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民初四川政局变动对重庆电业的影响

一 军阀混战对重庆电力事业的影响

民国初期，西南地区军阀林立，社会处于无组织的状态之中，充斥着众多小专制集团。各军阀集团更是相互倾轧，进行混战，长达20多年的军阀混战给西南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损伤。以四川为例，从1911年至1933年，发生大小战争470余次，大小军阀各据一方，自设防区，横征暴敛，税卡林立，一件商品从南充到重庆仅百多公里就要经过三个防区、数十个税卡。^[98]这严重阻碍了重庆的经济发展。同一时期，重庆近代工业因受军政局势的影响，发展缓慢，电力事业也处于基本停滞的状态。^[99]中国工程师学会四川考察团考察了四川电业发展情况后，在其报告书中指出：“原动设备陈旧不堪，为经过数次转售而来，年代有在20年代以上者，此种旧机，效率过低。而小电厂投资甚高，容量甚小，机件不堪应用，营业亦无从推广。”^[100]

在官僚军阀的抑制之下，重庆烛川电灯公司仅有的400千瓦发电设备始终没有更新，公司亦不能求得正常发展。^[101]公司设备为蒸汽机、火车头式锅炉、直流发电机，供电范围仅限于附近几条街，电压低，灯光暗淡。由于经营不善，“在1912～1913年，烛川股东纷纷要求退股几致倒闭。旋由湖北军阀胡寅安出面接办，借其权势向铜元局调来锅炉两座和柴油机一台，勉强继续发电，维持六七年。1920年由胡交其学生军阀曾子维接办两年。1922年又租顶给商人黄丽生办理，增资10万元，又应付了九年。但设备线路已腐旧不堪，无法继续发电，当时对兴办公用事业，人皆视为畏途。鉴于对电灯的需要，当时（1926年前后）政府曾指派专员到该公司检查，拟具整理方案，责成限期改进。又曾拟议由自来水公司兼办电灯，但效果甚微，一切原封未动，毫无起色”。^[102]尔后“荏苒六七年之久，公司债台高筑，设备未见改进，业务仍无起色”。^[103]

总而言之，烛川电灯公司长期之惨淡经营与民初重庆地区政治不稳定有较大的关系。回到历史语境，自辛亥革命以后，皇权体制崩溃，而近代意义上的民主共和制尚未建立，地方黩武主义在中国尤其是内地四川得以衍生。重庆因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成为各路军阀觊觎之处。张瑾指出：“民初以来，重庆成为各派军阀抢夺的目标，其战略价值甚至超越军事政治的实力。因而在辛亥后，重庆政权不断更换。在军阀混战中，重庆常常处于此据必争，甲退乙来，几乎无一年之安生。”^[104]重庆的政局随军阀更迭而动荡不已。“从1912年至1926年巴县县长就有28位之多，反映出民初川东地区的政治不稳定。”^[105]政局动荡产生的负面效应是社会民生凋敝，有益于民生的电力事业欲想得到良性发展则无从谈起。

尽管如此，民国以来的城市现代化进程仍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尤其是对于开埠已久的工商业城市重庆来讲，一般的市民仍能感受到电灯比油灯方便，且更明亮。“这一时期，各商业用户因营业需要，纷纷要求接线装灯。现代工业的发展，也迫切需要电力。在这种情况下，重庆迫切需要形成较为完善的电力工业。”^[106]

二 川政统一与重庆电业发展

第一，不可否认，“历史的发展总是复杂多样的，即使军阀统治时期，西南地区也并不是只有破坏而没有建设，只有停滞和倒退而没有发展和进步，在某些特定时期和特定区域，经济开发仍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107]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许多军阀也打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幌子，以使他们的行动合法化”。^[108]在四川，1926年前后，以打倒列强、反封建为宗旨的国民革命轰轰烈烈地展开，这促使相对“标新”的四川速成系军阀从形式上效忠国民政府，以“革命军人”自居。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四川军阀刘湘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第21军军长、四川省善后督办入渝主政。“刘湘占据重庆这个西南最大的商业交通中心，扼住了当时陆路交通不甚发达的四川省的咽喉。据有这个城市的军阀就能对其敌手的主要税源进行征税或干脆切断。”^[109]他的优势是明显的，其势力也是川省最大的。此时四川仍处于几大军阀争夺利益与权力的混战局面。对占有重要城市重庆、经济资源丰富、实力相对较强的刘湘来说，打破防区体制，实现全川政局统一是首要任务，而他本人“不愿与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治上纠缠过密”。^[110]因而，刘湘在1932年前后初步实现“川政统一”的目标后，建设四川、发展四川成为由他主导的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这与刘湘相对“趋新”的思想有一定的关系。

1927年以后的刘湘，以维护民族利益为口号，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同时，其宣布“归顺”南京国民政府本质上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即披上革命的外衣以减缓革命浪潮的冲击，维持其统治秩序。刘湘采取了一系列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措施，其中也包括发展电业的措施。因为地方实力派“看到电这个商品，认为可以为他们的统治服务，能作为巩固政权的一种工具”。^[111]这“在相当程度上也获得重庆地方绅商的支持与认同”。^[112]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刘湘强大的权威是重庆城市工商业人士依赖的基础”，^[113]为重庆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营造了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并构建了“军-绅”政权的合作模式。于是，地方绅商重组和整顿重庆烛川电力公司、创建新型电力企业、发展工商经济的要求，得到了刘湘的认可和支持。

从某种程度上讲，“军阀官僚对其所投资的企业，虽然有利用他们的权力关系为本企业谋取政府的某些支持和保护的现象，但私人投资活动，不仅体现了当权者对资本主义经济利益的认同和追求而反映出他们的资产阶级化趋向，而且体现了中华民国和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精神所引发的‘振兴实业潮流’”。^[114]这在实现川政统一后的刘湘身上亦有体现。1932年11月，刘湘明令：“重庆市政府收购接管烛川电灯公司全部资产，并接受其专利权。1933年8月15日，烛川电灯公司正式移交给重庆市政府。”^[115]1934年开始筹备重庆电力公司，重庆电力企业的建设工作得以重启。

第二，重庆烛川电灯公司已不适应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重庆工商业经济的发展。“1920年烛川电灯公司改组，并修订章程及电费标准。由于机器设备陈旧破败，私灯窃电严重，公司经营失败，亏损甚巨。1927年，重庆商埠公署指令该公司另招新股，购置新的机器设备，限期进行整顿。以后发电设备虽经更新，街道市面照明也有所改善，但亏损仍未扭转，直至公司结束，折扣退股”，^[116]公司一直呈现不景气状态。1921年重庆商埠公署成立，“筹划扩大城区、修筑马路、兴建码头的同时，委托重庆烛川电灯公司在都邮街、陕西街、朝天门、小什字等城区主要街道安装了街灯（公用灯100余盏）”。^[117]“1926年四川军阀混战暂告一段落后，重庆市面上呈现出短时的稳定状态，商业日趋繁荣，更彰显出电力设备和电力供应不敷使用的现象。虽然当时一些较大的企业如第50兵工厂、第一纺织厂、大渡口钢铁厂、第34兵工厂及自来水公司等，利用自己的发电设备，将多余的电力转供市民使用，仍然不能满足市场的要求。”^[118]加之“烛川电灯公司资本微弱，设备简陋，1929年的重庆大火中又烧毁部分发电设施”，^[119]然“市府迭次振新，卒以无法改进，重庆近年市政欲张，工商发达，需用电力既急且巨，初拟由自来水厂附带经营，亦未举办，为应时势之需要跻市场之繁荣，实非从新创一伟大完整之组织，不克供给”。^[120]因而重庆迫切需要组建一家新式电力企业以适应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三，辛亥革命后重庆市政建设的近代化是20世纪30年代组建重庆电力公司的又一动因。辛亥革命是一场民族民主革命，推动了中国政治与经济民主化进程，也使得城市现代化建设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和趋势。这表现在从“以王权和神权为中心的传统城市向着以物权为中心，以工商业为重心的现代化城市转变，形成了新的与城市经济功能相适应的现代化城市格局”。^[121]因而，城市是一个以人为主体、具有经济性和社会性功能的复合体，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近代城市社会的大变革要求重庆对城市功能做出相应调适，故当局对重庆市政建设比较重视。1926年刘湘入驻重庆后，便着手开展重庆城市建设，其在拟定的《重庆市政计划大纲》中指出：“重庆为四川交通实业之中心，华洋杂处，商务繁盛，诚吾国西隅一大市场也。然市政窳败，街道之狭隘、沟渠之秽污、煤烟之蒸蔽。”^[122]1927年当局将商埠改设为市政厅时，其所辖地域仅为两江上下游南北两岸30华里以内的市区，没有明确的边界，可见当时重庆市政建设十分滞后。为改变城市面貌，当局开启了重庆建市的现代化进程。1929年2月，重庆从巴县分离，正式建市，编制为国民政府二级乙等省辖市。重庆建市以后，扩大了市区规模。市区界域已包括巴县城区及长江南岸弹子石、海棠溪等地和江北县江北镇、溉澜溪、刘家台、香国寺等地，形成旧城、南岸、江北这种地跨两江、三足鼎立的格局。^[123]新设立的重庆市“设江北市政管理处、南岸市政管理处，开始了重庆地跨两江的布局。到1933年，全市面积共有187平方公里”，^[124]“形成了现代重庆城市横跨两江、鼎足三分的基本格局，并开辟出自临江门沿嘉陵江经双溪沟达牛角沱、自南纪门沿长江经菜园坝抵兜子背、自通远门外经观音岩至两路口的三大块新市区”，而“昔日殡宫，皆成沃壤”。^[125]到20世纪30年代初，重庆城区“面积增加了两倍左右，城市人口已有30余万，市容面貌也大为改观。在城市交通干道经过的地区，美丰银行、川盐银行大楼等高层建筑开始出现。繁华区域逐渐由两江沿岸向城市交通干道两侧转移”。^[126]重庆城市空间的拓展亦要求相应的市政功能应予以完善，如“筹办自来水，以为清洁之饮料；改良电灯，以现全市之光明；添购电话，以灵各界之消息”。^[127]“然昔重庆的电力事业，只有烛川公司，而机器陈旧，经营不善，仅供给市民电灯一项，已感电力微弱，供不应求，至于生产之用，即付阙如。”^[128]1932年，川籍实业家胡光麃先生（1919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科）回到重庆时，“看到供应全市电源的重庆电灯厂仅有一台300kV发电机，而这台购自德国的老式机器因为机器和外线都很陈旧失修，容量太小，电压太低，虽有若无，路灯不亮，只见几缕红丝，于是胡氏对刘湘的第一项建议便是充实重庆的发电容量，改换全市的输电设备。他说电气动力是发展工业的基本条件，电灯照明对市容和治安更关重要。胡氏的‘有了充足电源，才能吸引外间人们来此观光，继以资金和技术从事建设和生产一席话’深得治川热情极高的刘湘赞同，刘氏极以我言是，就责成重庆市长潘文华和刘航琛为电力厂正副筹备主任，并委托华西公司拟具全部计划”。^[129]当年（1932年）刘湘即指令重庆市政府“以24万元购买烛川电灯公司，并接收其专利；在1933年8月15日正式接管公司一切事务”，^[130]并筹建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期实现整顿电气事业，以完成渝市繁荣之主要动力，庶形成现代化之市场雏形”。^[131]

第四，从工业发展的进程看，20世纪20年代末，重庆工业门类逐渐齐全，电力需求较为迫切。开埠以后的“重庆发展成为了长江上游之一大商埠，为川滇黔三省进出口贸易之总汇，户口稠密，商业繁盛，各种近代化之轻重工业，渐次推动，须用电力，尤为切要”。^[132]“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半个世纪里，重庆已经发展成为四川及西南的商业、金融中心，具有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也初步建立。”^[133]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1936年，重庆工业行业“在火柴、缫丝、采煤、水电、玻璃、棉织、皮革以及钢铁、机械、化学等许多部门出现了近代工厂”。^[134]在诸多企业中，日用轻化工企业仍为重庆近代工业发展的主流，但是大多数企业已逐步引进了机器设备，具有新式企业的特征。20世纪30年代前后重庆兴起的新式企业主要有：（1）重庆电力炼钢厂，最早筹建于1919年，由四川督军熊克武发起创办。1934年4月刘湘决定成立重庆炼钢厂筹备委员会，重组重庆炼钢业。（2）1935年刘湘组织创建四川水泥股份有限公司。（3）1933年起重庆陆续兴建了9家提炼煤油的炼油厂。（4）1932年，重庆设立油漆厂。（5）1935年重庆创办了唯一的一家生产酸类的广益化工厂。（6）1935年5月民族资本家吴蕴初将在上海创办的天厨味精厂、天原化工厂、天利氯气厂迁至重庆江北。（7）在煤矿供给方面，1928年重庆北碚成立了宝源矿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32年成立天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135]（8）1932年重庆成立工程技术企业华西公司。（9）实业家卢作孚先后在重庆创办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北川铁路公司、三峡染织厂。特别是三峡染织厂，“是四川棉织工业中首先使用机器生产的企业，具有开辟性意义”。^[136]这些企业大多采用机械化生产，以电力为生产原动力。但“烛川电灯公司机械陈旧，经营不善，其营业要目，仅以供给市民电灯用电一项，尚感电力微博，供不应求。至于供给电力，则付阙如，实为烛川电灯公司失败之最大原因”。^[137]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初众多新式企业相继在重庆建立，对电力的需求日益迫切的背景下，当局主导地方民营资本成立了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正如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报告书中所言：“本公司之经营电气事业，得以在渝市日臻发展者，其最大因素，为本公司之企业，已合于现代渝市社会之一般的需要。故足以促进各种轻重工业之循序进展，而同时形成今日渝市社会之繁荣。是则本公司之兴起，有其备具之必然条件在，实亦为复兴渝市社会经济的当务之急，可断言也。”^[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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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庆电力公司概况》，《建设周讯》第2卷第7期，1937年，第7～9页。

[2]南京西华门首都电力厂印行《首都电力厂月刊》第31号，1933年9月1日。

[3]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书店，2012，第146页。

[4]〔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41页。

[5]王静雅：《建设委员会电业政策研究（1928～1937）》，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1，第11页。

[6]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第9卷工业矿产志电力工业》，湖南出版社，1993，第15页。

[7]四川省电力工业志编辑室编《四川电业志资料汇编1》，第2页。

[8]黄晞：《旧中国电力发展史略》，《中国科技史料》1985年第3期。

[9]刘克祥、吴太昌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第326页。

[10]孙毓棠主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第 1018～1019页。转引自刘文丰《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电力工业建设》，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07，第4页。

[11]黄晞：《旧中国电力发展史略》，《中国科技史料》1985年第3期。

[12]朱英：《辛亥革命前期清政府的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6页。

[13]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编《交通史电政编》第3集，中华书局，1936，第6章第1页。转引自王静雅《建设委员会电业政策研究（1928～1937）》，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1，第21页。

[14]（清）王德尚辑《西政维新策》卷3，上海书局，1902年石印本，第15a页。转引自黄兴《电气照明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1879～1936）》，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师范大学，2009，第31页。

[15]黄晞：《旧中国电力发展史略》，《中国科技史料》1985年第3期。

[16]建设委员会编《中国各大电厂纪要》，中国电业史志编辑室、湖北省电力志编辑室编《中国电业史料选编》（上），第1～114页。

[17]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三联书店，1961，第871页。

[18]李代耕编《中国电力工业发展史料——解放前的七十年（一八七九～一九四九）》，第4～5页。

[19]陈无我：《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第320页。

[20]建设委员会编《中国各大电厂纪要》，中国电业史志编辑室、湖北省电力志编辑室编《中国电业史料选编》（上），第1页。

[21]宋子良、王平、吉小安：《通向工业化之路》，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第262页。

[22]建设委员会编《中国各大电厂纪要》，中国电业史志编辑室、湖北省电力志编辑室编《中国电业史料选编》（上），第115页。

[23]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第346页。

[24]王静雅：《建设委员会电业政策研究（1928～1937）——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1，第21页。

[25]陆仰渊、方庆秋主编《民国社会经济史》，第148页。

[26]全国电气事业指导委员会编《十年来之中国电气事业建设》，中国电业史志编辑室编、湖北省电力志编辑室《中国电业史料选编》（上），1987，第135页。

[27]陈中熙：《三十年来中国之电力工业》，中国电业史志编辑室、湖北省电力志编辑室编《中国电业史料选编》（上），第356页。

[28]张静如、刘志强主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第30页。

[29]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第2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第366页。

[30]刘克祥、吴太昌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第118～119页。

[31]孙中山：《中国实业如何能发展》，《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第135页。

[32]朱英主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44页。

[33]马敏：《孙中山与张謇实业思想比较研究》，《历史研究》2012年第5期。

[34]孙中山：《建国方略·实业计划》，《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2006，第250～251页。

[35]胡敬修：《中国电气事业概况》，中国电业史志编辑室、湖北省电力志编辑室编《中国电业史料选编》（上），第121页。

[36]朱大经：《十年来之电力事业》，中国电业史志编辑室、湖北省电力志编辑室编《中国电业史料选编》（上），第407页。

[37]刘克祥、吴太昌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上册，第336页。

[38]张福记：《近代中国社会演化与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发展的历史根据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第61～62页。

[39]陆仰渊、方庆秋主编《民国社会经济史》，第371页。

[40]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三联书店，1961，第774～775页。

[41]胡敬修：《中国电气事业概况》，中国电业史志编辑室、湖北省电力志编辑室编《中国电业史料选编》（上），第140页。

[42]恽震编《建设委员会电气事业专刊》，建设委员会图书馆，1932，第52～53页。转引自黄兴《电气照明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1879～1936）》，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师范大学，2009，第74页。

[43]沈嗣芳：《发展民营电业之途径》，《电业季刊》第4期，1934年，第1页。

[44]朱大经：《十年来之电力事业》，中国电业史志编辑室、湖北省电力志编辑室编《中国电业史料选编》（上），第408页。

[45]陆仰渊、方庆秋主编《民国社会经济史》，第371页。

[46]陈中熙：《三十年来中国之电力工业》，中国电业史志编辑室、湖北省电力志编辑室编《中国电业史料选编》（上），第348页。

[47]朱大经：《十年来之电力事业》，中国电业史志编辑室、湖北省电力志编辑室编《中国电业史料选编》（上），第408页。

[48]朱大经：《十年来之电力事业》，中国电业史志编辑室、湖北省电力志编辑室编《中国电业史料选编》（上），第448～449页。

[49]朱大经：《十年来之电力事业》，中国电业史志编辑室、湖北省电力志编辑室编《中国电业史料选编》（上），第407页。

[50]杨德才：《中国经济史新论（1840～1949）》，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第474页。

[51]吴承明：《论工场手工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

[52]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学林出版社，2006，第390页。

[53]孙瑜：《日本侵略者掠夺中国东北电力》，《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8月15日，第 4版。

[54]陆仰渊、方庆秋主编《民国社会经济史》，第370页。

[55]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876～877页。

[56]陆仰渊、方庆秋主编《民国社会经济史》，第370页。

[57]刘克祥、吴太昌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上册，第332页。

[58]黄兴：《电气照明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1879～1936）》，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师范大学，2009，第78页。

[59]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873～874页。

[60]周勇主编《重庆通史》，第460页。另参阅隗瀛涛主编《重庆城市研究》，第3页。

[61]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第352页。

[62]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第514页。

[63]凌耀伦：《中国近代化与中国资本主义》，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第129～130页。

[64]周勇主编《重庆通史》，第843页。

[65]比较典型的企业有：1.1891年，川商邓云笠、李南城、卢干臣创办的森昌泰和森昌正火柴厂，这是重庆第一家近代民族工业企业。2.棉织业：1900年，印用卿率先在江北沙湾创办了吉厚洋布厂，使用24台木机织布，1905年，开始使用铁轮机织布，带动了整个重庆棉织业的大发展。3.1891年，英商立德乐在重庆南岸创办了第一家洗房（猪鬃加工厂）。4.煤矿：1904年，英商立德乐在江北厅开办“华英合办煤铁矿务有限公司”，后江巴两县士绅桂荣昌、杨朝杰、赵资生等成立江北矿务公司，赎回了华英公司全部财产。5.1906年创办的鹿嵩玻璃厂是重庆第一家使用现代技术设备生产日用玻璃和美术玻璃的工厂。6.皂烛业：1907年重庆商人开办了祥合肥皂厂。7.丝业：重庆蜀眉厂，1908年创建于南岸界石乡，采用日本进口蒸汽缫丝机。

[66]隗瀛涛主编《重庆城市研究》，第16页。

[67]周勇主编《重庆通史》，第534～535页。

[68]朱英主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第461页。

[69]隗瀛涛主编《辛亥革命与四川社会》，成都出版社，1991，第116～118页。

[70]张荣祥：《20世纪上半叶重庆城市——区域人口研究》，杨光彦、秦志仁主编《跨世纪的大西南——近现代西南经济开发与社会发展历史考察》，第363页。

[71]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第26页。

[72]王建西：《重庆建市与现代化进程》，杨光彦、秦志仁主编《跨世纪的大西南——近现代西南经济开发与社会发展历史考察》，第226页。

[73]隗瀛涛、周勇：《重庆开埠史》，第101页。

[74]四川省电力工业志编辑室编《四川电业志资料汇编1》，第28页。

[75]《四川商务总局饬查重庆试办电灯于民情有无疑阻札》（光绪廿六年六月廿六日），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第68～69页。

[76]周勇主编《重庆通史》第442页。

[77]四川省电力工业志编辑室编《四川电业志资料汇编1》，第28页。

[78]四川省电力工业志编辑室编《四川电业志资料汇编1》，第39页。

[79]四川省电力工业志编辑室编《四川电业志资料汇编4》，第91～92页。

[80]四川省电力工业志编辑室编《四川电业志资料汇编1》，第114页。

[81]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第264页

[82]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第209页。

[83]四川省电力工业志编辑室《四川电业志资料汇编1》，第113页。

[84]重庆市渝中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重庆渝中区文史资料》第14辑，内部刊行，2004，第186～190页。

[85]隗瀛涛、周勇：《重庆开埠史》，第101～102页。

[86]张学君、张莉红：《四川近代工业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第187页。

[87]重庆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著《重庆市志》第3卷，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337～338页。

[88]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第324页。

[89]张学君、张莉红：《四川近代工业史》，第187页。

[90]四川省电力工业志编辑室编《四川电业志资料汇编1》，第114页。

[91]周勇主编《重庆通史》，第442页。

[92]四川省电力工业志编辑室编《四川电业志资料汇编1》，第1页。

[93]李禹阶、管维良主编《三峡文明史》，重庆出版社，2007，第352页。

[94]李紫翔：《胜利前后的重庆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3卷第4期，1946年，第4页。

[95]张荣祥：《20世纪上半叶重庆城市——区域人口研究》，杨光彦、秦志仁主编《跨世纪的大西南——近现代西南经济开发与社会发展历史考察》，第363页。

[96]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第478页。

[97]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第480页。

[98]凌耀伦：《中国近代化与中国资本主义》，第108页。

[99]四川省电力工业志编辑室编《四川电业志资料汇编1》，第36页。

[100]四川省电力工业志编辑室编《四川电业志资料汇编1》，第36～37页。

[101]四川省电力工业志编辑室编《四川电业志资料汇编1》，第114页。

[102]四川省电力工业志编辑室编《四川电业志资料汇编1》，第115页。

[103]傅友周：《记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42页。

[104]张瑾：《权力、冲突与变革——1926～1937年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第78页。

[105]张瑾：《权力、冲突与变革——1926～1937年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第78页。

[106]何润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工业史·重庆卷》，中国电力出版社，2004，第6～8页。

[107]潘洵、杨光彦：《近代西南地区经济开发述论》，杨光彦、秦志仁主编《跨世纪的大西南——近现代西南经济开发与社会发展历史考察》，第30页。

[108]张瑾：《权力、冲突与变革——1926～1937年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第89页。

[109]〔美〕柯白：《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殷钟崃、李惟健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第49页。

[110]〔美〕柯白：《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殷钟崃、李惟健译，第81页。

[111]何润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工业史·重庆卷》，第6～8页。

[112]张瑾：《权力、冲突与变革——1926～1937年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第127页。

[113]张瑾：《权力、冲突与变革——1926～1937年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第133页。

[114]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第2卷，第394～395页。

[115]何润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工业史·重庆卷》，第6页。

[116]重庆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著《重庆市志》第3卷，第337～338页。

[117]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第480～481页。

[118]重庆市渝中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重庆渝中区文史资料》第14辑，第186～190页。

[119]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第481页。

[120]重庆市政府秘书处编印《九年来之重庆市政》，1936，第67页。

[121]朱英主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第488页。

[122]张瑾：《权力、冲突与变革——1926～1937年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第150页。

[123]张瑾：《权力、冲突与变革——1926～1937年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第152页。

[124]隗瀛涛主编《重庆城市研究》，第22页。

[125]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第365页。

[126]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重庆市志》第7卷，第7页。

[127]杨光彦、秦志仁主编《跨世纪的大西南——近现代西南经济开发与社会发展历史考察》，第236页。

[128]《重庆电力公司概况》，《建设周讯》第2卷第7期，1937年，第7～9页。

[129]胡光麃：《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 第62辑 逐波六十年》，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第295～296页。转引自张瑾《权力、冲突与变革——1926～1937年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第22页。

[130]四川省电力工业志编辑室编《四川电业志资料汇编4》，第91页。

[131]《重庆电力公司一瞥》，《四川经济月刊》第7卷第5～6期合刊，1937年，第15页。

[132]《重庆电力公司一瞥》，《四川经济月刊》第7卷第5～6期合刊，1937年，第15页。

[133]周勇主编《重庆通史》，第842页。

[134]周勇主编《重庆通史》，第422页。

[135]周勇主编《重庆通史》第850、853～854页。

[136]张学君、张莉红：《四川近代工业史》，第317页。

[137]《重庆电力公司一瞥》，《四川经济月刊》第7卷第5～6期合刊，1937年，第15页。

[138]《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损益计算书、财产目录、各项收入详表等》，重庆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219-0002-00003，第8～9页。以下档案如果未标明藏所，均为重庆市档案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