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出口促增长：未来中期的上界

受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外部不平衡调整的压力、全球经济增速深度下滑和复苏的不确定性、中国出口产品集中度不断上升所逐步界定的国际市场容量、出口退税政策难有提升空间、劳动和资源成本上升和汇率升值的压力以及逆周期的贸易政策盛行几大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依靠出口促增长的模式在未来中期（3~5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不可能重现2005—2007年的“黄金期”，出口促增长的发展模式的潜力受到了明显的约束。

尽管2009年1—6月进口额和出口额基本与2007年1—6月的“黄金期”水平相当，但依靠出口促增长的模式在未来中期（3~5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不可能重现2005—2007年的“黄金期”。这一判断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一）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外部不平衡的调整速度制约外部需求的空间

美国经济调整外部不平衡的要求必然对世界经济的需求造成显著影响。图2—3显示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贸易赤字经历了两次高峰。一次发生在1987年。美国从1982年外部出现逆差到1987年的外部赤字/GDP达到3.39%，经历了5年的时间，而这一次调整也巧合性地经历了5年的时间。这一时期的全球不平衡的调整主要发生在美日之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占美国赤字的33.5%，调整主要是通过日元对美元升值的货币调整方式来实现的。这一时期，日本贸易顺差下降与美国贸易逆差的降低是相伴的，美国的贸易赤字/GDP由1987年的3.39%下降到1990年的1.36%，并在1991年实现了外贸略有盈余；而日本的贸易盈余/GDP则由20世纪80年代最高点1986年的4.26%下降到1990年的1.44%。

第二次高峰出现在2006年，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GDP达到5.98%。从1992年美国外部出现逆差开始到2006年经历了15年的时间。在美元贬值的驱动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调整的速度较快。伴随着GDP的大幅下滑和进口的大幅下降（2009年第1季度比2008年第四季度货物进口下降了548亿美元，降幅达30.6%）（注：数据来源于U.S.InternationalTransactions，FirstQuarter2009，BEA，2009-06-17.），美国经常账户赤字/GDP由2008年的4.4%快速下降到2009年第一季度的2.9%。但按照IMF（2009）的预测，即使到2014年美国的外部赤字/GDP也有2.82%。如果按照这样的调整速度，那么可以预计的是美国要实现外部基本平衡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这主要是当前全球经济进入下滑阶段、服务贸易对于纠正美国贸易赤字的作用没有明显增强以及全球盈余国家的多元化导致的调整对象的分散化所致，当然这也与美国经济主观能够承受的外部不平衡程度有关。从欧盟的外部不平衡来看，欧盟从2005年开始出现外部赤字，贸易赤字/GDP为0.093%，到2009年达到1.331%，即使到2014年也有0.229%。考虑到2007—2008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中的40%以上的份额是中美贸易带来的（见图2—4），中美之间的外部不平衡调整的压力越来越大。按照这一比例进行粗略的估计，美国的逆差减少1%意味着中国经济的美国净外部需求下降0.4%；进一步考虑到2007—2008年中国对美国净出口占总净出口的比例和净出口的拉动率分别约为60%和1.5%，那么美国外部不平衡下降1%，中国净出口对GDP的拉动率将下降0.36%。因此，美国和欧洲经济外部不平衡将在未来3~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限制中国经济的外部需求空间。

（二）中国货物出口地的经济增长大幅度放缓制约外部需求增长的潜力

金融危机导致了全球经济下滑。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以及一些重要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均出现了大幅度下滑。表2—2归纳了中国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的未来三年（2009—2011年）和中国经济依靠出口促增长的“黄金期”（2005—2007年）的经济增长的对比变化。2005—2007年这些国家和地区吸收了中国出口总额的约85%，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就决定了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依靠出口促增长的潜力。

近期的一些相关研究，如C.Akin和M.A.Kose（2007）的研究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尽管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对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传递效应在下降，但传递效应仍是明显的：对新兴国家的溢出效应为35%，对更多依靠大宗商品的发展中国家的传递效应为45%。L.Crane、M.A.Crowley和S.Quayyum（2007）综合了现有的研究，发现美国进口的收入弹性为1.51~2.29，价格弹性为-0.31~1.45。按照IMF（2009）的预测，美国经济要到2011年才能达到2005年约3%的增长水平，因此，受制于外部不平衡的压力，美国经济对中国经济外部需求的拉动作用在两年之后也难以出现像2005—2007年那样的情况。另一项近期的研究（J.AzizandXiangmingLi，2007）表明，外部需求下降1%，中国的出口将会下降4.5%，带来GDP下降0.75%；而中国经济外部需求的价格弹性在2000—2006年约为-2%。由于收入弹性和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所谓的“45°规则”（Krugman，1989）——收入弹性与增长率之间系统相关，对比外部需求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可知，主要经济体增长率的下降是导致中国外部需求大幅下降的根本原因，也是未来3~5年制约中国经济外部需求的主要因素。

（三）出口产品集中度不断上升逐步界定了中国出口品的国际市场容量

为了扩大外部需求，从1984年开始，中国对加工贸易实行优惠进口政策，对其进口的投入品实行减免关税和增值税等措施来促进出口。从1992年开始，中国大幅度降低关税，尤其是中间品的进口关税，对生产出口品的带有技术含量的资本品的进口实施关税免除等激励措施。这些措施使得制造业的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出口的专业化分工进一步得到了强化，并形成了制造业的垂直分工环节，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集中度呈现出逐步上升的态势。1980年中国出口产品的集中度为0.168，1990年这一数字为0.193，1997年这一数字为0.256，2008年这一数字达到0.303（见图2—5）。此外，Amiti和Freund（2007）的研究也表明，出口份额中排名前70名的产品的Gini系数由1992年的0.46上升到2005年的0.55，而排名前100名的产品的Gini系数由1992年的0.35上升到2005年的0.50，出口产品的专业化程度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从具体的产品类别来看，1980年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和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例分别为24.85%和2.33%，1995年两者分别为42.78%和10.55%，而到了2007年两者分别达到历史高点，分别为47.47%和23.69%，2008年两者略有下降，但两者合计仍然占据了中国总出口额的约71%。

出口的专业化一方面能够通过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来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特定的市场容量。因此，给定全球市场的容量，出口产品的专业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界定了中国出口增长的空间。

（四）出口退税政策难有提升的空间

1985年以来的出口退税对于降低企业成本、扩大外需起到了积极作用。1985年出口退税占出口额的2.43%，1995年该比例上升到4.41%，后受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该比例有所下降，但该比例在出口促增长的“黄金期”2005—2007年达到了5.53%。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这意味着出口退税使出口企业的利润率大约提高了5.53%。

从出口退税占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比例来看，波动比较大，2005—2007年这一比例高达28.7%（见图2—6）。考虑到同期增值税和消费税占到税收总体收入的41.0%，因此，进一步扩大出口退税的空间极为有限。

出口退税无疑会起到激励企业出口的作用，但由于出口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两者的波动幅度较大，难以确定两者之间的显著关系。（注：1985—2007年的出口退税额增长率和出口额增长率（对数形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难以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可能是导致这一结论的重要原因。）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当主要贸易伙伴经济下滑时，单一的出口退税并不能够有力地阻止出口的下滑。这一点在1998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时期表露无遗。1998年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出口额全年近乎零增长，而2009年1—6月份中国出口额同比下降了21.8%。从出口产品的类别来看，出口退税更难以阻止那些收入需求弹性大的商品的出口量的大幅度下滑。2009年1—6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同比下降21.2%，机械设备出口下降18.9%。而主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同比降幅相对小。其中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同比下降8.5%；鞋类出口同比下降4.3%；家具出口同比下降9.8%；塑料制品出口同比下降7.1%；箱包出口同比下降7%。目前，经过最近连续7次上调出口退税率，在总计13000多个税号的出口商品中，已有1971个税号的商品实现了出口全额退税，占总量的15%。（注：资料来源于《安邦研究简报》，2009-07-12。）

因此，从出口退税的空间和作用来看，需要重新审视出口退税换增长的模式，出口退税政策难有提升的空间，基本走到了极限。

（五）劳动和资源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制约了出口品的国际竞争力

从中国进口结构来看，2002年以来，60%~70%的进口品是中间品，而大宗商品进口约占25%。图2—7显示，受亚洲局部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年底大宗商品和工业投入品价格指数基本上是1992年以来的最低点。而2008年由发达国家和地区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性经济大幅度下滑也带来了能源大宗商品和工业投入品价格的急剧下降，2009年2月燃料和非燃料大宗商品、能源大宗商品价格分别见底，但两者与2005年的价格相比仅下降了2.71%和10.08%；工业投入品价格指数在2009年3月见底，与2005年相比下降了5.32%。近来，这些商品的价格均出现了快速反弹。与2009年2月的低点相比，燃料和非燃料大宗商品、能源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分别上涨30.27%和38.14%，而工业投入品的价格指数与2009年3月的低点相比也上涨了17.42%。这样的价格变化轨迹表明大宗商品低价格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从国内的劳动成本来看，低工资一直是中国出口品竞争优势的源泉之一。但随着国内劳动收入分配矛盾加剧，1992—2005年，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例由69.23%降至59.41%，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居民获得的劳动报酬净额占国民初次分配收入的比例下降了5个多百分点，而同期政府支付给居民的劳动报酬净额占比上升了1个百分点，企业支付给居民的劳动报酬净额占比下降了6个百分点。这说明居民在初次分配中收入比例的下降主要源于企业支付给居民的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杨天宇，2009）。而未来中长期中扩大内需的核心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因此，改革这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无疑会提高企业的劳动成本。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过去依存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会不断减弱。根据《世界发展指标》的数据，1995—1999年制造业每个工人的劳动力成本，相当于美国的1/40、日本的1/43、韩国的1/15、泰国的1/4，甚至比印度还低。但近些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是不断下降的。依据美国劳工部最近的统计数据，2000—2007年美国、日本和德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年均下降1%、3.5%和2.0%。（注：BureauofLaborStatistics，InternationalComparisonsofManufacturingProductivityandUnitLaborCostTrends2007，2009.）因此，中国制造业的劳动成本优势必将进一步减弱。

从人民币汇率来看，2005年汇率市场化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基本处于上升通道，人民币升值无疑对出口会产生负面影响。一项最近的研究表明，人民币升值对约占出口品20%~25%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品出口有显著的负面影响（W.ThorbeckeandHanjiangZhang，2008）。此外，大量研究表明人民币升值对一般贸易的出口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比如，MarquezandSchindler，2007；Cheung，Yin\|Wong，M.Chinn，andE.Fujii，2007；等等）。由于一般贸易的份额呈现上升态势，2002年一般贸易占加工贸易的比例为75.6%，到200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81.6%，而2007年该比例达到87.2%，2008年1—10月该比例进一步上升到97.7%，一般贸易占据了中国出口的近一半。这一方面说明了制造业国内分工链正在逐步形成，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成为出口企业的初级产品供应链的一分子，这将进一步降低出口企业进口初级产品可能存在的市场风险；另一方面说明名义汇率的升值会在更大程度上降低中国出口品的价格竞争力和外部需求。

（六）逆周期的贸易政策会进一步降低中国经济的外部需求

在美国调整外部不平衡和全球经济下滑的双重压力下，逆周期的贸易政策将进一步约束中国货物出口的空间。2008年全球新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数量分别增长了28%和27%。从2006年美国外部不平衡达到30年以来的最高点开始，2006年11月，美国改变了其二十多年不对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反补贴法的先例，对中国铜版纸开启了首起反补贴调查。而依据WTO秘书处2009年5月7日发布的数据，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调查208起、反补贴调查14起，中国分别遭遇73起和10起，分别占总数的35%和71%。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成员，连续3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成员。另据商务部最近公布的数据，2009年1—4月共有13个国家（地区）对中国产品发起“两反两保”调查38起，同比上升26.7%，涉及中国出口额74.42亿美元（2008年全年涉案金额仅为62亿美元），同比增长188%。同时，部分国家提高对中国出口品的进口关税，对中国出口品实施绿色技术壁垒等一系列新的贸易保护措施。在全球经济和贸易尚未出现明显改善和美国外部不平衡调整没有达到其合意的水平时，这种逆周期的贸易政策会持续，出口状况短期中不会得到明显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