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写作思路

本书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展示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概况,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与经营业绩进行梳理分析;二是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将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放在具体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与讨论。通过考察公司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公司生存与发展的动态,进而分析公司在推动近代重庆社会经济发展及促进重庆城市近代化中所起的作用及历史局限。

1.基本史实的阐述

从研究现状来看,研究者对近代重庆电力史的关注较少,对当时重庆电力公司的资金来源、股东、董事会构成、人事关系、生产经营与营业绩效等方面尚缺乏整体研究。虽然有些学者对成都电力企业(如启明电灯公司)做过某些方面的考察,但已有的研究成果缺乏对近代中国电力发展史整体性认识,而本书对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实证考察有助于深化对近代中国电业史的研究。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考察地域是民国时期的重庆市域,而不是今天的重庆市。在时间上,本书将上溯至晚清重庆开埠时期,下限则定在1949年底重庆解放。但由于资料所限,本书考察的重点时间段为刘湘实现川政统一至1949年重庆解放,侧重考察重庆电力公司的发展概况、重庆社会经济环境变迁和城市化进程,分析公司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环境中的发展轨迹及特点。

2.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借鉴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是历史研究中重要的分析方法。在中国近代史领域,自20世纪90年代起,一些学者将其运用到社会经济组织(如商会、工商业同业公会及职业团体)的研究中,从而大大开阔了史学研究的眼界,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本书将以重庆电力公司为个案,借鉴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将公司置于近代重庆政治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态历史图景和在此历史图景下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将公司经营置于四川地方军阀政府时期、重庆国民政府时期、日军袭击重庆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去考量,并考察公司经营与金融机构、电力用户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梳理种种互动关系,本书将揭示公司在战争环境下虽屡遭日军轰炸,但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公司与政府之间既存在业务合作的关系,又存在矛盾;公司与电力用户间因一些社会因素而发生矛盾与冲突,较为显著的案例体现在窃电与反窃电的问题上。综上所述,本书将借鉴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重庆电力公司进行动态考察,展现其经营发展的曲折性与复杂性。


[1]吴承明、江泰新主编《中国企业史·近代卷》,企业管理出版社,2004,第384~385页。

[2]傅润华、汤约生主编《陪都工商年鉴》,文信书局,1945,第84~85页

[3]重庆市政府秘书处编印《九年来之重庆市政》,1936,第66~68页。

[4]陆仰渊、方庆秋主编《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第148、370~372、593~594页。

[5]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第3卷 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3。

[6]刘克祥、吴太昌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上册,人民出版社,2010,第326~341页。

[7]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第250~252页。

[8]张忠民、朱婷:《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有企业(1927~1949)》,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第91页。

[9]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2006,第332~333页。

[10]周天豹、凌承学主编《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发展概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第134~171页。

[11]隗瀛涛主编《重庆城市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第104、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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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黄立人:《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史研究》,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四联总处全称为“四行联合办事处”。1939年9月8日,国民政府公布了《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改组成立四行办事总处,负责办理与政府战时金融政策有关的各种特种业务,统筹管理原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的业务。1939年11月,四联总处由汉口内迁入渝,成为战时金融经济的中枢决策机构。

[15]杨光彦、秦志仁主编《跨世纪的大西南——近现代西南经济开发与社会发展历史考察》,重庆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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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张瑾:《权力、冲突与变革——1926~1937年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重庆出版社,2002,第5、11、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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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潘洵主编《抗战时期西南后方社会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2011,第63~84、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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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唐润明主编《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内部刊行,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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