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海禁”政策是明、清时期政府海疆治理的最重要内容。严行海禁起始于明初，明太祖朱元璋登位不久，即颁布了禁海令，严禁沿海人民出海贸易，“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8]，仅保留“朝贡贸易”作为海外贸易的唯一合法形式。终有明一代，禁止开洋虽有弛张程度的不同，但防禁之令一直贯彻始终。

清初沿袭明代的海防经验，在东南沿海地区驻扎八旗和绿营兵，设立沿海水师。在这一时期，统治者最基本、最普遍的认识，即是台湾郑氏对东南沿海的不断侵扰，清政府的海防政策的主要出发点与目的在于消除这种威胁，以“靖边患”。此外，对西方势力及海外盗寇的防范和戒备，也是清廷厉行海禁的另一促因。

清初的海禁手段大致可归为严禁私自出海及“立界移民”两类。顺治四年（1647）七月，清政府颁布《广东平定恩诏》，率先在广东实行禁海，至顺治十二年（1655），禁海令已从广东一隅扩展至沿海各个省份。次年，顺治帝发布《申严海禁敕谕》，规定北自天津南至广东沿海岸线各省，一律“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交逆贼贸易者……不论军民，俱行奏闻处斩”^[9]。“其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诘擒缉者，俱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隐，不行举首者，皆论死。凡沿海地方大小船只及可泊船舟之处，严敕防守”；“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10]

“立界移民”又称迁界，为彻底断绝中国大陆沿海居民对台湾郑氏政权的接济，实现彻底禁海之目标，顺治十七年（1660）九月，清廷接受福建总督李率泰建议，将福建同安、海澄沿海居民迁入内地，此为迁界政策推行之始。顺治十八年（1661），清政府颁布大规模“迁界令”，将江、浙、闽、粤、山东、直隶六省沿海居民强制内徙，“将北起山东，南至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三四十里，并且将所有的海船悉行烧毁，寸版不许下水”，在界限之处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

康熙三年（1664）及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再度重申禁令，强迁沿海居民，在迁界之地逢山开沟筑墙，设置炮台烟墩，设界派兵把守。“五里一墩，十里一台，墩置五兵，台置六兵，禁民外出”。^[11]迁界政策企图通过人为制造隔离地带的方式，隔断台湾郑氏集团与大陆的经济联系，使其既无法从大陆获取商品和军用物资，也无法向沿海居民征收粮饷，从而在经济上陷入困境，不战自败。

沿海居民世代依海而居，以出海捕捞和贸易为生。朝廷多次下旨迁界，不仅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计，更剥夺了他们的生存基础，给东南沿海地区带来了极大灾患：

初立界，犹以为近也；再远之，又再远之；凡三迁而界始定。堕县卫城郭，以数十计。居民限日迁入，违者以军法从事。尽燔庐舍；民间积聚器物，重不能致者，悉纵火焚之。乃著为令：凡出界者罪至死；地方官知情者罪如之，失察者坐罪有差.功令既严，奉行恐后。于是四省濒海之民，老弱转死于沟壑，壮者流离于四方，不知几亿万人矣！^[12]

禁海政策是清廷出于与明郑势力政治军事斗争需要，采取的一种临时性海疆管理措施，通过限制与海洋社会的交往以达到维护政权稳定之目的。在以农业为本的内在型经济框架之下，统治者在对海洋的经营管理上偏重于外来压力之下的安全需求，而忽视了与国家发展紧密相关的经济利益，这就决定了国家海防思想的保守和封闭的性质。虽然海禁政策对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却压抑了海洋社会经济的发展，给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破坏，并成为诱发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