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园丁·战士

刘葆观

在中国伦理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上，一位中年同志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怎样看待人的价值》的学术报告。这个报告针对性强、切中时弊，受到了与会同志的重视和好评。这个报告人，是中国伦理学会最年轻的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教研室主任罗国杰同志。

他——是悉心研究伦理学的学者。

他——是热心教书育人的园丁。

他——是实践共产主义道德的忠诚战士。

不屈不挠勤奋治学

在罗国杰的寓所里，万卷藏书挤满了十二个大书柜、大书架，书桌上、床底下也都是书，这里仿佛是书的世界。

在罗国杰的案头，摆着他主编的一本六百万字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这是罗国杰和其他同志一起，二十二年来历尽艰辛、勤奋治学的结晶。

1960年，风华正茂的罗国杰，在中国人民大学受命主持组建我国高等学校中第一个伦理学教研室，哲学系七位二十多岁的年轻教师同他一起调来任教。他们心中燃起了一团理想之火，决心当好拓荒者，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这门新兴的学科建设好。当时，可供借鉴的唯一资料，是一位外国人写的几页“大纲”。他和同伴们团结合作，拧成一股绳，潜心攻读了几百万字的马列原著，摘抄、编辑30多万字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道德的论述，积累了大量有关伦理学的教学、研究资料。最后，他们又写出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和讲义，初步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学科体系。三年顽强攻关的成果，罗国杰感到由衷的喜悦，他开始爱上了伦理学。

开拓者的道路从来都是不平坦的。正当罗国杰准备在伦理学领域里纵横驰骋，向学科建设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时候，他连续三年被调去搞其他工作。接着，“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冲断了他继续前进的道路，伦理学教研室被彻底冲垮了。他和同伴们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道德的论述以及积累的其他资料全部散失。然而，困难和挫折扑灭不了罗国杰献身于伦理学研究的理想之火。他想：国家被搞乱，科研受摧残，终归是暂时现象。伦理学对人民是有用的，一定要把这个学科重新建立起来。罗国杰越想心里越亮堂，浑身都是劲儿。他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读完了《鲁迅全集》，对鲁迅的社会观点、政治观点和伦理观点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继续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外伦理学书籍，写了一些批判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笔记、札记和文稿。

粉碎“四人帮”后，罗国杰献身于伦理学研究的理想之火越烧越旺。1977年底，罗国杰回到学校，他的唯一要求就是希望组织上同意他继续从事伦理学的研究，重新向伦理学学科建设进军。可是，资料，散失了；专业，生疏了；外语，不熟了。眼前的路，崎岖陡峭，困难重重。

学习，学习，再学习。

罗国杰通过刻苦学习，探索着自己继续前进的道路。他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伦理道德的基本观点，并广泛涉猎古今中外同伦理学有关的名著，如中国古代的《论语》、《孟子》、《礼记》，近代的《中国伦理学教科书》，西方古代阐述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的《尼各马科伦理学》，欧美近代鲍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杜威的《道德学》、施什金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理》，以及中外伦理学史等，并把古今中外著名伦理学家的伦理思想逐个系统地整理出来，写了大约一百万字的札记。同时，他继续进修俄语，复习英语，为向伦理学高峰攀登准备条件。

1978年9月，罗国杰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和同伴们一起，开始编写大学文科统编教材《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他们摒弃了西方资产阶级伦理学教科书仅仅把伦理学当作道德哲学来研究的旧框框，也避免了苏联伦理学教科书只讲理论、忽视道德实践的严重弊病，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在深入探讨道德的社会本质及其历史发展、共产主义道德规范体系这些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本理论的同时，对共产主义的人生观、道德思想、道德行为、道德品质要求、道德评价、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等道德实践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运用科研成果，充实教材内容。为了给一些伦理学概念、原理以科学的解释，罗国杰和同伴们一起，下了不少“笨”功夫，他们反复琢磨、比较，反复讨论、修改，才落笔成文。经过近五百个日日夜夜的努力，终于写成了四十七万字的上、下两册初稿。

1980年初，由于持续的紧张、过度的疲劳，罗国杰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复发了。刺骨的腰疼，使他站不稳、坐不住、睡不实。在病榻上，他一直没有间断工作，忍着病痛，修改书稿清样。经过连续三个月的艰苦努力，他校完了书稿上册，改完了下册，作为征求意见稿出版发行。之后，他广泛听取意见，又和同伴们一起作了进一步的修改。1981年5月，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终于脱稿了。

最近几年，罗国杰同志先后发表了《论科学技术、物质生活与道德的关系》、《试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价值观》、《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论道德境界》和《论无产阶级道德原则和资产阶级道德原则的根本对立》等论文。现在，罗国杰正在校阅几本英文、俄文的伦理学译著，并和其他同志合作，编写《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简要本、《西方伦理思想史》和《伦理学名词解释》。

回顾多年来在科学道路上的坎坷经历，特别是两年多来带病坚持工作的艰苦，罗国杰深有感触地说：“这些年，我深深体会到‘忍痛’二字的含意。看来，不‘忍痛’，什么事都干不成啊！我们时刻准备着别人超过我们，我们也时刻努力自己超过自己！”

一片丹心育人才

“罗国杰不仅是个刻苦研究共产主义道德的学者，而且还是个坚持教书育人、热心播种、心灵美的园丁”，这是学生们对罗国杰的评语。

罗国杰对学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还注意引导他们独立钻研，开展社会调查，进行写作实践，把着眼点放在提高他们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上。

1979年，罗国杰的研究生学习了《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两部经典著作。罗国杰同任课教师商定，考试采取开卷的办法，让学生自己搜集资料，独立钻研，写成文章。罗国杰又同其他教师一起仔细审阅文章，指出不足，让学生自己修改定稿。通过这次考试，学生普遍反映视野开阔了，思想活跃了，自学和写作能力提高了。一位研究生写的《试论道德的阶级性和全人类性》一文，被上海《学术月刊》采用，还被《新华文摘》转载。

在罗国杰带的研究生中，有一位是着重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的，他的毕业论文选的也是这方面的题目。为了使他接触实际，罗国杰让他参加北京市东城区离婚状况的调查和一件离婚案的调查。通过社会调查，这位研究生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在婚姻道德问题的研完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果。1981年10月，他在中国婚姻家庭问题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作了题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婚姻道德》的发言，提出了爱情和义务的统一是社会主义婚姻道德的基础这一重要论点，受到全国妇联领导同志的重视和好评，随后《光明日报》刊登了那篇发言的摘要。

1979年底，出版社约罗国杰写一本通俗读物《简明共产主义道德原理》。罗国杰把这个任务交给自己带的三位研究生，他认真审阅编写提纲和书稿，提出修改意见，引导研究生在写作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理和当前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写出有新特点的通俗读物。

罗国杰培养的第一批三位研究生的政治理论基础、专业基础和外语基础都比较扎实，考试成绩全部优良。在学习期间，他们除了编写《简明共产主义道德原理》一书外，还在报刊、电台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为《青年工作手册》、《五讲四美手册》、《伦理学名词解释》等工具书撰写了四百多个条目，参加了几本伦理学著作的翻译工作。三位研究生全部以较好的成绩通过了硕士学位论文的答辩。罗国杰对学生既是良师又是益友，既教书又教人。他为学生思想觉悟、道德水平的提高，倾注了不少心血。

1980年夏天，社会上和伦理学界刮起了一股风，说什么“人的本质是自私的”，人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说什么“雷锋精神过时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口号“不科学”，宣扬所谓“合理的利己主义”。学生的思想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罗国杰就找学生谈心，说明那些说法只不过是西方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谬论的翻版。他要求大家学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理论，要信仰和实践共产主义道德，提高识别和抵制错误思潮的能力，决不能随波逐流。

有一个研究生因为上学没能提级，觉得“当研究生吃亏了”，一度情绪不高。罗国杰主动找他谈心：“我们研究道德的人就得讲点自我牺牲，不讲自我牺牲谈不上道德。”罗国杰的另一位研究生承担了季塔连科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一章的翻译任务。由于翻译时有几个生词没有查到，译文上留下几处空白就送给罗国杰审阅。罗国杰对这位研究生说：“我们搞学术研究的人一定要扎实，生词实在查不出应该写上原文，培养严谨的学风要从小事做起。”

1981年初，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师进修班结业典礼上，罗国杰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研究道德的人特别要讲学术道德，在教学、科研工作中要团结协作，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不要搞资料保密，互相封锁，追求个人名利。

罗国杰还时刻关心、爱护、帮助校外的工人、学生、教师、干部，把心灵美的种子播撒在他们的心田里。河北省的一位青年女工在看了一本杂志关于人生观问题讨论的某些文章后，一度感到：为社会奋发向上诚然可贵，为自我表现、自我扩张而努力也催人进取。她怀着迷惘的心情写信给罗国杰，希望得到正确的答案。罗国杰热情地给她写了回信，说明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为个人求名求利，而在于为革命、为人民、为人类做出贡献。罗国杰入情入理的分析，打开了这位青年女工的心扉，使她心胸豁然开朗。她在给罗国杰的信中感动地说：“当我在真理面前动摇的时候，是您帮助我认识到：为人类的理想而牺牲的人们所追求和向往的，仍然是我们今天奋斗的目标。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人，不管现在或将来，必将大有人在。您的有力鞭策，使我终生难忘。”北京的一个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宁夏一个大学里教书，由于工作安排不够理想，他写信给罗国杰倾诉自己的苦恼，罗国杰热情地给他写了回信，说明应当怎样正确对待革命工作的道理，使他受到启发和教育。他表示一定要以罗老师为榜样，搞好教学工作和学生的思想工作。

鸿雁千里传友情，培育青年好心灵。每星期六或星期日，当夜深人静、人们悄然入睡的时候，罗国杰却往往不顾自己一周的疲劳，在灯下写信，一一回复远方学生和青年们提出的各种思想问题和专业问题。两年来，他一共写了五百多封回信。

党性在他身上闪光

作为共产党员，罗国杰时刻牢记自己是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用党性原则严格要求自己，把共产主义道德当作为人处世的准则。

让我们打开罗国杰心灵的窗口，从几个侧面看一看：1979年冬学校调资时，教研室五个同志只有四个调资指标。系领导和同志们都提出给罗国杰提一级。可他却说：我的工资已经够高了，有四个指标就别考虑我。结果，除了他自己，别的同志都提了一级。

1980年初，罗国杰和另一位教师受命修订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孙泱的遗著《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讲话》。校党委负责同志明确交代：署名可写孙泱遗著，罗国杰等修订。罗国杰等同志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对原书作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但他们除写了一篇前言，说明修订的一些情况外，没有在封面上和扉页里署名。组织上要分给他们一部分稿费，他们也分文没要。罗国杰说：“为老校长修订书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罗国杰自己生活十分简朴，可是帮助别人时从不吝惜金钱。两年来，他用自己省吃俭用节余下来的三百多元钱，买了一百多本《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送给许多素不相识的学生、教师、干部、工人，帮助大家学习。教研室里的一位教师患慢性病，有些苦恼。罗国杰经常去慰问，有时因腰疼不便走动，就让自己的爱人去，把党的温暖送到同志的心坎上。教研室里唯一担任中国伦理学史课的教师不幸逝世，罗国杰把这门难教的新课接过来，而把自己已经讲熟了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理、西方伦理学史课交给别的教师。

1980年6月，中国伦理学会在无锡召开成立大会和学术讨论会。当时，罗国杰腰疼未愈，行动不便，同志们劝他不要去了。罗国杰却说参加这次会是开展伦理学研究的需要，坚持抱病赴会。还有一次，他承担了一个伦理学讲习班的课程，不巧，胃病复发，同志们劝他休息，而他为了不影响大家学习，坚持带病备课、讲课。

1980年10月，高等学校伦理学教师进修班学员入学时，罗国杰和教研室的同志一起，为学员们打扫房间，准备食宿。天冷了，罗国杰又给学员们送来了自己的被子、毯子。学员们找罗国杰借讲稿和他自己积累的资料，他也总是尽量满足要求。

两年多来，罗国杰先后到无锡、屯溪、昆明等风景优美的地方开会，往往会议一结束，就立即动身返回学校工作，从不借机游山玩水。

罗国杰的这些事迹，人们无不为之感动。他的学生深情地说：罗老师的一言一行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是我们行动的楷模。系领导同志赞扬说：“老罗从来都是荣誉、福利往外让，困难任务抢着上啊！”

罗国杰的品格为什么如此高洁？他谦逊地说：“我们研究道德的人必须先讲道德，要言行一致，做共产主义战士。”

本文曾刊载于《高教战线》，19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