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第三重追问，关于史料的衍生性问题。目前可考的施佩林制作的史料有哪些？答案是“两篇半”。一是本文开始时所引的1938年3月22日给罗森的信；二是1938年1月22日给罗森的报告，也就是拉贝揭示施佩林写作动机的那一天的报告，该报告远比3月22日的长。1月22日报告中有“一个日本兵脱光衣服压在一个漂亮姑娘的身上”这样的字句，拉贝认为是应该删除的。^[31]所谓“半篇”，是罗森1938年3月24日在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对施佩林信件的摘录，可以看出是基于施佩林3月22日信件的，但增补了新的内容，新的内容有的来自美国传教士，有的未知来源。^[32]施佩林制作的史料，反映了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四种基本犯罪形态：屠杀、强奸、抢劫、纵火，并证明了日军是南京惨剧的制造者（而不是日本右翼诬赖的中国军队）。

“两篇半”的史料，是否能说明施佩林的历史地位？回答“是”。虽然还不足以全面体现施佩林的事功，但已经足以使其摆脱一个德国老兵、商人的平凡生涯，进入到青史之中。因为施佩林史料是南京大屠杀三方史料（受害方、加害方、第三方）中第三方史料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反击各种否定南京大屠杀谬论的利器，已成为人类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历史记忆。

进一步的追问是，从施佩林史料切入，是否能在深入历史细微精妙之处的同时，进入宏阔浩荡的历史场景之中？答案仍是肯定的，试切入如下。

1938年1月15日，施佩林告知蒋公穀、金诵盘：“美侨费煦，已得敌方的同意，日内要到上海去，你们倘有信件，可以托他带去。”^[33]一个简单的信息，隐藏着意义重大的事件。费煦，就是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美国人乔治·菲奇（George A.Fitch），中文名费吴生。他的使命并不是简单地替人送信而已，而是受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同人委托，前往美国宣讲被日军封锁的南京大屠杀事实。1938年1月24日，费吴生从南京赶到上海，当时，他夹带了马吉所摄的大屠杀纪录电影胶片。2月底，他在广州应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邀请，做了关于南京的演讲，“会馆里座无虚席”。3月初，他抵达加州进行演讲，他说：“其中一次演讲会上，我给大家看了影片，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并接受了《洛杉矶时报》记者钱德勒及欧文·拉铁摩尔等人的采访。4月，费吴生抵达华盛顿特区，会见了美国副国务卿豪恩贝克（Stanley Hornbeck）以及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等，还给美国国会下院外交委员会、战时情报局、记者等放映了影片。在旧金山演说时，在场唯一一个日本人对费吴生说，他讲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事不是真的”，并对其进行威胁，在其“给东京外务省的报告里加入了一份有关我的文件”。相关美国人士则高度评价了费吴生的报告。此外，费吴生还在纽约、芝加哥等地进行了几次演讲。^[34]可以说，费吴生的美国之行，是美国朝野得以全面了解南京大屠杀实情的重要契机。正因为如此，我们说，南京大屠杀事发当时，对国际社会来说就不是秘密。

在1938年1月22日报告的结尾处，施佩林写道：

在大部分德国人的房子上，挂在高高旗杆上的纳粹旗帜在寒风中高傲地飘扬着，各处房子的门上贴有三种文字的德国财产保护证明，还贴着日本大使馆保护德国财产的布告，但我和日本领事警察多久（疑为误译，因当时各种安全区资料均未提及“多久”，而在多处提到日本领事警察“高玉”——引者）是眼前满目疮痍景象的见证人，这都是一个所谓友好国家的日本士兵们干的。无论如何，我还有好几个名单可以作很有价值的旁证，对此我随时准备着。^[35]

施佩林随时准备举证日军的战争犯罪，显见他不喜欢德国的“友好国家”日本。有意思的是，虽然南京大屠杀发生时，德意日轴心已经成形，但当时在南京的拉贝、罗森、施佩林、克勒格尔以及汉口的陶德曼等人，都认为日本是“坏蛋”。缘由何在？

克勒格尔说：“这个残暴的机器（指日军——引者）还装扮出一副反共产主义先锋的面目，显得像是一种嘲讽。它对外还大叫大嚷地说，这么做是为了解放和革新中国，但实际上在它的铁蹄下只会使真正的共产主义繁荣起来和一切坏分子浮现出来。”^[36]罗森厌恶日本的原因是日军表现出的残暴的非人道特征，同时他认为“日本人在这里为共产主义缔造了一个危险的温床”，而他希望：“英国人在扬子江上表现出来的那种乐于助人的伙伴情谊的精神会在不久的将来，落实在对德国具有世界意义的未来形式中去。”^[37]可见，相比于克勒格尔、罗森等人，施佩林憎恨日本的缘由确实“比较简单”。

罗森等人“反日”的重要政治出发点是，他们认为，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日军作为“兽性机器”证明了，日本不是纳粹德国“反共大业”的合格伙伴，甚而反是共产主义在中国迅速发展的催化剂。然而，对希特勒来说，南京大屠杀“抹黑”了盟友日本的形象，是不应告知德国公众的。罗森将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纪录影片和解说词发往外交部，希望放给希特勒看看，在罗森看来，那是“一部令人震惊的时代文献”，^[38]“但纳粹政府却迫使我离开外交工作岗位并离开中国”。^[39]拉贝被国民政府授勋，获得了崇高荣誉，当时英美人士和媒体多有记录和报道，他回国以后请托纳粹友人，希望得到希特勒的接见，结果却被纳粹搜查、逮捕和审讯。^[40]这些人遭遇的背后，是德国对华政策的逆转。1938年2月4日，希特勒同时批准“亲华”的国防部长布隆伯格与外交部长牛赖特辞职，此前另一“亲华”人士经济部长沙赖特已于1937年9月辞职。新任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于1938年2月21日训示驻华外交官，德国承认伪满洲国，“只是德国现实政策的结果，与德国在东亚冲突中的态度无关”。^[41]拉贝、罗森、陶德曼等人在这样的背景下陆续被召回。施佩林虽还在南京，但再也无人为其书写，就此湮没无闻，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被“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