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军队的无能和狂妄

近些年来，由于新史料的挖掘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日本学者有大量的成果指出了战前军队的无能、狂妄和战争目的的不明确性，这构成了日本学者心目中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一，军队领导人的无能。

许多研究指出，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军队的领导人只会纸上谈兵，严重脱离军事指挥的现实。三笠宫亲王在1994年接受采访时说：“日清、日俄战争时期，军队的首脑们都在明治维新前后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相反，太平洋战争之前是一个很长的和平时期，这样擅长纸上谈兵之辈飞黄腾达，居于领导人的地位。”^[6]这里应该注意到，他没有将中国的抗日战争视为战争，这也反映了许多日本人对中国的轻视。当然，也有许多学者持同样的看法。历史学家户部良一认为，20世纪30年代，军队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但实际的权力核心逐渐下移，军部的一些参谋人员掌握了决策权，他们“在军部从事参谋工作的时间比部队长，是一些对自己的专业职能以外的事不太了解的军事官僚”。^[7]

那么，为什么这些没有真才实学的人能够掌握要职，从而掌握了日本的最高权力呢？从根本上而言，还是在于选拔人才的机制。可以说，明治时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但进入大正、昭和时代，“日本就没有了判断个人能力的标准，只有考试分数的高低，而这就是平等、就是公平的规则。结果，更会考试的人、更少减分的人成了领导人。”^[8]正因为如此，在明治以后的高等教育体系中，陆军大学、海军大学、帝国大学等优势明显。这些学校的学生走上社会，“结果就是在大正、昭和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冒牌领导人，他们长于利害打算，没有思维深度”。^[9]

以陆军大学为例。战前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陆军大学（定额50人）毕业生中间，成绩在前五名的才能进入参谋本部作战部。这些参谋权力很大，自视甚高，飞扬跋扈。在太平洋战场上，面对佐官一级的参谋，将官也得低头哈腰。但实际上，他们对于战场上的情况并不了解。“昭和十六年12月8日袭击珍珠港而爆发的太平洋战争，乃是军事官僚决定、指导的‘军事官僚的战争’。本来应该培养在实战中更能发挥能力的军人，但实际情况却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10]

不仅如此，教育内容也是极其狭隘的，从而严重制约了被教育者的眼界。有学者指出，战前的军事教育就是参谋教育。参谋教育是什么呢？“从授课内容就能一目了然：都是些像战术那样能在战斗中取胜的科目，而像国际法那样所谓的一般常识、日本历史、世界历史等等的课程很少。海军大学稍微多一些，但距离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相关的课程还是太少。文学几乎没有。这样，参谋教育只是培养了一些类似战术妖怪的军人。”^[11]由此看来，近代日本军队的职业化是日本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有日本学者提出：“陆军通过在国外出格的军事行动，以及对国内政治、外交问题的介入，在日本的蜕变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那么，陆军何以采取这样的行动？“虽然原因不止一个，但其中不可忽视的乃是军人的职业化……这是昭和时代军人和明治时代军人的不同。昭和的军人，特别是推进政治介入的中坚幕僚，作为职业军人，顽固地追求其专业领域——军事的合理性。”^[12]这里所阐明的道理就是：军事是达成政治目标的手段，如果军事本身成了目的，一个国家就必然走上歧途。

第二，军队领导人的狂妄。

虽然缺乏实际才干，但他们自视甚高，狂妄自大，最终将国家带向歧途。这是学者得出的又一个结论。

军队领导人归根结底是军事技术专家，无论其在特定的专业领域多么有能力，也未必具有政治智慧。相反，“许多人暴露出眼光狭隘的专家所具有的自以为是的弱点。这种自以为是的技术专家掌握强大的权力，并干预军事以外的领域，正是这个时期的可怕之处。”^[13]同时也应该看到，军人自行其是，不仅不会受到惩罚，反而会得到奖赏，从而使军事冒险成为一种风气。“张作霖事件和满洲事件的首谋没有得到惩处的影响至为深刻。陆军没有对河本和林（即河本大作、林铣十郎）兴师问罪，这是优先考虑组织士气这样自身的利益。因此，即便行动违反了军法也没有关系，如果结果令人满意，甚者可以成为英雄。这难道不是使军事组织堕落腐朽的一个重要原因吗？”^[14]

一个国家如何认识自身，如何准确地定位自身，对于其国家战略有着重要的影响。日俄战争以日本侥幸取得胜利而结束。战后，日本从上到下陶醉在战胜欧洲强国的兴奋之中，也俨然以世界一流强国自居。这正如学者半藤一利和出口治明所指出的，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上下被所谓一等国的假象所驱使，踏上了欲罢不能的与世界强国争锋的不归路，“如果要对这一方向说不，就必须全面否定之前的道路，这需要超乎想象的力量”。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按照原来的路线走下去了”。^[15]这种观念严重束缚了国策的弹性。日本以美国为假想敌，以美国为主要对手，就是在一流强国的自我暗示下做出的政策选择。1941年日本之所以悍然发动对美战争，是因为其有一种即将失去一流强国地位的焦虑感在发生作用，这正如促使日本开战的主要人物田中新一所说的，“1942年年底之后，实际上日本将不可能与美国进行战争，日本在军事上将沦为三流国家”。^[16]在他看来，1941年的时候，打上一仗，赌上一把，倒是有可能维持一流国家的地位。

第三，战争目的的不明确性。

日本在宣传的时候，以所谓的“自存自卫”“解放亚洲”“共存共荣”等口号来欺骗世界舆论，也欺骗本国的国民。但实际上，其发动侵略战争是本着自利的目的，或者掠夺财富，或者为其获得世界霸权而开疆拓土。可是，即便从自利的角度出发，日本也应该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吧？似乎没有。

日本学者认为缺乏明确的战争目的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最终成为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纐纈厚指出：“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战争目的的不明确产生了战争指导的混乱和缺乏一贯性，这决定了日本必然走上了失败的道路。”在当时的情况下，谁也说不清楚战争的目的是什么，“由于战争目的（也可以说是政治目的）的不明确，战争指导本身最终就被各个部门或者某个政治家、某个军人的想法所左右，导致其内容始终严重缺乏一贯性和战略性”。所以，“极而言之，在日本的战争指导上，基于权宜的判断成为常态，这就是战争目的的不明确、国家权力构造的多元性所造成的后果”。^[17]

从历史事实来看，日本的战争目的虽然不是固定的，却是不断膨胀的。1937年10月，上海战事正酣，日本政府有媾和的打算。为此，日本方面提出的媾和条件是：在华北、上海划定非武装地带；中国承认“满洲国”；签订日中防共协定；批准华北的铁路、矿业及其他日中合资企业；等等。然而，随着日军占领南京，日本以为中国马上就要崩溃，因而大幅度修改了和谈条件。在原有条款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如下的条款：在华北、内蒙古地区建立自治政权；将华中占领区域变为非武装地带；在华北、内蒙古、华中地区驻兵；要求赔偿；等等。不仅如此，日本领导层中的大多数主张停止和中国的谈判，因为“中国的灭亡”已经为时不远了。这就是近卫文麿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背景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