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

中国崛起作为当代国际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一个重大历史现象，源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中国崛起在国际上成为一个重要现实议题，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正式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目标后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很长时间内，人们主要关注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可持续性。尽管西方国家时而出现一些所谓“中国威胁论”的炒作，但国际上的主流看法是，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益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在创造出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的同时，也为国际合作伙伴带来了巨大的利益。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新的里程碑，从此以后中国经济进入了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的时期。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获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功，对全球转播的开幕式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最具视觉冲击力的象征。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被视作中国经济崛起一个新的里程碑。在2017年召开的十九大上，习近平同志宣告，中国将在2020年提前实现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即从“富起来”进入“强起来”的时代，这也意味着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跨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78年刚刚从“文化大革命”政治风暴中走出来的中国人，在邓小平同志的带领下踏上改革开放引领的国家现代化伟大征程。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总体规划，第一步实现经济总量翻两番，第二步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更长远的大目标是到21世纪中期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是硬道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要坚持一百年不变”，邓小平这些言简意赅的语录，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术语和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可以说，以往四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就是实践邓小平上述深刻而务实的政策思想的结果。国际社会日益关注的中国崛起问题，在中国人看来，不过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建设市场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结果。所以，长期以来中国官方坚持使用“和平发展”的提法，对应国际上普遍采用“中国崛起”的说法。

“和平发展”之说最初是为驳斥西方一些人炒作“中国崛起威胁论”而提出的，随后逐渐成为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当中，对应中国崛起的一个具有相当宽泛意义的独特规范用语。查看中国官方文件记录，2007年以来的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中国外交工作的部分，坚持和平发展的政策表述成为不可或缺的内容。2009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再次向世界郑重宣告，和平发展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富民强国、为世界文明进步做出更大贡献的战略抉择。中国将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

白皮书的要点摘录如下：

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探索符合本国国情和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通过艰苦努力，中国找到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从更宽广的世界历史视野看，和平发展道路归结起来就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在强调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的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学习借鉴别国长处；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潮流，寻求与各国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条道路最鲜明的特征是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

中国和平发展的对外方针政策是：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

——秉持积极有为的国际责任观

——奉行睦邻友好的地区合作观

总之，中国基于自己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基于对经济全球化本质的认识，对21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格局变化的认识，对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认识，郑重选择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参与国际事务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途径。

这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探索出的一条新型发展道路。中国深刻认识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性和长期性，认识到国内外环境变化的深刻性和复杂性。这条道路的成功既需要中国人民坚持不懈努力，也需要外部世界理解和支持。

有必要提及的是，“和平发展”的提法是中国官方经过慎重考虑所刻意选取的词语。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郑必坚先生在本世纪初首先提出“和平崛起”的说法，重点是针对西方一些人炒作的“中国威胁论”，强调中国是以“和平的方式”崛起。^[1]当时中国经济刚刚起飞，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是为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贯彻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指示精神，守住底线，求同存异，保持低调。在郑说之后，中央决定作为官方正式用语取“发展”而不用“崛起”，首先是措辞上要避免显得自我张扬，含蓄表达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其次还考虑到以往谈论历史上大国崛起话题多带有负面含义，其中最典型的是“第三帝国崛起”的史话。^[2]更重要的是，“和平发展”所强调的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实现国家现代化，是中国要为之奋斗的长期目标。“中国崛起”的说法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发展外部性的关注，而“和平发展”强调的是深刻认识发轫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过程及其内部原因更加重要。这也是《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所要传达的核心思想：中国发展的内在需要与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政治发展大趋势相契合，产生了中国寻求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强调坚持和平发展作为中国的战略选择，是基于不同于以往对国际关系发展大趋势的深刻认识，具有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性。所以它不是一种外交上的权宜之计，而是一种新的国家发展道路，具有内生的持续性。这种内生性和持续性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说法最重要的用意，是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国的发展如何与外部世界形成良性的互动所获得的真切体验和深刻认识。

然而，“崛起”与“发展”终究是两个含义有明显差别的词语，所以国际上和国内非官方的外交与国际政治圈内，在对中国迅猛发展态势及带来巨大影响的讨论中，还是更多地使用“崛起”或“和平崛起”的说法，以凸显人们的主要关注点。而在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外交态势已发生重大变化的形势下，“和平发展”的说法实际上已经成为非官方普遍使用的“和平崛起”的同义语。

无论是外国关注的“中国崛起”外部性问题，还是中国强调的“和平发展”的内在决定论，事物的主干都是中国追求国家现代化的进程。要认识中国崛起的全部含义，最重要的是，深刻认识到这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历史进程，这个进程是中国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实现的。作为一个互动进程，中国崛起或和平发展的最终含义，只能取决于这一过程在现实中是如何展开的。参与这一进程的重要角色都可能对这一进程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但又都不能完全决定这一进程的走向，包括中国作为这一进程的主体，也不能只凭自己的良好愿望和一己之力实现理想的目标。实现中国和平崛起必须是包括整体和其他主要参与方良性互动的结果。

基于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进程的认识来考察当前的形势变化，可以在一个更为宏观的层面理解和把握中国崛起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中国和平崛起是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与世界上其他行为体共同参与的互动进程，中国是这一进程的主体，其他参与方是客体。主要的参与方包括世界上的主要大国和国家共同体，而中国周边的主要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重要方面。作为一个历史进程，中国崛起要经历从低到高的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和其他参与方的关系地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对中国崛起含义的期望与评价也因此而发生变化，由此可能带来这一中外互动进程的性质、方向和方式的改变。

考察一下中国近年来关于中国崛起的话题转换，可以更好地理解这种阶段性变化的历史脉络。近年来，讨论和平崛起问题经常与关于中国发展的另外两个话题发生联系，一个是“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一个是“由大变强”的说法。前者关系到中国崛起的可持续性，后者意味着中国崛起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与前几年相比，人们对中国崛起的持续性问题的辩论热度已经明显下降。明显的变化是，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尤其是2017年呈现更为明显的“稳中向好”总体趋势，在西方一度颇有市场的“中国崩溃论”声势大衰。尽管依然存在着众多严峻挑战和不确定因素，国内外权威的经济机构和多数专家却普遍看好中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前景。^[3]在这些趋向积极的评估当中，最重要的是普遍认为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提质转型正在取得实质性进展。突出的表现包括：

第一，GDP继续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这五年平均增速超过7%，2017年总量达到82万亿元的同时，第三产业增加值和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均达到58.8%，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发生显著的积极变化。

第二，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都有显著提高，新能源产业迅猛发展，中国制造的品牌快步走向世界，创新型经济方兴未艾，互联网购物、移动支付等数字经济新业态开始引领全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近报告认为，中国正在从技术使用国变为技术创新国。

第三，世界银行发布的《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营商便利度排名全球第78位，比2013年提高了18位，开办企业便利度比2016年提升了34位。

第四，这五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人民收入的增长基本与GDP的增长同步，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城镇新增就业超过6600万人。

第五，组织起全球最大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险网，基本医保覆盖超过13亿人，大病保险覆盖城乡居民超过10亿人。

第六，这五年，中国累计减贫6853万人，消除绝对贫困人口2/3以上，年均减少1300万元以上，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10.2%下降至3.1%。

这五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国内外机构多次民意调查都显示，中国老百姓当下的满意度和对未来的信心始终处在较高水平，这为中国保持社会稳定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对于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且处在急剧转变时期的超大型国家，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重于一切。与其他国家相比，这是当前中国政府拥有的最大政治优势，尤其对于在转型时期应对各种严峻挑战和处理复杂矛盾所需要的民意支持，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基于这些有根本意义的积极发展，尽管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方都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还远未结束，且仍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和某些不确定因素，但国际上普遍对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崛起总体上持较为正面的看法，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一些权威经济机构预测都认为，至少在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望保持在6%上下。对于中国更长远的未来发展，国际上持乐观态度或谨慎乐观态度的人明显要多于持悲观态度的人。现在我们还不能断言中国已经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但中国的经济转型正在取得显著的效果，前景相对看好已经成为更多人的共识。

同样重要的是，对实现和平崛起的最终目标，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今天的中国人自己比任何人都更有信心，这一点意义重大。民族自信是一种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巨大的精神力量。中国人的信心主要来自改革开放40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成功。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增强了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这对中华民族具有深远意义。在一个超大型国度中，由改革理念所牵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自上而下积极推动与自下而上全民参与的国家逐步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使广大的人民对国家的发展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信，他们更从中认识到自身的价值。政治领导核心的自信与广大人民的自信共同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为中国和平崛起持续性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