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资兴学：清末京津地区慈善义演的发源

慈善义演主要是通过演艺筹集资金用于社会慈善活动。晚清时期，伴随着中西交往的频繁、商品经济的发展，上海、天津等早期开埠城市的现代化进程逐渐加速。随着时代的变迁，都市既提供了慈善义演兴起的空间与契机，也使得都市民众的娱乐生活方式表现出新的内容，有力助推了慈善义演活动的兴起。其中，西方慈善思想的传入、慈善方式的引进亦构成了义演活动能够酝酿与初兴的关键因素，最终使慈善义演成为近代慈善事业发展演变中的典型案例。

一 京津地区戏曲改良活动与慈善义演的形成

上海地区的演戏筹赈是本土慈善义演的最早形式，不过目前还没有发现可确证上海演戏助赈直接影响京津的原始材料。京津地区慈善义演的出现似乎与上海呈一种平行的发展态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与北方地区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具有某种潜在的关联。上海的慈善义演出现近30年之后，京津地区的慈善义演才发源，并且逐渐兴盛。

1906年，北京兴起筹措庚子赔款的“国民捐”运动，[67]使得京津地区演戏筹款的星星之火开始得到点燃。在这场运动之中，不仅民众的“国民”思想得到强化，民众对“国民义务”的观念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国民捐“倡自京都继及津保，凡有国家思想、知国民义务者，莫不争先举办，以救时危。且闻卑如优伶如娼妓亦能知义务劝办此捐”。[68]当时“名优杨小乃等及歌妓玉仙等，均报效国民捐至千金”。[69]随着清末新政及启蒙思潮的影响，“民智始开，思想发达”，[70]京津梨园界也开始积极献身公益事业。

这期间戏曲改良的作用不可忽视。随着清末新政的推行，京津地区兴起了当时北方最早的戏曲改良活动。[71]《大公报》《京话日报》等报纸媒介曾积极鼓吹戏曲改良。当时天津的林墨卿办理戏曲改良还得到了袁世凯的支持，并“设立移风乐会研究所……邀某文人编辑新戏”。[72]文人的参与刷新了戏曲的剧目。天津如此，而“北京新戏改良，多蒙奖励”。[73]改造旧的形式，编演新的剧本；呼吁关注社会，改良旧的思想——这些已经成为戏曲改良的主要内容，并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京、津本是戏曲演出的重要地区，戏曲改良运动又进一步促进了京、津演戏活动的兴盛。

恰逢其时，杭州“惠兴女士殉身办学”的事件在京津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借着这样的契机，以名伶田际云[74]为首的梨园界开展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义务戏曲演出，成为京津地区慈善义演形成的标志和典型，“开创了北方地区社会募捐的新形式”。[75]

二 义务戏《惠兴女士传》在京的排演

惠兴是满族人，生长在杭州，立志兴女学以造福女界。1904年，她在杭州创建贞文女学堂，创学伊始便立志要倾尽全力乃至生命为女学做贡献。因经费没有着落，到处借贷，无果，最终服毒自尽，愿以自己的生命唤醒世人对女学的关注。这一悲壮的事情传到了京津地区，立刻引起了民众的关注。《北京女报》馆的张太夫人为惠兴“开追悼会”，[76]淑范女学校也开追悼会，“一时维新女士毕集”，时人还赠联说惠兴此举为“拼将一死呼群梦，愿我同胞觉晓钟”。[77]后来，有感于惠兴女士的事迹，《北京女报》主编张展云曾通过报纸筹款助学，但效果不太理想。之后，他便开始考虑与梨园界合作，“欲演戏三日，以所得戏价邮寄杭州，以便兴学”。[78]张展云找到京津地区的名伶田际云商量此事。在张的呼吁下，田际云也愿意“演三夜之戏”，以“尽义务”。[79]实际上，田际云与汪桂芬[80]本有建伶界学堂的想法，并曾“递呈学务处，情愿集款开办学堂”，还提出了具体的筹款方案，“每日登台唱剧，愿加演一剧，即以此项剧价作为学堂经费”，[81]可惜没有下文。此时正好可以借惠兴女士的事迹将集款兴学的想法付诸实践。张展云和田际云商量的结果便是组织“妇女匡学会”，[82]形成团体力量，以惠兴的事迹排演新戏《惠兴女士传》，定于是年“三月初五、初八、十二”三日在湖广会馆演出，以演戏所得资金邮寄给贞文女学堂。

对《惠兴女士传》的演出情况，报界进行了实时跟踪报道。《大公报》一则消息说：京都玉成班田际云因杭州贞[文]女学堂，惠兴女士为创办学堂筹款殉节，见其意烈可钦，按照前情排演新戏。今春三月初五、初九（应为“初八”）、十二等日，在北京福寿堂恭请北京大小名角共办勖学会，又请各城票友是日各尽义务，演唱三昼夜，大众不取分文，共筹款五千余元，由日升昌汇寄杭州将军瑞转寄贞文学堂。[83]当时有报人评价此举说：“庶为士大夫之向导乎？”[84]时人还说“剧资兴学”之事，“为二十世纪中伶人之特色，以增历史之荣光，将来浙中女学之发达，则必以某鞠部为最美最优之一大纪念”。[85]

笔者在搜寻资料的过程中，还发现了前人追述这次义务戏演出的传单，曰：清末，有杭州贞文女学校董惠兴女士，因经费不足，上书副都统贵福，贵福不答，女士乃以身殉学，此稍习旧闻者共知之事也。及此噩耗传来，各界乃纷起为援，女界尤甚。于是“北京妇女匡学会”乃发起大规模之“筹款义务戏”。[86]其中传单所述可以使后人更加清楚此次演出的规模以及组织情况。该单先是发布了“妇女匡学会演戏小启”，说：“本会因杭州惠兴女士，自为学殉身后，经费仍不敷用，仝人拟代为筹款，以匡不逮。爰仿各国慈善办法，演戏三日，专卖女座。经梨园善士，大众热心，允尽义务，所收戏资，除零碎开支外，全数汇缴杭州将军，作为贞文女学堂经费。”这点明了此次演出的由来，而且还是仿照各国慈善办法——演剧筹款，并采用比较少见的“专卖女座”的做法——最终“定于三月初五、初九、十二日三天开会，凡女界中热心人士，有愿赞成此举者，均请于此三日前购票听戏”。传单还特别提及“事竣后并将大名登诸报端，以彰美意”，接着还公布了京师巡警部的批示，说：“所请演戏三日，应照准，不得逾限。惟有唱戏句，须于三日前禀报外城工巡总局查核，方准照演。仰即转饬遵照，并于开会日派捕妥为弹压可也。”[87]然后传单中便公布了具体的规则和有关详情：一、演戏地方，原定湖广会馆，今改在前门外打磨厂福寿堂。

二、演戏时刻，早以十一点钟开演，夜以两点钟止。

三、所有戏座，分为包厢、头等、次座三种；每厢包间价洋三十元，头等每棹六座价洋十八元，单座每位三元，次等每棹六座，价洋十二元，单座每位三元。小孩自八岁以上至十三岁，均卖半价，仆妇五角。

四、听戏者有本处备便席一餐，不另索价（晚四点钟便席，夜十二点灯果）。

五、本会一概不卖男座。

六、凡听戏诸位，须先期买票，自本月二十六日起，每日早十二点钟至六点钟止，即在福寿堂卖票。早到者得好座，并不得强占他人已座之位。

七、本会为匡学筹款起见，非借此射利营私，听戏诸女士，均因热心助善而来，总祈诸位谅此区区苦心戏，凡所用男丁，如车夫、跟班等，务须自为约束，令其在戏场外静待，不许擅入，以昭慎重，以省口角，如有买物套车等事，可令随代仆妇传言，即本会亦雇有女仆，预备使唤。

八、此三日所言戏文，经工巡总局审定，均系光明正大之戏，凡有伤风化者，一概不演。[88]那么此次演出的艺人情况如何呢？材料中也有显示：“系玉成班作底，凡外约演戏诸位，均系当场出色，名动京师。今将惠兴女士兴学殉身原事实排成新戏，三日分演。瑾演女士者为田际云。”并说：“诸善士均具一片热心，慷慨好义，襄成善举。是日无论风雨，咸来助善。”然后就罗列了演出的人员名单，[89]并说“核之当时在京师之名伶，殆已网罗无遗”。[90]

这份传单的信息量非常大，基本上将本次演出的由来、预定计划、规范以及演出人员等事项交代得清清楚楚。从组织、演出的阵容上看，可以说是空前的。有些艺人甚至听到这样的消息，还专门赶赴参加演出。如，《京话日报》一则消息报道称，“名优崔德荣……现在天津演戏，听见玉成班创办勖学会，大动热心。临期要由天津赶回，入会助善”。[91]

三 义务戏在京津地区社会影响的扩大

由于新闻媒体与梨园界的密切合作，《惠兴女士传》的演出效果也比较好。有人说这是“北京戏园二百余年，此乃感动之第一声”。[92]冒广生的《小三吾亭词话》还记载道：“杭州惠兴女士，以身殉学，天下悲之。田伶际云，广其遗事，排为乐府，座客为唏嘘泣下者。”林纾还曾经赋《齐天乐》一首专门赞誉田际云。[93]时人还说，“自惠兴一死，北京女学逐渐发达”，“妇女匡学会虽优伶歌妓亦动热诚”，“提倡女学风气大开，为我国前途贺也”。[94]

京津相邻，北京的演出很快传到天津。《大公报》的一则消息说，“今有赵广顺老板到京特约田际云，将所有演《惠兴女士》原戏角色至津演唱，所加洋元均上国民捐，定于七月内在日租界天仙茶园准演”。[95]赵广顺（1860～1935），别名海亭，河北武清（今属天津市）人，是清末民初天津戏曲界组班邀角的能手。他于清光绪末年与吕月樵等在天津日租界闸口西天仙戏园（俗称下天仙茶园）首组“鸣班”，先以元元红、玻璃翠、崔松林等为主，生意不佳；继约“京角儿”杨小楼搭班，营业大振。赵每月付杨包银高达三百八十两。民初，更常邀梅兰芳、余叔岩、刘鸿升等来津演出，民间遂有“看好戏到下天仙”之语。1925年下天仙改新明大戏院后，赵又陆续改邀沪伶演出海派戏。他的一生以戏园为家，极重戏德。他广结人缘，不尚豪奢，却慷慨施人，每于年节都要发起义务演戏助赈，深受天津乡里赞誉。[96]

赵广顺专程到北京邀请田际云赴天津日本租界天仙茶园演出，并将所得券资全部上缴国民捐，显示出义务演出的特点。这也是最早发现的梨园界在天津义务演出的记载。以田际云为首的梨园界积极参加到社会公益事业中来，正如他所说——“我们行业虽微，敬重侠烈的热心，可是跟士大夫没有两样”。[97]惠兴女学事件是京津地区义务戏诞生最直接的诱因。

此次义务戏还引发了许多义务演出筹捐活动，募捐主要是为办理女学以及国民捐。1906年5月18日、19日，乔荩臣与李毓臣约请“京师票友在福寿堂演戏，开乐善义务会”。[98]此次乐善义务会于18日、19日两日卖票1442元，前后共捐532.5元，共入1974.5元，除去开销净存1462.5元。一半731.25元捐济良所，一半731.25元暂存华丰锦银号，候申江学界回信再拨[99]——账目管理还是相当明晰的。诸如此类的事例还有，1906年10月“王子贞、乔荩臣等志士为筹捐学款起见，自本日三日间，在打磨厂福寿堂，演唱各种改良词曲，并请报界热心志士登台演说，以维持女学”，[100]“朝阳门外的柳荫居茶社还邀请诸子弟公尽义务演唱各种改良词曲，所收茶资悉数提入国民捐，集腋成裘”。[101]王子贞还约集国风雅韵社及文韵畅怀社“各票友同尽义务”，“所收戏资悉数归入国民捐，以资提倡”。[102]

在京、津地区，慈善义演的产生主要源于惠兴女学事件，其演出的目的主要是助学。与同时期的上海地区慈善义演主要用于筹款赈灾不同，京、津地区慈善义演的功能得以扩展。该时期京津地区轰轰烈烈的国民捐运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民众的义务意识，戏曲改良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助力于营造民众的文明进步意识。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以义务戏为主要形式的义演活动在近代报刊等传播媒介的作用下，逐渐登上历史的舞台，引领人们积极投身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

（署名张秀丽、岳鹏星。原载《音乐传播》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