本膨胀论”，^[7]认为日本前几百年是收缩的几百年，此后几百年将是膨胀的几百年。甲午战争胜利之后，他和福泽谕吉一样欣喜若狂。“三国干涉还辽”之后，他又愤怒沮丧，用手帕包上旅顺口的沙土以示纪念，颇有回国卧薪尝胆之意味。

果然在回国之后，德富苏峰积极鼓动日本政府扩军备战，撰文鼓噪“十年磨一剑”，必报“还辽之仇”的军国主义舆论。

九一八事变后，年届七旬的德富苏峰声称这一事件是实现他的主张的最好机会，是日俄战争之后最愉快的时刻。他不遗余力地与军部势力勾结，鼓动各界知识分子为侵略战争效力，倡议“文学报国”“言论报国”，撰文为日本侵略升级辩护，鼓吹超国家主义，并于1942年12月出任日本新闻界“大日本言论报国会”会长。1943年，德富苏峰因宣传皇室中心主义和法西斯思想有功被授予文化勋章。战后他虽被列为“A级战犯”，但1947年后美国对日政策发生变化，德富苏峰被解除拘禁，后又被解除“公职追放”令。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德富苏峰的写作依然充满着不甘失败的复仇情绪。他在1957年去世时，曾高呼“再等500年”。可见，他是一位死心塌地、死不悔改的侵略扩张主义思想家。

从幕末到二战，日本扩张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至二战时期“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然而，这种一脉相承的扩张思想的泛滥又不是孤立的，它和明治以后日本近代化进程及其伴随出现的实力增长互激互动，两者形成一个正相关关系。从日本近代化发展和实力增长的历程看，“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的形成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推行殖产兴业政策，自上而下地推动近代化运动，把国内经济发展当作“燃眉之急”。经过20年的经济发展，日本实现了早期的工业化。财大气粗之后，其战略重点由“内治优先”转变为对外扩张，其对外战略也由“条约改正”转向实质的武力扩张。“脱亚入欧”不仅表现在文化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军事强大之后跻身欧洲列强，搭上殖民争霸的末班车，且大有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之势。1874年侵略台湾，1879年吞并琉球。1894～1895年甲午一役打败清政府，打破了清政府的朝贡体系，改变了东北亚地区的国际政治格局。日本利用相当于当时年财政收入4倍多的战争赔款，大办工厂企业，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并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化。1904年，更加膨胀的日本发动了旨在侵占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1905年迫使俄国求和签约。这次战争胜利令日本人得意忘形，自认为黑头发第一次打败了黄头发，由此奠定了日本在东北亚地区的霸权地位。实际上，这时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已经萌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日本为缓解内外交困的局面，企图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机，独占中国和夺取德国在南洋群岛的殖民地。实践也证明，日本抓住了这个“大正新时代的天赐良机”。^[8]1914年10月，日本占领了胶济铁路沿线和青岛，不久又占领了德领南洋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并取得了“委任统治权”。

其实，随着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不断扩张，“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轮廓逐渐浮现出来。曾任满铁总裁的后藤新平在1916年向当时的寺内正毅内阁建言，日本必须以“世界经济财政的和平战胜者”的姿态，建立与欧美诸同盟相抗衡的“东亚经济同盟”。^[9]1917年，西原龟三又提出建立“东洋自给圈”，以“日华经济区”为中心，把北起西伯利亚，南至印度、澳大利亚的广大地区置于日本统治之下，其统治方法就是“王道亲善”。^[10]在“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雏形阶段，其“王道亲善”的实质已经暴露出来了，那就是打着王道的旗号干霸道的勾当。

日本通过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摆脱了国内危机，而且大发战争之财，之后虽出现过短暂的经济不景气，但总体看经济实力仍处于上升阶段。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逐步占领中国东北。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随着侵占领土的不断扩大，其野心也越来越膨胀。特别是欧战爆发之后，荷、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国家或降或败，无暇东顾；又由于美日大部分的战略物资来自东南亚，因此东南亚成为美日的必争之地。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并尽快实现“大东亚共荣圈”就成为日本的紧迫任务。1940年7月19日的荻洼会议决定了“南进”方针，9月6日，划定了“大东亚共荣圈”范围，即“以日、满、支为骨干，包括原德属诸岛、法属印度支那及附属诸岛、泰国、英属马来、英属婆罗洲、荷属东印度、缅甸、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为避免过分刺激美欧，日本对外宣称的目标限定在缅甸以东、新几内亚以北，而把澳、新、印三国作为第二步目标。^[11]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同时进攻中国香港、马来亚、菲律宾，不到半年时间，加上原来已占领的朝鲜、中国沦陷区和印度支那，日本统治了大约5亿人口和70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大东亚共荣圈”似具雏形。

日本把依靠武力扩张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行为美化为实现“共存共荣”的“解放战争”，然而，不管日本侵略者怎样美化“大东亚共荣圈”，在其推行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两个问题是无法否认的，这两个问题决定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性质和命运。一是“大东亚共荣圈”的推行表现为以武力掠夺他国资源，侵占他国领土；二是“大东亚共荣圈”的推行威胁甚至直接挤压了老牌殖民者的既得利益。前者决定了“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本质，即非正义性；后者决定了“大东亚共荣圈”的过度膨胀破坏了“利益均沾”原则。由于非正义性，它必然受到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奋起抵抗，直至把侵略者驱逐出去；由于它破坏了“利益均沾”原则，老牌殖民者必然会与被侵略国家的抵抗力量形成合力。因此，“大东亚共荣圈”最后走向破灭也是历史的必然。历史的发展也证明，日本的扩张理论和侵略行为互激互动所形成的正相关关系，不可能像德富苏峰所预测的那样永远良性膨胀下去，到一定阶段必然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