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来源

毛泽东文艺思想有两大来源，一是理论上的，二是实践上的。理论上的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二是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包括文论，三是西方文化、文学理论，即过去我们讲的西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四是中国现代文化、文学和文论。关于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文学、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关系，笔者将在后面的章节详细论述。这里笔者主要论述毛泽东文艺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关系，笔者的基本观点是：一方面，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显然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另一方面，毛泽东文艺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又有超越和发展，而超越和发展则源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实践以及现实的需要，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更重要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在中国文学实践中总结和摸索出来的。

在和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介绍了他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在思想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最早知道马克思主义并受其影响是在师范学校读书时，那时他读了《新青年》，深受影响，他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1]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组织新民学会，他说：“学会有七、八十名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参加过新民学会的较为知名的共产党人有：罗迈，现任党的组织委员会书记；夏曦，现在在二方面军；何叔衡，中央苏区的最高法院法官，后来被蒋介石杀害；郭亮，有名的工会组织者，一九三○年被何键杀害；萧子暲，作家，现在在苏联；蔡和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七年被蒋介石杀害；易礼容，后来当了中央委员，接着‘转向’国民党，成了一个工会的组织者；萧铮，党的一个著名领导人，是在最早发起建党的文件上签名的六人之一，不久以前病逝。新民学会的大多数会员，在一九二七年反革命中都被杀害了。”^[2]新民学会是一个进步的组织，也可以说是一个革命的组织，在行动上和后来的共产党组织很接近。在思想上，总体来说，毛泽东这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自己定位：“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3]

毛泽东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到北京，特别是到北大图书馆工作之后，这时他实际接触了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具有巨大的功绩。毛泽东说：“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4]又说：“一九一九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看见了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接着我回到长沙着手组织联盟。我在长沙一边当教员，一边继续我在新民学会的活动。”^[5]毛泽东真正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1920年，他说：“一九二○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6]

毛泽东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与他认真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有一定的关系。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毛泽东读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经典作家的著作，也读了很多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还读了一些反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观念的著作。比如：

马克思：《资本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恩格斯：《反杜林论》

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主义批判》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列宁：《国家与革命》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

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

斯大林：《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赫鲁晓夫：《合作化道路是农民最正确的道路》

西洛可夫、爱森堡：《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米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河上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

尤今：《简明哲学辞典》

李达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

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中央审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

罗烽编《高尔基论艺术与思想》

周扬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7]

尤其可贵的是，《政治经济学》和《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这两本教村，或者说通俗性读物，毛泽东都读得非常仔细，并作了大量的批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读于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用的是李达、雷仲坚译本，批注很多，比如第15页的批注是：“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第28页的批注是：“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说透了李立三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及保守主义。”^[8]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之准确，同时也可以看到他是如何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不是为了哲学而学习哲学，不是为了知识而读书，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读书，即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来读书。逄先知认为：“紧密结合中国实践，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而读马列著作，这是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的根本方法。”^[9]这是非常正确的。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毛泽东组织了一个专门读书小组，参加的人员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分别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读《政治经济学》，边读边讨论，毛泽东发表了很多意见。

从毛泽东的读书笔记、谈话中引用和提到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语录和观点来看，毛泽东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精神以及具体观点非常熟悉，而且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毛泽东说自己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并不多，他认为没有必要都读，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我们可以看到，他从马克思主义那里继承和学习的都可以说是精髓，比如辩证法、唯物论、对立统一规律、阶级斗争理论、阶级分析方法，还有实践论、矛盾论、认识论等。这些内容也贯穿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始终，这几乎是公论，学术界已经有很多研究和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笔者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一方面来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一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文学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来源于解决现实的文艺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一生除了和敌人斗争以外，很大的精力是和党内教条主义作斗争，这似乎更为艰巨。早在1929年，毛泽东就提出反对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10]1930年，毛泽东又写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文章中，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1]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他说：“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12]毛泽东批评主观主义的态度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13]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原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红线。

除了普遍原理、精神和原则以外，在具体的方针、政策、策略以及斗争的方式、目标等特别是阶级斗争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主要针对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针对19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主要是针对俄国，针对20世纪的俄国革命和社会状况。而中国的文化不同，国民素质和心理不同，社会构成和结构不同，所以，中国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精神和思维，另一方面又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对待。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国情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具体观点、具体结论越来越不具有直接运用意义，所以，从50年代开始，毛泽东强调“超越”马克思。1958年3月10日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破除迷信”：“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14]言外之意，对于其不正确的东西，则不应该崇拜。1958年5月8日他在中南海怀仁堂发表讲话，提出“不要怕马克思”：“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只是那里头有一堆马克思主义。他写了很多东西给我们看，我们不一定都要看完。……我们实际做的，许多超过了马克思。列宁说的做的，许多地方都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我们革成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这就是理论。”^[15]“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这是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原则，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之所以能够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毛泽东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从中国文学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毛泽东非常强调读书学习，他一生读了大量的书籍，但他更强调“实践出真知”，强调书本与实践相结合。1964年，他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16]这段话非常有名，经常被人引用。60年代之后，毛泽东特别提倡中国的教育要与中国的社会实践包括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文革”时期，甚至下令把大学办到工厂、农村，走与工农相结合的教育道路。他特别反对学校教育的“死读书”，在一次和学者的谈话中他自称是“绿林大学”的，他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进了共产党，革命了，只知道要革命，革什么？如何革？当然，革帝国主义，革旧社会的命。帝国主义是什么东西？不甚了解。如何革？更不懂，十三年学的东西，搞革命却用不着。”^[17]毛泽东的很多发明创造，很多伟大的思想都不是从书本上来的，而是在具体的工作中总结出来的，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道理或者真理是在生活，特别是在社会实践中摸索出来的。

“实践性”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品质。读《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艺论集》中有关文学的观点和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从来不抽象地谈论文学，他关于文学的看法，或是在阅读文学作品时的思考，或是针对文学现象而谈，或是针对文学创作中的问题而谈，毛泽东所有关于文学的观念都可以还原到一定的语境中去。在这一意义上，毛泽东文艺思想是非常具体的形态，理解、把握和运动它，不应该机械地生搬硬套，不能把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观点绝对化，而更应该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原则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