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选题缘起及意义

1831年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定律，人类由此认识了电、磁现象，并提出电、磁互相转化的理论，进而实现了机械能向电能的转化。作为机械原动力的电力，系19世纪西方工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西方近代工业世界里得到迅速推广与普及，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在更广的意义上说，它使得人类实现了从农耕文明时代向电气化时代的转变。

电力因清洁、便利及应用广泛等特点，19世纪以后逐渐成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并逐渐成为经济社会领域的基础，尤其是推进工业化的基础。不仅如此，电力的广泛应用改变了城市面貌和市民的生活方式，成为近代城市文明发展的一个标志。在此意义上，对电力事业在近代中国的出现、运作及其对各方面的积极作用做一研究，不仅有改变学界研究薄弱之现状的学术价值（详后），而且对当代电力事业建设与完善亦具有相当大的启示意义。

不过，考虑到近代中国全国范围电力事业发展的地域性与复杂性，如果没有多方面的合作、不具备相应的条件，将很难做出全面的研究，故本书仅以近代历史中的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电力公司”或“公司”）为中心，力图以下几个方面有所贡献。

其一，管窥近代中国电力事业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近代中国电业兴起于19世纪中后期，最初电力仅供城市达官贵人和租借地照明，可谓西方舶来的“奢侈品”。1882年西人立德在上海创办电光公司，开启了中国电力事业的先河。随后，东南沿海地区相继设立电灯公司。至20世纪初，四川地区的重庆与成都先后设立了电灯公司。进入民国后，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相继采取相关措施，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这一时期负责提供能源动力的电力事业有了快速发展，主要表现为由单纯的居民照明用电功能逐步向工业生产用电功能扩展。因电力在中国是新生事物，投资大，单靠民间资本，无力支撑电力事业的快速发展。而国家资本的介入，体现了政府对电力事业的重视。1927年，建设委员会在南京成立，专设“全国电气事业指导委员会”，其一个重要职能即为主管全国电业行政、技术及管理，推动全国电业的建设与发展。其后，国内主要城市均设立电厂，国家电力事业得到发展。

1930年代初，相对边缘的四川地区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局面，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有了比较好的政治环境和机遇。重庆市人口日渐稠密，商业愈趋繁盛，新式工业渐次发达，对于电力的需求，也日渐迫切与增多。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庆电力公司应运而生。公司采用近代先进设备，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发电容量达3000千瓦。其对于改善市民生活，减少火警，活跃市场，促进工商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战时重庆电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全面抗战时期，重庆从一个地方性中心城市上升为战时首都和大后方中心，加之重庆工业经济发展迅速，因此对电力的需求也急速增长。在此期间，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战时重庆地区的工业发展与社会民生做出巨大贡献。

其二，深化近代中国股份制公司形态的研究，从而洞悉近代社会经济大环境中的企业生存与发展状况。本书对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研究，属于企业史研究的范畴。公司是社会经济活动中主要的参与者，也是最重要的企业形式。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所颁布的《公司法》，规范了企业的组织形式，“多数企业逐渐摆脱以前的无限责任即合伙形式的局限，并进展到以股份有限责任形式为主流”。^[1]而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是以“股份有限公司”冠名的企业，在组织形式上按照近代股份制公司的规章制度及规范化要求经营，顺应了经济发展形势与潮流。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初创时系政府与绅商合办，但名义上是商办企业。公司得到当时四川地方实力派、重庆军政首领刘湘的高度关注与支持，由潘文华、刘航琛、康心如、胡如航等人发起，于1935年正式成立。这一冠名“股份有限公司”的电力公司，因带有本土印记和地方色彩，故与根据中央政府颁布的《公司法》而成立的一般性公司相比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到抗战时期，尽管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不是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下属之国营企业，保持着“民营”本色，但受统制经济政策的统制。随着国家资本的渗入及政府的管控，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逐步被纳入“国家化”运转的轨道。自抗战中期至1949年，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受社会经济持续恶化的大环境影响，经营效益逐年下降，渐渐走向崩溃。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演变的过程，反映了那一时期社会经济大环境下，近代中国股份制公司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

其三，近代以来，重庆一直是中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其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不仅需要电力事业提供支持，而且其自身已具有建设此种事业的充分条件。相应的，重庆电力事业的发展，也对当地社会经济产生了直接影响，其中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扮演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因此，对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问题做一系统考察，将有助于拓展与深化重庆地方史研究。

综上所述，该论题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