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古代的爱国观念

在亚洲东部有一片广阔的大陆：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这片大地是一块从西向东高度逐级下降的斜坡。西部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东接海拔1000~2000米的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再往东是海拔千米以下的丘陵地带和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家园。我们的祖先曾以为它是人类生存的唯一乐土，故称之为天下；又因四面环海，又称之为四海之内。五千多年以前，中华民族就开始在这块土地上孕育、成长和发展，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华民族从孕育、形成到发展，从自在到自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远古到秦汉为第一个阶段，从秦汉到1840年为第二个阶段。中华民族的爱国观念在古代时期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早在公元前6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原黄河和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就出现了文明的曙光，并呈现出文化的多元格局。各具特色的文化之间相互竞争和融合，开启了多元文化的一体化进程。在炎、黄、尧、舜、禹等先祖的征战中，黄河中游不同部落集团之间不断碰撞和交融，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初见雏形。在夏商周三代，通过吸纳东方和西方的新成分，华夏族不断成长壮大，从多元走向一体。在春秋战国时期，经过各民族的大迁徙和大融合，并吸收了众多新的民族成分和文化因素，华夏族的核心地位得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已经实际上孕育成形。夏商周三代就已经产生了特有的华夏文化。到春秋战国时期，各地人口的流动、各族文化的交流、各国的争雄竞争，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辩论和文化大繁荣。这是一个人才辈出、百家争鸣的时代，以儒道为主的多元文化之花盛开在世界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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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思想流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据《汉书· 艺文志》的记载，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被后人称为“诸子百家”，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0家，主要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小说家。西汉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将小说家去掉，称为“九流”。俗称“十家九流”就是出自这里。春秋战国时期灿烂的文化成就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与同时期古希腊文明交相辉映。这一时期的文化思想对后世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汉以前，特别是夏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民族的确立时期，是中原各部族之间的融合与统一的时期。在此期间，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尚未真正建立，夏、商、周的天子只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各诸侯国实际上是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实体，中华民族统一的凝聚力尚在形成之中。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尚处在萌芽阶段，主要表现为骨肉爱、乡土爱、民族爱和祖国爱，其发展也主要是围绕着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中华民族的生活地域、经济条件、文化传统，把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人们凝聚成一个统一的民族进行的。宽泛地说，在这一时期，凡是热爱自己的故土或邦国及其人民、有利于民族统一和团结、有利于邦国富强和社会进步的思想和行为，都属于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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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 原

屈原，战国末期楚国人，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屈原出身贵族，加之才能超群，受到了楚怀王的信任和擢升，受命担任左徒要职。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实现他的“美政”理想，积极推进楚国政治改革。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举贤授能；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收复失地。但是屈原的改革在内政外交上触动了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根本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嫉恨和反对，在上官大夫等人的谗毁下，昏庸的楚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原)”。在“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战国时代，许多士人在本国得不到重

视时，常常投奔他国，如商鞅弃魏相秦、孟子游说齐梁、荀子入秦适楚、韩非背韩助秦等，但是屈原深爱楚国的人民和文化，始终对楚国不离不弃。屈原蒙冤被疏后，离开郢都，先后流浪汉北和沅、湘二水之间，写下了彪炳千古的爱国诗篇《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些诗句表现了屈原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深厚的爱国情感。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第二年又攻陷巫郡、黔中。屈原痛感国家的败亡，自己又无力挽救，悲愤难挨。是年，遂自投汨罗江，以身殉国。

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萌芽于炎黄部族的冲突与融合，在尧舜时代“平章百姓”、“协和万邦”那里即有生动而深刻的体现。为民治水的大禹，开九州通九道，大会诸侯于涂山，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从此以后，“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敬德保民的爱国爱民观念日渐深入人心。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法诸家都奉行“务为治”的治学理想，为了人生的安顿、社会的治理而提出各种学说。出于对人生、对社会的忧患意识，先秦诸子大多席不暇暖地周游列国，以谋求从“天下无道”转变为“天下有道”。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许多心存社稷、效忠国家(诸侯国)的忠义之士，更出现了主张尽快结束列国争雄，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使天下为一的爱国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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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尚书·尧典》的记载，尧帝最早提出了“协和万邦”的政治理念：“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也就是说，尧帝恭敬节俭，明察四方，善理天下，道德纯备，温和宽容。他忠实不懈，又能让贤，光辉普照四方，思虑至于天地。他能发扬

大德，使家族亲密和睦。家族和睦以后，又辨明其他各族的政事。众族的政事辨明了，又协调万邦诸侯，天下众民因此也就变得友好和睦起来。《尚书·禹贡》叙述了大禹治水成功，将“四海之内”即“天下”按距王城远近划分为“五服”，然后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治理方法。西周初年，“五服”制度已经产生，周统治者通过分封子弟和册封各部落与原有邦国的形式，将诸部落和邦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对于华夏族和其他民族的融合起到了很大作用。

秦汉统一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秦始皇结束战国时代地方割据的局面，实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统一政策，使华夏族开始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汉继秦业，华夏族在汉代四百余年的国运久盛之中发展转化成了汉族，中华民族的主体基本形成。这一时期，国力强盛，兵强马壮，海内富庶，都市繁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各族通和，民丰社稳。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迎来了以“文景之治”和“汉武盛世”为标志的又一辉煌时代。

在秦汉之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是以汉族为主，各个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从魏晋到鸦片战争之前，出现了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宋元的两次民族大融合，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发展。

南北朝时期北方诸族崛起，先后入主中原，一方面把自己的文化带到了中原地区，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另一方面又逐渐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逐步汉化，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从而使得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隋唐统一中国就是这一民族融合的产物。唐代统治者实行宽松的民族政策，对内发展经济，对外加强交流，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强盛，书写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最辉煌的篇章，使唐代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盛唐时期的中国，文治武功，国力强盛，四海归心，八方来朝，民族团结，互通友好。各国英才纷至沓来，云集长安，使之成为一座空前繁荣、开放的国际大都市。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然后又以崭新的面貌传向四面八方。

无论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五代十国都只能说是一种政治割据，而不属于民族割据，这些朝代在严格的意义上并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在中华民族内部出现的暂时的封建割据。宋朝统一中原之后，社会虽然获得了相对的稳定，但仍然深受民族矛盾和战争的困扰。经过辽、金、西夏、蒙古(元)与中原之间的连绵战争，元朝最终统一中国。元朝疆土广大，横跨欧亚，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

元明之争是中华民族统一过程中的民族矛盾与冲突，元朝统治者退居漠北之后，成了明朝的臣属。明朝时期，虽然民族间的矛盾与冲突仍然存在，但各族人民之间基本上能够友好相处。明清之际，中国又发生了一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重大事件。晚明的政治腐败与社会危机引发了农民暴动，明王朝在李自成的起义中覆亡。这时，关外后金的满族人乘虚而入，建立了清朝政权。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建国之初采取了强硬的政策，强迫汉人剃发易服，把满族人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其他民族。但同时，他们也采取了对汉族文化积极认同的政策，一方面提倡尊孔读经，另一方面吸收汉人参与政权统治。清朝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最大贡献，是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定型。清朝疆域虽然没有恢复到大元时代，但大部分国土包括台湾在内统一于大清朝，经济上得到又一次恢复与发展，社会又重新走上了太平之路，迎来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康乾盛世”。

总之，在隋唐、元明和清前期的一千多年里，中国的统一和繁荣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版图不断扩大的同时，各个地区、各个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联系也大大加强，同时祖国观念进一步发展，民族亲和力不断增强。

明清两代中华民族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交往加强，西方文化逐渐传入中国，人们开始比较深入地接触到并非中国臣属的其他民族的文化，并在这种交流中产生了矛盾与冲突。外患成为明清两代特殊的社会问题。首先是东南沿海倭寇的侵扰，继而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蚕食，最终爆发为国家和民族生存的危机。中华大地的各个民族，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展开了捍卫国家独立和民族生存的伟大斗争。

从秦汉到清初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主要就是指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或者说，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主要就是指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它既是先秦中华民族和中国初步形成时期爱国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又是近代乃至现代爱国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在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的发展，是沿着中华民族融合、统一与发展的道路演变的。争取中华民族的团结和融合，推进国家的统一和强大，是这一时期爱国主义发展的主题，突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反对分裂，维护和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秦汉时期，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得以确立和巩固，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逐渐形成。此后，经过汉族和其他民族的长期交融与交流，到清朝初期，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初步定型。因此，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就成了这一时期中华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爱国主义的重要表现。

从秦汉到清朝的近两千年中，曾断续出现国家和民族的分裂局面，但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团结统一仍然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统一是民心之所向，分裂无法长久维持，呈现出一种内聚式的越分越统一的大趋势。每当国家和民族出现分裂，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都会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义无反顾地反对分裂、争取统一，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坚定意志。清初，在我国北部和西北部边疆曾经爆发过分裂国家、分裂民族的准噶尔叛乱、大小和卓叛乱。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都坚决地镇压了这种分裂行动，有力地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历史证明，任何分裂国家、分裂民族的罪恶行动都不会成功，搞民族分裂、国家分裂的人也不会有好结果，因为他们不得人心，违背了各族人民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爱国主义传统。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是人心所向，其中凝聚了各族人民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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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平息叛乱

为了巩固国家的统一以促进生产的发展，清康熙帝坚决打击地方割据势力，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下令撤藩。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举兵反清，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攻湖南，取四川，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之信等纷纷起兵响应。1678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国号大周。吴三桂等人的割据战争对清初刚开始安定下来的政治局面破坏极大，重新把我国人民特别是西南人民推向战乱的水深火热之中。康熙帝果断地采取一系列政治、军事措施，历时八年，终于击灭了吴三桂割据政权，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使清代历史进入蓬勃发展的“雍乾”时期。他代表的，不仅是满族人民的利益，而且是包含汉族人民在内的各民族的共同利益。

我国人民历来十分珍惜各族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从张骞通西域开始，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就不曾间断。苏武之所以能够生还祖国，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对汉朝始终不渝的耿耿忠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匈奴贵族慑于民族团结的大势所趋，不敢与汉公开交恶。班超在西域诸国活动多年，帮助当地人民发展生产，深得各族人民拥戴。当他奉旨回京时，于鬓国“王侯以下皆号泣曰：‘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互抱超马脚，不得行”。文成公主入藏时，松赞干布亲自到柏海(青海鄂陵湖或札陵湖)迎接。文成公主从内地带去许多手工艺工匠，还带去蔬菜种子、蚕种。她教给藏族妇女纺线、织布，教给当地人民各种先进的生产技术。这些对西藏的发展、对西藏与祖国的统一和藏汉人民的团结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至今，西藏民间广泛流传着不少歌颂文成公主的民歌，她一直深受藏族人民的爱戴。

文成公主入藏图

在这一时期，汉民族文明发展程度较高，因此许多少数民族在与汉民族交往过程中，不断受到汉民族文明的影响，逐渐提高了本民族的文明发展水平；同时，他们中一些好的方面也反过来影响汉民族的发展，使互相间的交往能在愈来愈高的水平上进行，有效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融合。清王朝是满族人建立的，在巩固政权、发展生产的过程中，满族统治者逐渐在实践中认识到学习当时较为先进的汉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逐渐克服了民族偏见，大量吸收汉族知识分子到自己的统治层中来，鼓励满族人吸取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优点。除有效地继承了中国历史上各族统治者的政治、军事经验，继承和发展了各种生产技术外，满族中还涌现了像纳兰性德等这样用汉文写作的著名诗人、文学家。同样，汉民族也吸收其他兄弟民族先进的东西。中华民族的各个民族之间，都有着相互学习、相互影响、以人之长补己之短的大量事实。这种相互学习、相互取长的过程，也就是中华民族向前发展、共同提高的过程。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既是这种相互学习的推动者和组织者，也是这种相互学习的根本上的保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各民族间的交往日益扩大和密切，爱国主义的向心力也就越发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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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鲜卑族孝文帝改革

鲜卑族北魏孝文帝执政后，努力向中原文化学习，积极推行汉化改革。他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改革各种落后的风俗习惯，要求本族人讲汉话、改汉姓、穿汉服，奖励与汉人通婚，仿南朝定官制朝仪。这些学习和改革，促进了北魏经济的发展、文教的昌盛，使一个古老落后的部族跃入了先进民族的行列，也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

其二，反对守旧和倒退，要求改革和进步。从秦汉到清朝前期，中华民族追求国家和民族的统一，最终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强盛与发展。在这一时期，为了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不少仁人志士不畏凶险、励志革新、奋发图强，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报国之心。

汉武帝刘彻成为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是同他的改革精神分不开的。他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对国家的政治、思想、经济各个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求国家思想统一；颁布推恩令，削弱王国的地方分裂势力；削弱三公，权移尚书；为保卫中原的生产发展和社会安定，进行了反击匈奴骚扰的三次大战；将冶铁、煮盐、铸钱三大手工业收归国有；等等。这些措施对于改善和发展中原生产、振兴当时国力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当然，改革必定受到各方面的阻碍。在我国封建社会里，阻碍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是以皇族、守旧官僚和地方豪绅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他们兼并大量的土地，残酷压榨和剥削农民。为了保持和取得更大的物质利益，他们在政治上十分守旧，不愿改变现行统治秩序，对凡是改变现状的做法都加以反对。但是改革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方向，符合国家的利益，是必然的势趋。宋代政治家王安石在变法中实行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等等，以图达到“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的目的。但每一项新法几乎都触犯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的利益。比如方田均税法，就是将有产而无税的大地主、大官僚的土地重新丈量，纳入国家税额。这自然要引起大地主阶级的反对。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法，和大地主阶级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在《答司马谏议书》中理直气壮地说：“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以此来表明他变法的决心。由于坚持改革，推行了新法，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出现了仓库所积钱粟“无不充衍”的局面。就是在王安石下台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新法也没有被完全废止。司马光上台后虽废黜新法，但其实也仍继续保留了一部分。列宁对王安石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 到了明代，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等改革，虽然也遇到一些阻力，但终于获得了成功，使明腐败的朝政稍有转变。这些都说明改革的趋势在历史上是不可阻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