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农村留守妇女的脆弱性和生计资本

脆弱性环境是影响可持续生计的外在环境因素，它可以通过影响生计资本直接影响生计策略的选择和生计结果的实现。在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完善的现实背景下，丈夫外出会增加农村留守妇女的脆弱性，改变生计资本存量，而不同的脆弱性对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造成的影响也不同。

已有关于农村留守妇女的研究在脆弱性环境方面，主要涉及了外部冲击中的人身健康冲击和经济冲击、社会主要发展趋势中的人口变化发展趋势以及各种周期性因素中的价格周期性和就业机会周期性等内容。具体而言，外部冲击因素研究中，因丈夫外出务工，农村留守妇女除需独自承担家务活动及照料家庭的责任外，还需承担比原来更多的农业生产活动（刘晓，2010），导致其生理和心理都承受着极大的压力，易引发健康问题（钟斌、姚树桥，2012），使家庭的日常活动和经济状况可能面临威胁；同时近年来，物价不断上涨，而农村留守妇女的收入水平依然处于低端固定化的状态，这增加了农村留守妇女正当行使经济权利的难度（鲜开林、刘晓亮，2012），且因农产品市场不完善而引发的市场波动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的农产品出现过剩，农业收入下降（檀学文、李成贵，2010），农村留守妇女面临贫困程度增加的局面。社会主要发展趋势研究中，农业生产方面呈现女性化趋势（高小贤，1994），丈夫外出务工后，农村留守妇女成为农业生产主力（韩凤丹，2012），并将是一个长期持续的效应，即使丈夫外出务工返家，这种状况也不会有明显变化（Mu & van de Walle，2011）。各种周期性因素研究中，农业生产成本持续上升，同时农产品价格不断出现大幅波动（檀学文、李成贵，2010），使得农村留守妇女的农业收入更加不稳定；同时丈夫外出务工会促使农村留守妇女利用农闲时间从事一些非农经济活动，增加家庭收入，提高对家庭的经济贡献（李新然、方子节，1999；黄翠翠，2011）。

生计资本的拥有状况与生计结果的实现情况是不断循环改变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结果通过生计策略联系起来，同时生计结果又直接反馈影响生计资本。通常情况下，拥有的资本越多，意味着生计策略的可选择范围越大，同时在各种策略之间灵活转换的能力也越强，最终有利于实现力所能求的生计结果；生计结果获得的最直观表现就是生计资本存量的变化，并且从整体看，生计资本的变化会促使下阶段产出不同的生计结果。对于农村留守妇女而言，在当前人力资本弱化、制度性和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缺失以及金融资本约束的现实背景下，其生计资本更应受到关注。

已有关于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生计资本的研究，主要涉及了人力资本中的健康、教育和技能，社会资本中的参与社区组织状况，获得社会网络支持状况，社会关系状况以及相互信任、互惠和交互关系状况，自然资本中的土地和森林，物质资本中的基础设施以及金融资本的可用储蓄等内容。具体而言，人力资本中，农村留守妇女的年龄分布集中在21～49岁，总体上偏向于年轻，但大多数患有不同程度的妇科、腰椎和关节等疾病（刘晓，2010）；这一群体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多为文盲、小学或初中文化，因而她们普遍有继续接受教育的意愿（鲜开林、刘晓亮，2012）；同时在现代农业生产中，农村留守妇女虽可以通过询问商贩、互相交流等途径来获取一定的技术信息，进而利用技术手段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仍有一部分农村留守妇女面临着缺乏生产技术的困难；且劳动量的增加也使她们进一步提高文化素质的机会受限，致使大多数农村留守妇女没有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胡艳艳，2011）；此外，农村留守妇女与非留守妇女在家庭结构上没有显著差异，均以核心家庭为主，平均常住人数在3～4人（许传新，2010）。社会资本中，越来越多的农村留守妇女开始通过参与“企业+农户”的模式来获取农产品销售、技术、农业信息以及经验方面的服务（陈雄锋等，2012）；丈夫仍然在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决策、情感和财务支持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亲属对农村留守妇女的情感和财务支持程度也明显高于非亲属，非亲属对农村留守妇女的支持则更加倾向于交往方面（吕芳，2012）；且丈夫外出，导致以丈夫为中心的“婆家网络”被削弱，而“娘家网络”逐渐成为农村留守妇女社会强关系支持网络的另一重心，尽管如此，部分农村留守妇女与婆家的关系在生产帮扶中依然得到了改善与增进（吕芳，2012；吴惠芳、饶静，2010）；邻里关系是家庭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丈夫外出务工后，农村留守妇女与邻里之间相互提供更多的生产帮助和交往支持，邻里关系因此不断得到强化（毛桂芸，2010）。此外，朋友网络的明显发展，也为农村留守妇女提供了重要的情感慰藉和社会交往支持（吕芳，2012）。自然资本中，一般情况下，农村户均拥有2～4亩的农地，甚至更多，但大都被分割成小片的土地分布在不同位置，且在退耕还林地区，大部分家庭还会拥有几亩用来种植树木的坡地（Jacka，2012）。物质资本中，留守妇女家庭与非留守妇女家庭在住房类型和住房间数方面并无明显差距，二者的房屋类型均以楼房为主，且住房间数大多在3间房以上（许传新，2010）。金融资本中，妇女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的实施提高了农村留守妇女获得信贷的机会，一般通过在当地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来满足生产和生活性需求（叶敬忠、吴惠芳，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