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下面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卫生部门义务稽查”（此为其自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称其为总稽查）爱德华·施佩林（Edward Sperling）1938年3月22日给南京德国大使馆罗森（G.F.Rosen）的信中提到的案例。本文以之为例，展示追问可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

德国施密特公司的房子里住着代理人肖先生和公司的仆人，还有他们的妻子。日本士兵几乎每天都闯进去，对德国人的财产进行洗劫和破坏，以极其卑鄙的方式强奸他们的妻子，公司代理刘先生的妻子哭泣着喊救命，她们再也无法忍受下去。她们跪在地上请求我帮助她们摆脱这些野兽的魔爪。——我把这两个家庭收容进了我的房子里。^[3]

事件过程不复杂，南京大屠杀期间，这样的案例很多。选择这一案例的随机性，有助于说明追问和连环解读的适用范围。

第一重追问，关于史料的制作者。首先，施佩林何许人也？施佩林是德商上海保险公司员工，其早年的经历尚不清楚，只知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系德军士兵，在中国服役，日本对德宣战后在青岛战役中被日军俘虏，在战俘营待了四年。南京沦陷前，他已经60多岁，没有选择离开，而是参加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筹建。^[4]他手下有一支中国人组成的稽查队伍。1937年12月12日，他自告奋勇要在中日军队间斡旋和平，以便中国军队后撤；后日军平静地进入南京，因局势发展太快，没能成功。^[5]

施佩林在历史中“出场”，就是这么间接。上述英勇之举出现在别人报告中，并不是他自己直接书写或陈述的。1937年12月30日，德国大使馆北平办事处毕达博士给德国大使馆发了一份报告，文中第一次提到“南京大屠杀”这一名词。毕达本人并不在历史现场，主要内容来自《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美国战地记者A.T.斯提尔的报道。报道中提到南京防御崩溃时中国军人的失控行为：

……有的士兵则骑马在街上漫无目的地乱跑，对着天空胡乱开枪。留在市内的仅有的几个外国人之一、一个身强力壮的德国人决定教训他一下，就把那个男的从马上拉了下来，夺过他的手枪，朝他脸上打了一拳。那人叫也没叫一声，承受了这一拳。^[6]

以“身强力壮”和敢于空手夺枪的特质而言，这个德国人有很大可能是施佩林。

有关施佩林的直接资料十分稀少，不足以构建出细节生动、形象丰满的个体生活史。所以他人其他主题的叙述中出现的施佩林，对于了解其个性和志趣具有重要意义。1938年1月10日，滞留南京的国民党军野战救护处的蒋公穀陪同其处长金诵盘拜访施佩林（在蒋日记中，施佩林作“史排林”），会见地点在南京大方巷21号施佩林寓所中：

见面时他很惊骇于处长的为什么早不离京。当告以职责的关系，万无离京之理，史极严肃的钦佩着。他说：“敌在京率兽食人的行为，不欲消息外传，故封锁南京，比铁桶还要厉害，我们外侨的东西给他们抢光，行动也受限制，同你们差不多，亦等于俘虏。”说时，指着他的脚，因为没有皮鞋，也穿着布鞋。我们请他帮忙设法离京赴沪，他说：“要到上海，恐怕一时难于实现，但总当尽力帮忙，相机进行。”他并告诉我们，战事起码还有一二年也说不定，复取出地图来看，很庄严地鼓励着说：“现在敌人所占领的，在贵国全面积中，不过百分之几，你们惟一的出路，只有抵抗，否则恐怕要做奴隶！”当时我们听了，都觉悚然，处长几为之泪下。^[7]

施佩林所说南京在大屠杀期间被日军隔绝于世，是许多相关问题诸如各国政府无法立即反应、日方媒体构建南京“和谐”景象欺骗其民众的背景，本身具有较大的信息内涵；而抵抗到底的期许，也体现了他对中国的同情。

其次，接受施佩林报告副本的罗森又是何许人？罗森是德国驻华大使馆政务秘书，日军占领南京前，担负“调停”中日战争使命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Trautmann）率领使馆去了汉口，南京办事处由罗森负责。当时，英、美、德等国在中日战争中“中立”，12月9日，罗森奉命去南京附近江面英国轮船上避难；12日，日军海军航空兵在桥本欣五郎等策划下炸沉美舰“帕奈”号。为防止此类爆炸性事件再次发生，罗森等人在日本军舰的“护送”下去了上海。1938年1月9日，罗森、沙尔芬贝格、许尔特尔三人经艰苦交涉回到德国大使馆驻南京办事处。在南京，罗森撰写了大量反映南京围城前后实情的报告给德国外交部，后在20世纪90年代被发现。其实，早在1945年9月11日，他曾致函中国驻美大使，提示这一线索，可惜在东京审判期间中国并未能提供这方面的材料：

写此信的目的是希望中国政府能注意到在德国驻华使馆和领事馆发现的丰富的关于日本侵华的材料……

有许多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6月期间我在南京写的报告，当时我被留下来负责德国大使馆直到我被召回并撤职（在1938年6月），其间有数周我在Hangtze的英国船只上度过，当我在上海领事馆短暂逗留时，我口述写下了对一些事件的报告（美国“巴奈”号船的沉没）。我在南京朋友梅奇做了许多报告，他现在华盛顿特区。^[8]

罗森与德国驻华使馆行政秘书沙尔芬贝格（Scharffenberg）等在英国舰船上时，目睹了日军在长江沿岸对中国平民的攻击，及其恃强对欧美人士的骄横跋扈。尽管其时德、日两国关系日益亲密，但罗森对日军十分厌恶。回南京后，他坚持要到南京各处实地观察大屠杀的惨景，这让急于掩盖大屠杀真相的日方十分为难。日本驻南京总领事福田笃泰曾很纳闷地问沙尔芬贝格：“美国人和英国人对日本有敌对情绪这点我知道，但为什么连德国人也这样呢？”^[9]罗森的对日态度，在南京的中国人也看得很清楚，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说：“这个德国领事最恨日本人，他出入有日兵根[跟]他，其实是看着他们的行动。德国领事告诉我们，他恨这个兵根[跟]他，有时他到平仓巷三号玩，一坐许久，要饿这个兵没有饭吃……这次德美两国人帮忙中国不少。”^[10]从德国外交部档案中可以看到，日本领事馆和军方多次与其接触，安排内容丰富的宴会，其中包括招来美艳艺妓佐酒，企图赢得罗森和其他西方人士的好感，为其缓颊，但罗森仍未改弦易辙，直到被召回。而因为其祖母的犹太血统和政治立场等因素，罗森其后被纳粹政府排拒审查。

从罗森疾恶如仇的性格和经历看，施佩林的报告之所以被其发往德国外交部，正是因为报告揭露了日军在大屠杀期间的暴行。而对施佩林和罗森经历的简单梳理，已经揭示了德国方面保存有南京大屠杀丰富史料的线索。

第三，作为稽查，写报告并非施佩林的本职工作，然则，他为何要书写？拉贝（John Rabe）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他的日记记述了早先施佩林“写作动机”被激发出来的缘由：

我们委员会的总稽查施佩林先生，看了我们写的所有报告。这唤醒了他至今一直沉睡着的荣誉感，他按捺不住，也凑成了一篇报告。施佩林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他理应得到荣誉），在我们中间确实也经历得最多。但他这个人比较简单，因此报告写得并不怎么样。^[11]

拉贝嘲笑施佩林文理不通，但这不妨碍施佩林发挥骨干作用——“会移动的堡垒”。^[12]他的勇敢恰如其言：“在80多起案件中，我被中国平民找去，把闯进安全区房子里强奸女人和女孩子的日本士兵赶出去。办这种事情我没有任何困难。”^[13]拉贝承认施佩林经历得最多，实际上提醒我们：在被书写的南京大屠杀历史中，书写者的重要性往往因为书写而更加凸显，而未书写者或甚少书写者的重要性被不同程度地遮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