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金瓶梅》与中国家族小说的世情叙事

作为中国古代一部大百科全书式的鸿篇巨制，《金瓶梅》问世以来受到历代读者的重视，同时也遭受了非常多的争议。从家族小说的角度来看，《金瓶梅》是中国古代一部优秀的章回体长篇家族小说。它以西门庆及其家族成员为中心，通过亦官亦商的西门庆的活动线索，巧妙地将时代思潮的变迁、道德观念与礼教文化的嬗变等多重生活场景融为一体，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文化意义和民俗意义，对此后中国家族小说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 从隐退到凸显：《金瓶梅》的接受与发展

《金瓶梅》问世后，局限于当时的环境和条件，其传播主要是通过知识分子之间的人际传播和刻版传播进行。进入20世纪，伴随印刷技术的进步、传播途径的增多以及文化市场的逐渐形成，《金瓶梅》通过印刷、戏曲、影视、网络等媒介迅速传播开来。在文学界，很多作家与《金瓶梅》结下了不解之缘。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专门分析“明之人情小说”，认为《金瓶梅》“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7]。老舍对《金瓶梅》也十分熟悉。早年老舍在英国任教的时候，他就帮助语言学家克莱门特·艾支顿翻译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1927年剧作家欧阳予倩创作了剧本《潘金莲》，这是一部为潘金莲翻案的作品，开了此后为潘金莲“翻案”的先河。《金瓶梅》对张爱玲小说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张爱玲在《红楼梦魇·自序》中曾说：“我本来一直想着，至少《金瓶梅》是完整的。也是八九年前才听见专研究中国小说的汉学家屈克·韩南（Hanan）说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是两个不相干的人写的。我非常震动。回想起来，也立刻记起当时看书的时候有那么一块灰色的一截，枯燥乏味而不大清楚——其实那就是驴头不对马嘴的地方使人迷惑。游东京，送歌僮，送十五岁的歌女楚云，结果都没有戏，使人毫无印象，心里想‘怎么回事？这书怎么了？’正纳闷，另一回开始了，忽然眼前一亮，像钻出了隧道。”^[8]这是现代杰出的小说家与古代小说家的心灵沟通，基于对《金瓶梅》的熟稔，张爱玲在自己的小说中也吸收了不少小说的思想和技巧。巴金曾这样表达自己对《金瓶梅》的看法：“《金瓶梅》我有一部，在运动初期烧掉了，因为怕小棠他们找到翻看，这部书我自己也看不下去，从未看完过，烧掉也并不后悔。”^[9]从巴金的文章及信函来看，他似乎一直对《金瓶梅》持有某种不认同乃至批判的态度，但是这并不能否认他受过这部小说的影响。在巴金的家族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金瓶梅》的吸收和改造：《家》《春》《秋》等作品中那阴森专制的大家族、钩心斗角纷争不断的家族事务以及所表现的“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封建大家庭的全部悲欢离合的历史”（《激流·总序》），与《金瓶梅》表现的西门庆家族的淫逸、争斗、崩溃一脉相承；《憩园》中姚国栋一家吃喝玩乐、挥金如土，“这种带资本主义色彩的‘新式’统治阶级家庭终究免不掉封建官僚家庭的没落崩溃结局”^[10]，与《金瓶梅》中“主人公西门庆——中国16世纪后期的一个商人如何爆发致富又如何纵欲身亡的历史”^[11]有着很大的相似。不难理解，巴金越是在理性层面表达对《金瓶梅》的批评和反感，越是证明他已经受到了作品的影响，这种深入心灵的影响往往会不经意间为作家提供艺术的借鉴、技巧的运用和思想的启迪。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文化界批判运动的持续，《金瓶梅》逐渐作为一部禁书而丧失了公开传播的机会。进入新时期，《金瓶梅》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戴鸿森校点的《金瓶梅词话》的洁本，首次印刷10000册。这个本子的出版有重要的意义，它是由官方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有关《金瓶梅》的第一个整理本，代表着官方对这部小说的态度发生了重要变化。此后，《金瓶梅》的不同版本陆续出版。《金瓶梅》的丰富内涵和百科全书式的构架，使不同的作家从其中看到了不同的思想、生活和语言内容，从而对他们的创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余华的小说《兄弟》在对欲望的描绘和表达上，与《金瓶梅》有着相当的一致性。难怪有研究者直言不讳地说：“比照晚明的《金瓶梅》，《兄弟》与它的共同点都是对欲望的表达，而这一表达都通过身体得到了展示。”^[12]与余华相比，苏童对《金瓶梅》的接受更为自觉，也更为深刻。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苏童曾认为自己的作品“也许得益于从《红楼梦》《金瓶梅》到《家》《春》《秋》的文学营养。”^[13]苏童的代表作之一的《妻妾成群》，讲述的是一个封建大家族中的姨太太们的生活，这个屡见不鲜的题材因为写出了某种《金瓶梅》的神韵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格非在《人面桃花》这部小说中也对《金瓶梅》表达了自己的敬意。他说：“重读《金瓶梅》使我最终决定另起炉灶。它的简单、有力使我极度震惊，即使在今天，我也会认为它是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最好的小说之一。我觉得完全可以通过简单来写复杂，通过清晰描述混乱，通过写实达到寓言的高度。”^[14]作家毕飞宇也是一位资深的“金”迷，“他写作《玉米》的情境非常有意思，他经常一边放着摇滚，一边翻着《金瓶梅》《水浒》，一边写着《玉米》”^[15]。贾平凹的《废都》对《金瓶梅》的熟悉和吸收乃至模仿达到了一个让人震惊的程度。“贾平凹的《废都》虽备受争议，但通过一个知识分子的命运沉浮，书写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幻灭及中国社会的价值转换，是一部当代的《金瓶梅》。”^[16]在王朔看来，《金瓶梅》是一部比《红楼梦》更具有原创性、更伟大的作品：“原来我觉得曹雪芹是最大的腕儿。可前一阵儿一看《金瓶梅》，哟，发现《红楼梦》里有的是抄的。过去，也看过《金瓶梅》，全是挑着洁本补遗的地方看，没耐心等着故事发展。这回发现《红楼梦》不光是思想抄，连细节也抄。好多环境，情节都是《金瓶梅》里的”^[17]。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作家也受过《金瓶梅》的影响。

事实上，《金瓶梅》不仅在文学领域内有着极高的知名度，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在学术界，《金瓶梅》的研究贯彻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在戏剧领域，1985年四川剧作家魏明伦创作了荒诞川剧《潘金莲——一个女人和四个男人的故事》，此后出现了一批有关《金瓶梅》的戏剧；随着影视媒体的普及，《金瓶梅》越来越多地被改编成影视作品。资料显示，自从1955年由王引导演的第一部《金瓶梅》亮相之后，周峙禄、李翰祥、罗卓瑶、谭铭、张绍林、高志森、钱文琦等人分别导演的与《金瓶梅》有关的电影、电视剧达20部之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门庆、潘金莲已成为我们社会中知名度最高的人物之一，他们的故事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作品的范围，衍化为众多的民间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中国作家对封建时代被视为“诲淫诲盗”的《金瓶梅》所表现出来的浓厚的兴趣，除了反叛封建礼教、勇于表现自我以及思想观念的解放之外，或许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作家们对寻找新的写作资源的不懈追求：“当他们提到叙事资源问题的时候，我以为他们其实也在强调地方性叙事的意义，探讨着在新文化语境中地方性叙事到底有哪些新的空间、新的可能性。这与沈从文当年的写作，其实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而我们之所以在今天如此强调叙事资源，要把《红楼梦》《金瓶梅》《水浒》重新从书架上取下来，放到自己的案头，是因为到今天，越是全球化，地方性叙事的意义越是突出，我们自身的文学资源也就越是显得珍贵。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们用一种拟古式的文体造成一种疏离感，以此对大众传媒所代表的语言、文化进行个人的抗争。他们顽强地拒绝被同化”^[18]。

二 作为身体叙事资源的《金瓶梅》

《金瓶梅》作为一部“奇书”，它在历史上遭受的最多的非议或许便是作品中赤裸裸的性描写。西门庆的人生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要尽可能地占尽天下女子，据为己有，因此西门庆毫不满足地夺人妻女、淫人姐妹。他家族中的成群妻妾、仆妇丫鬟也是想方设法寻找自己的“性福”，潘金莲自不必说，李瓶儿、王六儿、惠莲、春梅、如意儿等，为了满足一己之欲，追性求福，无所顾忌。“人性首先是在身体器官的活跃状态上得以显现。近代以来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表达来自身体器官与外部世界接触产生的感受，这是表达‘自我意识’的一条特殊渠道，或者人性解放的一种特殊的叙事方式。压制‘自我意识’最有效的办法，首先就是压制和扭曲器官的功能，使之丧失敏锐的感知能力。”^[19]也就是说，作为身体器官行为的性描写首先表现的是人性的觉醒，这是人性解放的一种特殊方式；而对身体器官的囚禁，则在更深层次上是对自我意识的压制和消解。“在对独立人格和个人精神予以数千年束缚、否定和阉割的传统中国里，卓尔不群、超迈踔厉的个性解放潮流是抗击、清扫封建专制思想、传统伦理观念的一件有力武器。”^[20]因此，性描写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反抗意识和文化压迫的意义。“文化史一再证明，每一次人的解放，都是从肉体开始，都是人的肉体与‘上帝’和‘撒旦’的战斗。从文学的角度看，那就是叙事方式充当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异端，这是一种反压抑、反文化的异端叙事方式。但丁的诗歌、薄伽丘的《十日谈》、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拉伯雷的《巨人传》、萨德的小说、波德莱尔的诗歌、劳伦斯、亨利·米勒、纳波科夫、达里奥·福、《金瓶梅》，等等，都是文学史上异端叙事的里程碑。没有这些异端叙事，我们很难想象文学史的样子。”^[21]《金瓶梅》的出现因此而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它所表达的身体本能的欲望、身体觉醒意识以及对身体快乐的追求，都与中国传统文学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反差，从而为后世的文学创作开辟出另外一条道路。

在《金瓶梅》的身体叙事中，潘金莲、李瓶儿她们不仅是作为西门庆的泄欲对象而存在，而且追求着自己的身体快乐和欲望的满足。“正因为让身体摆脱了灵魂（精神）的管束，获得了在体论的位置和本体论的意义，所以身体自性的冲动和欲望，就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不容己’的合理性行为。这种‘身体主义’所探寻的是身体自身的需求和快乐。”^[22]潘金莲、李瓶儿、王六儿、林太太等众多女性，遵循的“是身体的快乐原则，因而才能进入一种‘狂欢化’的境地。这一‘狂欢’摆脱的不仅是文化的束缚和禁忌，而且连性别的等级和权力也一同抛弃了”，“于是‘幸福’的追求便定位在了‘身体’的感觉性情状之上，身体的满足成了幸福的同义词，‘幸福’与‘道德’彻底分离了”^[23]。在女性主体意识日益鲜明的当下，《金瓶梅》中所提供的反抗封建礼教、消解男权文化优势的内容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并为当代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在家族小说中的身体叙事提供了借鉴。在铁凝的《玫瑰门》中，肉体惨遭丈夫凌辱和玩弄的司猗纹，在内心深处爆发了对封建礼教的愤懑、对男权文化的亵渎之心，为此司猗纹走进了庄老太爷的房间，将自己赤条条的身体向他敞开。小说中的司猗纹报复的方法是向以《金瓶梅》为代表的言情章回小说学习，她“运用着模仿着她翻弄过的章回小说里那些旷久的女人为唤醒男人那一部分的粗俗描写”，“她压迫着他，又恣意逼他压迫她。当她发现他被吓得连压迫她的力量都发不出时，便勇猛地去进行对他的搏斗了”。司猗纹以肉体为武器进行了酣畅淋漓的亵渎，并由此而彻底击溃了庄老太爷所谓的道德优势。

“一般说来，中国古代文学中不乏性行为的描写，但是，无论是纯文学中的象征式的隐语描写，还是市井小说的赤裸裸的直接描写，都是一种典型的男性话语”^[24]，“在中国封建时代的旧文学中，女子只是作为性事的一种工具，一个鼎镬，女性被彻底地物化。在男性作家的笔下，女性的性感觉或者被完全忽略，或者被蒙昧地简化为一种粗野的叫唤”^[25]，这种情况在《金瓶梅》中同样是大量存在着的。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部内蕴丰富、思想驳杂的古代经典家族小说，它又不时有着逸出封建旧文学常规之处。小说在描写西门庆与潘金莲私通时，有一首七言律诗表现当时的场景和主人公的身体体验：“寂寞兰房簟枕凉，佳人才子意何长。方才枕上浇红烛，忽又偷来火隔墙。粉蝶探香花萼颤，蜻蜓戏水往来狂。情浓乐极犹余兴，珍重檀郎莫相忘。”这首七言律诗运用了比喻、象征、拟人等手法，将西门庆和潘金莲在身体交合中产生的巅峰体验以“花萼颤”的形象生动、传神地表现了出来。诗的结尾，作者以潘金莲的口吻传达了她在与西门庆的情爱中获得的愉悦和满足。又如作品描写潘金莲与陈经济性行为的片段：“二载相逢，一朝配偶；数年姻眷，一旦和谐。一个柳腰款摆，一个玉茎忙舒。耳边诉雨意云情，枕上说山盟海誓。莺恣蝶采，旖旎抟弄百千般；狂雨羞云，娇媚施逞千万态。一个不住叫亲亲，一个搂抱呼达达。得多少，柳色乍翻新样绿，花容不减旧时红。”这段文字不仅表现了身体叙事的动作，而且细腻地传达出了人物的表情和心理，将身体的内在属性和心灵的满足结合得十分巧妙。《金瓶梅》中身体叙事所存在的女性成分和诗意化表达方式，对此后中国作家尤其是女作家的身体叙事带来重要影响。在陈染的小说《私人生活》中，我们看到了作家对主人公身体体验的细腻描写和诗意提纯：“当我的手指在那圆润的胸乳上摩挲的时候，我的手指在意识中已经变成了禾的手指，是她那修长而细腻的手指抚在我的肌肤上，在那两只天鹅绒圆球上触摸……洁白的羽毛在飘舞旋转……玫瑰花瓣芬芳怡人……一艳红的樱桃饱满地胀裂……秋天浓郁温馨的枫叶缠绕在嘴唇和脖颈上……我的呼吸快起来，血管里的血液被点燃了。”这样的身体叙事，继承了《金瓶梅》中优雅、诗意、联想、朦胧的色彩，文笔美丽动人，而情谊绵延。在赵玫的《我们家族的女人》中，作家如此描述两性交合时的身体震颤和心灵悸动：“那黑暗。那黑暗中的第一阵颤栗。不可禁止的，像沸腾燃烧的黑海。一个一个炎热的浪头滚过去。缓慢而沉重地滚过去。海涨起来。像所有激情的时刻一样。我被他抱紧。我不能动。哆嗦着，以为末日真的来临。或者死。宁可死”。这些描述将具体的身体器官及其细腻感受转化为形象可感的具体物项，并以此来形成一种独特的人生体验，同时也借以对抗男权话语无处不在的侵袭。女作家们对身体叙事的诗意化取向，可以用作家林白的话来加以注解：“我对关于它的描写有一种奇怪的热情，我一直想让性拥有一种语言上的优雅，它经由真实到达我的笔端，变得美丽动人，生出繁花与枝条，这也许与它的本来面目相去很远，但却使我在创作中产生一种诗的快感”^[26]。这一身体叙事的特点，在铁凝的《大浴女》《玫瑰门》，陈染的《与往事干杯》等作品中也有着鲜明的体现。

三 《金瓶梅》与20世纪家族小说的审丑叙事

《金瓶梅》通过作品展示出了一个小说史上罕见的非道德人物世界，他们的欲望、罪恶、贪婪、冷酷有力地冲击着传统文学所形成的审美习惯，打破了人们的期待视野，重新发现了人的复杂性、多样性，从而发展出了勇于面对现实、审视丑恶存在的创作方式、审美空间。诚如评论家所言：“《金瓶梅》以它缜密的笔触摹写了历来被‘密封’着的、为文人所羞于启齿的那一部分生活，这是艺术的死角。《金瓶梅》不仅是死角艺术，也是变态艺术，它是一个变态、病态世界的真实反映。《金瓶梅》艺术旨趣的‘反英雄’追求，应当看作是对被戏弄了的‘英雄时代’的一种反拨！它的作者以‘赴汤蹈火’般的勇气率先跃入丑艺术，这对于丰富和发展我国的文学艺术功不可没。”^[27]对于长期以来习惯于将现世伦理道德与文学作品中的伦理道德紧密联系的人们来说，《金瓶梅》就是一种邪恶的存在。但是，更应该看到的是，“文学的道德和人间的道德并不是重合的。文学无意于对世界做出明晰、简洁的判断，相反，那些模糊、暧昧、昏暗、未明的区域，更值得文学流连和用力”，“固有的道德图景不能成为小说的价值参照，小说必须重新解释世界，重新发现世界的形象和秘密，也就是说，小说家的使命，就是要在现有的世界结论里出走，进而寻找到另一个隐秘的、沉默的、被遗忘的区域——在这个区域里，提供新的生活认知，舒展精神的触觉，追问人性深处的答案，这永远是写作的基本母题。在世俗道德的意义上审判‘恶人恶事’，抵达的不过是文学的社会学层面，而文学所要深入的是人性和精神的层面；文学反对简单的结论，它守护的是事物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它笔下的世界应该具有无穷的可能性，它所创造的精神景观应该给人们提供无限的想象。”^[28]

在铁凝的《玫瑰门》中，作家选择从女性的灵魂变异的角度，刻画出司猗纹这个历经社会与时代折磨而心理变态的女性。作家深入了人物的精神里层，从中发掘出政治、时代、家族、文化等对司猗纹的无形制约，迫使她采用了一种奇异的方式维护自己和家族的安全。在苏童的《米》中，作家通过一个农民五龙对大米和女人的疯狂追逐，展现了人性深处潜藏的“食”“色”驱动力。这种人性深处的食色欲望有着相当的普遍性，很难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进行评判。这部小说 “表明兽性在历史中还依然具有巨大的作用，这种对人类兽性的发掘和在历史进程中的体现的探讨，实际上是对人的复原和对人类历史的理性精神的对抗与消解。”^[29]从人类兽性的角度来审视一个家族的历史变迁，凸显生命中的丑恶形式，是作家对通常意义上的温情、和睦、充满伦理光辉的家族观念的一次突破，这与《金瓶梅》对人性深处中的兽性因素的发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时，在阿来的《尘埃落定》、王蒙的《活动变人形》、东西的《耳光响亮》、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莫言的《丰乳肥臀》、苏童的《妻妾成群》、北村的《施洗的河》等众多作品中，我们也都可以看到作家表现出来的对世俗伦理道德的规避，作品中所塑造的众多人物已不再拘囿在现世的伦理约束之中，这与中国传统文学所强调的“文以载道”、文学叙事伦理等同现实伦理的方式拥有了根本的区别。

在关于艺术审“丑”方面，法国艺术家罗丹认为，“人须有勇气，丑的也须创造，因没有这一勇气，人们仍然停留在墙的一边。只有少数越过墙，到另一边去”^[30]。但是问题又不止于此，在“墙的一边”与“另一边”之间还应存在着一个更为超越的所在。这个超越的所在，应该超越现实的好坏、美丑，应该不局限于现实、伦理、民族、社会、国家的层面，而应该直接跳出世间的俗常事物，以一种灵魂的高度俯瞰人间的众生百态，将人心的细腻、变幻建构起来。“中国文学一直以来都缺乏直面灵魂和存在的精神传统，作家被现实捆绑得太紧，作品里的是非道德心太重，因此，中国文学流露出的多是现实关怀，缺乏一个比这更高的灵魂审视点，无法实现超越现实、人伦、国家、民族之上的精神关怀。这个超越精神，当然不是指描写虚无缥缈之事，而是要在人心世界的建构上，赋予它丰富的精神维度——除了现实的、世俗的层面，人心也需要一个更高远、纯净的世界。”^[31]《金瓶梅》一大艺术特色，就是“因为作者没有用假定的美来反对现实的丑，这是一个崭新的视点，也是小说创作在传统基础上升腾到一个新的美学层次。因为所谓哲学思考的关键，就在于寻找一个独特的视角去看人生、看世界、看艺术，这个视角越独特，那么它的艺术越富有属于他个人的、别人难以重复的特质。”^[32]《金瓶梅》没有局限于美与丑、善与恶的两端，而是从灵魂的制高点俯瞰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虽然作品中不时流露着男权意识和善恶判断，但这并未从根本上限制作者对人物灵魂世界的精细捕捉，即便如潘金莲这样历来被视为纵欲典型的人物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灵魂世界。

在《金瓶梅》的艺术世界中（而非作者有明确道德判断的现实立场中），作者没有陷入是非、善恶、美丑、正邪的两极，而是在一切人类精神可能存在之处发现并细腻地捕捉到了人性、人情的贯通，焕发出超越世俗、俯瞰人间的审美境界。《金瓶梅》“在作品中贯注着一种人类性的慈悲和爱”，这样的作品“不能被任何现成的善恶、是非所归纳和限定，因为他们所创造的是一个伟大的灵魂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是悲哀的，但又都是欢喜的”^[33]，他们的灵魂生活、精神细节被人们所理解、所描绘。在张爱玲的《金锁记》中，作者刻画了曹七巧这个女性形象。七巧嫁到姜家后，因丈夫瘫痪而饱受虐待。小叔季泽风流成性，七巧向他示好却被拒绝。苦熬了几十年，七巧的一对儿女终于长大成人，而七巧却在长期的孤独、小心中导致了精神的变异。儿子长白成婚时，曹七巧令儿子讲了一夜与儿媳芝寿的隐私，然后在麻将桌上大肆渲染。女儿长安与留学归来的世舫情投意合且订了婚，曹七巧故意将长安吸大烟的事情告之世舫，毁了女儿的婚事。在表现这个令人同情而又觉得可恶的形象时，张爱玲没有陷入或批判或沉溺的维度，而是怀着超越的审美眼光，深入人物的生命深处，捕捉那幽暗、隐秘的灵魂轨迹，写出了小人物的屈辱、仇恨、无奈和扭曲，而在这些交织的性格中，我们也可以从中发现一份扭曲的善良、渺小的反抗和挣扎的无奈。此外，在莫言的《丰乳肥臀》、阿来的《尘埃落定》、苏童的《妻妾成群》、张炜的《古船》、李佩甫《城的灯》等作品中，作家也都采用注重小说灵魂表现空间的策略，使叙事深入个体存在的隐秘体验和细节捕捉中，展现了丰满、生动的人物灵魂和个性特征，这与《金瓶梅》所开创的小说叙事伦理传统是有着重要关联的。这种超越现世是非、政治、伦理的眼光，使作品获得了一种罕见的精神力度。

四 《金瓶梅》与20世纪官/商家族小说

《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是当地的富豪，小说中情节、人物设置无不围绕他的商人特征进行：从官爵、伦理、道德、良知到性爱、情感、官司，都与金钱密切地联系到了一起。西门庆的贪欲表现为对女色的追求和对金钱的贪婪，他之所以迎娶李瓶儿、孟玉楼，固然是贪慕她们的美色，但何尝不是对她们所拥有的金钱的垂涎？与李瓶儿私通后，西门庆不仅得到了3000两银子的“通融”费，又将她收藏的珍宝玩好、宫中衣饰统统收入囊中。迎娶孟玉楼之前，西门庆送了一份厚礼给杨家姑姑，但他并不蚀本。孟玉楼嫁到西门庆家时，带来了陪嫁而来的一大笔金银珠宝和贵重家具衣饰。尤为微妙的是，身为寡妇的孟玉楼宁愿给西门庆填了三房，也不做举人的妻子，这也隐约地昭示着时代风气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中，一直以士、农、工、商的顺序排列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商人的地位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加上重农抑商政策的长期延续，商人在中国成为一个饱受压制的阶层。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就曾有“老大嫁作商人妇”的诗句，表达的是对妇女遭遇的同情，这与后世妙龄女郎“喜欢嫁作商人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研究者这样概括这部小说：“《金瓶梅》给我们写了一个新兴商人西门庆及其家族的兴衰，他的广泛的社会网络和私生活，他是如何暴发致富，又是如何纵欲身亡的历史。”^[34]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提升提供了保障，《金瓶梅》则成为文学史上首部表现商人家族历史的长篇小说，这在长期漠视商业和商人的中国文化中是一个里程碑。

由于中国长期处于权力集中的封建社会，以及家国同构性的家族文化的制约、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的存在，使得中国的权力结构相当的稳固。“在这个社会里，权高于一切，财不敌权。这就决定了中国商人最终只有以充当地主阶级的附庸作为交换条件来保障自己在一定限度内的生存和发展。但商人也因此迷失了自我，并最终逃脱不了整体失败的命运。另一方面，尽管商人们的个人出身可能不同，但他们实际上产生于共同的文化土壤，不可避免地带有孕育他们的那个社会的种种恶性的基因，强大的传统文化氛围将促进遗传因子在内部导致他们的自我毁灭。”^[35]因此，西门庆虽然富甲一方，却不得不巴结、依靠甚至自己买上一个官职，以此来保障自己商业的稳固。而当他一朝纵欲身亡，家族的商业顷刻间土崩瓦解，官场中的昔日同道或略微探望，以作了断（如蔡巡按），或乘机搜刮，敲诈钱财（如吴典恩等）。事实上，中国的商业发展往往受制于政治权力的严重影响，或依靠权力迅速发展，或屈服于权力的威慑力。茅盾的《子夜》、李锐的《旧址》、周大新的《第二十幕》等家族小说，就为我们展示了商业家族面对权力时的软弱与卑微。《子夜》通过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发展民族工业的经过及其破产结局，表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复杂矛盾。吴荪甫既有着欧美的现代管理理念、知识和魄力，又有着中国商人的精明能力，但他的结果却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作为民族资本家的代表，吴荪甫缺乏由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掌握的政权的支持，发展民族经济困难重重。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他作为美帝国主义的金融掮客，有着美国扶持的新军阀的支持，因而在公债市场上畅通无阻，并导致吴荪甫的公债投机彻底破产。《旧址》则讲述了一个家族发展与权力之密切关系的故事。李氏族长李乃敬，费尽心机力图重振家业，他所凭借的仍然是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的信条，以此作为治家经商的准则。李乃敬勤勤恳恳地经营着九思堂，李紫痕苦苦地培养着家族中的下一代，最终却无法逃脱政治厄运的到来：九思堂李氏家族三支子嗣中的所有成年男子，在1951年霜降这一天，被作为反革命分子集体枪杀；李氏家族成年男子被枪决后，李紫痕含辛茹苦抚养的家族遗孤又在“文革”中死去。虽然在九思堂中有着李乃敬、李紫痕这样艰苦奋斗的人物，但是苦苦挣扎着发展的家族仍然在一次次政治风云中烟消云散。与西门庆依靠商业最终走上官商一体道路相仿，高阳的《红顶商人》也描写了一个十分近似的人物。胡雪岩是清末亦官亦商的一个独特人物，他以钱庄学徒的出身于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近代中国金融事业中的一个传奇。胡雪岩不仅经商有方，而且协助左宗棠西征，成为头戴红顶、身着黄马褂的四省税务代理总管，左右逢源于官商，这与西门庆亦官亦商、扶摇直上的经历十分相似。

西门庆一方面是作为商人而存在，另一方面又有着自己的官员色彩，从某种意义上看他更重视获得来自官场的支持，因为他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皇权专制、官本位观念很重的国家，只有获得了来自官方的力量，商业的发展才有可能顺风顺水。因此，西门庆不仅“懂得经营学，更懂关系学，总是正确地把关系学摆在经营学之上。应酬往返，觥筹交错，不光是消费和满足，更是‘感情投资’。没有他苦心经营辛苦编织起来的从朝廷到州县的关系网，他是无从在商海里纵横弄潮，如鱼得水的”^[36]。西门庆凭借自己积累的原始资本，勾通官员，最后竟然攀上了朝廷重臣蔡京，被封为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实现了由单纯的商人向官商一体人物的转变。有人曾将《金瓶梅》视为官场小说的第一书，并总结出了官场诡谲风云中的一些潜规则：“惯于吃喝嫖娼，善于借刀杀人”，“送银子出手大方，性贿赂策划周密”，“权贵请客他买单，你落人情他结网”，“色魔讲廉耻，贪官顾体面”^[37]，等等。在中国这个官本位体制和文化都很顽固的社会中，商人需要权力的扶持以攫取更多的利益，权力也需要商人为自己提供寻租权力的回报。小说中的西门庆就是一个官商勾结乃至官商一体的典型，“他深得官商结合之三昧，他不光长于以权谋私，而且在运用上具有战略头脑”^[38]。同时，与官商勾结相适应，这两者又往往与色欲的淫乐联系到了一起。依靠权力暴富的商人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他们希望能够在性爱上也展现出自己的勃勃雄心，因此更加不厌其烦地追逐着身体的享乐；而拥有支配社会公共资源的官员，在官场争斗和官商勾兑的尔虞我诈中，也想获得暂时的休憩和欢乐，于是对女色的追求也成为他们的消遣所在。由此，中国的官/商小说便与女色形成了相互交汇之势；同时，“与西方的文体意识相比，中国更注重文体之间的和合，也就是在差异的基础上讲求文体之间的互渗”^[39]，这便构成了《金瓶梅》所开创的官/商家族小说的叙事模式。《金瓶梅》中融合了家族（西门庆家族）、官场（各等级官员的往来）、商场（西门庆涉及的商业门类）、情场（西门庆等人的情欲生活），这其中又以家族为核心，生发出与其他三个场域的关系。《金瓶梅》所刻画的家族背景与权力、金钱和女色三者的交杂，在后世的官/商家族小说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张恨水《金粉世家》描写了北洋政府时期总理金铨、总长白雄起等几个不同家族之间在政治、利益和情感之间交错复杂的关系。王跃文的《西州月》《夜郎西》是当代官场家族小说的代表作，它通过关隐达这个官场中人物的升迁变化揭示了商品经济时代的官场生态。除此之外，李佩甫的《羊的门》、阿宁的《能耐》等作品也是将家族与官场、商场、情场结合得比较紧密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