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42-1949年中国经济史编年记事
- 王方中
- 5154字
- 2020-08-30 03:04:29
1863 (同治二年)
2—3月(正月) 为了维持庄票信用,上海钱庄同行共同议定:“于本年正月开始,钱业不入同行(即不加入内园钱业总公所),庄票概不收用”(126,21页;310,59页)。这便排除了非汇划钱庄庄票的流通。
3月 东海关(芝罘)(烟台海关)开办。(319,71页)
5月18日 为解决兵多粮少的矛盾,恭亲王奕訢奏请在乌鲁木齐马厂开垦屯田。将巴里坤、古城、济木萨、玛纳斯四处马厂的牧放取驹归并巴里坤,其余马厂用来屯田(141,694-696页)。1864年库车维、回两族起义。不久,就是阿古柏叛乱,此奏请不可能实行。
5月21日 户部奏准“仍查照咸丰二年户部奏准成案,除奉天一省盗典盗卖仍照旧严行查禁外,其顺天、直隶等处旗地,无论老圈自置,亦无论京旗屯居,及何项民人,俱准互相买卖,照例税契升科。”(110,204页)
5月 淡水海关开办,打狗关于年底开办。(319,71页)
5月 李泰国返抵上海,宣布恢复总税务司职务。总理衙门特扎赫德为江海关税务司兼管长江各口和宁波关。(319,99页)
6月1日 经江苏巡抚李鸿章劝谕,上海船商买米3万石,由19艘船装载放洋。漕粮海运恢复。(395,195页)
6月1日 清政府允准法人在烟台开辟专管租界。1866年,总理衙门通知三口通商大臣,原来划为法租界的烟台山“毋庸专归法民承租”,除山巅炮台左近的土地不得租赁外,“其余均准各国公共租用”,“唯不得租给一国之人”。这样,烟台并未出现专管租界,只形成了一个外人居留区域。(316,31、441页)
6月25日 上海道黄芳与美国领事西华德划定上海美租界地界,面积达7 865亩。(140,(二),8页;316,60页)
6月26日 天下漕粮以江浙两省为大宗,几及300万石,占全国份额的3/4。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整个江浙征漕地区——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杭州、嘉兴、湖州——人口从1851年的2 793.7万减少到1865年的1 052.8万,减少62.3%。其中江苏从1 832.2万减少到808.5万,减少率为55.78%;浙江从961.5万减少到244.3万,减少率达74.59%。江浙农村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所谓敲骨吸髓者,至此而亦无骨可敲,无髓可吸矣”(李鸿章语)。减轻江浙田赋势在必行。是日,江苏巡抚李鸿章与两江总督曾国藩会衔上奏,请减征江苏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与太仓州漕粮。1865年经中央核定减征办法,常、镇两府漕粮减10%,苏、松、太三府州减1/3(实则按科则分别递减。苏州平均减37%,松江平均减27%,太仓平均减28%)。江宁府受战争影响较大,到1874年才正式开征丁漕。1877年奏准上元、江宁、句容、六合、江浦五县额漕一律减免十分之三。江苏的浮收也有所裁减。(302,419-425页;395,179-188、516-517页)
7月13日 中国、丹麦签订《天津条约》。丹麦在华享有治外法权。第44款规定丹麦商民在“沿海议定通商各口载运土货,约准出口先纳正税,复进他口再纳半税”。外商正式取得了载运土货进行沿海贸易的特权。1861年,赫德擅自规定凡在出口口岸已纳出口税5%、在进口口岸已纳2.5%的子口半税的土货,如进口以后再出口,只要时间不超过三个月,原货物没有启动,就准予退还子口半税;如再出口的货物,系转运别口,则子口税不退还,亦不在别口再征子口税(306,188页)。至此,在这个由赫德一手炮制的中国丹麦《天津条约》第44款中规定丹麦商民在“沿海议定通商各口载运土货,约准出口先纳正税,复进他口再纳半税。后欲复运他口,以一年为期,准向该关取给半税存票,不复更纳正税;嗣到改运之口,再行照纳半税”。“该票无论何商呈验,均准专抵该关进出货税,不准别关抵课”。1958年6月中英《天津条约》规定的是已税进口洋货复出口到外国的发给存票。至此,发给存票的范围扩大到“从一个通商口岸向另一个通商口岸再输出的已完沿岸贸易税的土货”。(406,214页)享受免税待遇的时间则从三个月延长到了一年。因为存票在当时不能兑现,而且只能在发票口岸作付税之用,因此外商并不满足。此后,存票制度经历过一些变化。如1876年9月《烟台条约》规定洋货复运外国,凭存票退税的有效期延长到3年。1877年2月13日清政府规定,凡已税外国进口货,其业经在中国存有三年期满者,不再发给存票,已发的存票,“或兑换现银,或作抵付税款之用”(406,215-216页)。1902年中英商约对已入口洋货再运出外洋,凭其“存票可由该货入口纳税之海关银号领取现银,不得减扣”(102,102页)。这三条史料都是说的已税进口洋货复出口领取的存票。没有见到谈及已税进口土货复出口领取的存票如何演变的史料。直到1931年,中国政府才废除存票制度。(406,377页)
7月18日 谕令以“江苏之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浙江之杭嘉湖三府,尽遭蹂躏,民不聊生”,准予酌减漕粮,“务令下恤民生,而不致上亏国用。”(104,46册,394-395页)
8月26日 中国与比利时签订《通商条约》。(101,207-208页)
9月21日 上海英美租界正式合并,后来称之为上海公共租界。中国租界史上第一个公共租界正式成型。1893年面积10 676亩。(316,33页;314,289页)
10月1日 台湾(今台南)设埠。1865年7月开办海关。(125,43页;319,71页)
10月6日 中国与荷兰签订《天津条约》,荷兰获得了英、法等国在中国取得的特权,包括领事裁判权、内地游历通商权、协定关税等。(101,208-213页)
11月15日 上谕批准革退李泰国,正式任命赫德为总税务司,长驻上海。(319,111页;306,59页;407,2卷,48-49页)
12月6日 曾国藩在安庆派容闳到美国购买机器。是日容启程赴美。拨给容的采办经费是68 000两(113,268-269、270-271、309页)。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有计划地引进外国技术设备的活动。(401,294页)
12月 淮军攻陷苏州后,原设于上海松江、由马格里主持的洋炮局迁至苏州。1864年1月,苏州洋炮局买下了阿思本舰队(注)的机器,由马格里安装到了洋炮局里。共有外国匠人四五名,中国匠人五六十名(113,255-263页)。此外,还设立了两个分别由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炮局。合称“炸弹三局”,实际上只是三个车间。(113,260页;345,74-76页)
注:1862年,总理衙门接受赫德的建议,通过赫德于3月14日致函李泰国,策划建立一支由欧洲人,主要是英国人指挥的中国小舰队,并决定以英国海军军官阿思本为这支舰队的指挥官。1863年1月16日,李与阿思本签订13条合同,“凡中国所有外国样式船只,或内地船雇外国人管理者,或中国官民所置各轮船,嗣后均归阿思本一律管辖调度”。“凡朝廷一切谕阿思本文件,均由李泰国谕知,阿思本无不遵办。若由别人转谕,则未能遵行”。中国以巨款置办的水师,中国政府根本无权管辖。1863年9月中国政府购买的兵船在阿思本率领下到达上海,坚决拒绝中国对这支舰队的管束。此举遭到总理衙门大臣和长江流域镇压太平天国的统军大员曾国藩、李鸿章的坚决反对。最后的结局是舰队解散,全部兵船于10月遣回英国。“中国政府为了要获得一支舰队,到1863年10月底止,已经花费了1 295 000两,此外,为了解散人员,遣送船只回到英国,又招致了375 000两的债务,它用去55万多英镑,结果一无所获。”(319,92-111页;407,2卷,35-44页)
是年 清廷开放大凌河牧场东场。1902年放垦其西场。1906年在锦州设立丈放局。大凌河牧场全部变为民地。(110,776页)
是年 在香港经营远东航运业的英国大资本家收买了柯拜(John Couper)家族在黄埔地区的全部船坞设备,组成香港黄埔船坞公司(Hongkong and Whampoa Dock Co.),资本24万元。1865年,又收买了香港的榄文船坞(J.Lamont)和何伯船坞(J.Hope,1857年设立于香港)。1866年又收买了50年代初成立的美商旗记船厂(Thos. Hunt & Co.),资本扩充至75万元。1870年,资本扩充至100万元,并吞并了另一家大型企业——1853年成立的于仁船坞公司(Union Dock Company)。到70年代初,它几乎把黄埔、香港和九龙的所有船坞都吞并了,独霸了华南地区的造船工业。(304,340、343-344页)
是年 英人德忌利士(Douglas Lapraik)创办德忌利士公司于香港。1863年改组为私有合伙行号,西名Lapraik & Co.,Douglas,以轮船航运为业,自备轮船3艘,定期航行于汕头、厦门、福州间,兼营综合贸易及保险代理业务。1872年前轮船增为8艘,航线延伸至台湾。1883年德忌利士轮船公司(Douglas.Lapraik Steamship Co.)成立,资本100万元,经营福州、台湾、香港间定期航班。1891年前更西名为Douglas Steamship Co.,Ltd.。1930年拥有船11艘,共18 301吨。德忌利士公司除全权经理德忌利士轮船公司外,还代理欧美日本轮船及保险等。(394,758-759页;119,289页)
是年 英国棉纺织业的原料棉花几乎完全依靠美国供给。1851—1860年,美国在不列颠各口岸起岸的棉花包数中占72%。因为美国包件比其他国家重,美棉价值又比其他大多数国家高,所以依存的绝对数字还要大些。1860年,这个比例高达85%。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美国联邦政府封锁了南部港口,英国工厂因得不到棉花而纷纷倒闭(《美国通史简编》,257页)。英国棉纺织厂不得不向东方寻求棉花。1862—1868年,印棉在英国棉花进口总额中占到28%。(克拉潘著:《现代英国经济史》,姚曾廙译,中卷,285-287页)1863年和1864年,怡和洋行也向利物浦输出约值200万元的中国原棉。(326,28页)数字不大,但也给中国的棉花市场带来了很大影响。“是年南北花旗开仗,种花固属不多,又值歉收,以致印、英两国无处购棉接济机厂,乃至中华贩运。”上海花衣市价,前后不过半月之久,就从每担九两八钱涨至二十五六两。到1865年,美国联邦政府军队节节获胜,“使得(上海)任何进一步输出棉花的企图终止了,棉花价格从每担18.5两立刻跌落到13~14两。”到1866年,中国棉花对英国输出已下降到很小的数量。(106,1241-1243页)
是年 怡和洋行在上海与中国丝商合作开设怡和钱庄,以低于中国国内3%~5%的利率向中国商人提供出口商品所需的资金和贷款。1867年歇业。(326,130、132页)
是年 中国主要通过陆路向俄国出口茶叶。1861年以前,砖茶一向由山西商人在湖北、湖南收购并进行包装,经由陆路运往和销售于恰克图。不久,俄国商人在湖南、湖北产茶地区建立了茶栈,收购茶叶,并自己监督制造。俄商运输茶叶的路线是用轮船运茶沿江而下,沿海北运至天津,然后陆运至恰克图,或从上海海运至海参崴,也有经苏伊士运河运至敖德萨的。俄国人的砖茶厂设立在崇阳、羊楼峒和羊楼司。从1863年开始,俄国人在汉口俄租界开设了顺丰砖茶厂,1873年开始用蒸汽机制造砖茶。(110,407页)1866年在汉口俄租界设立了新泰砖茶厂(304,385页推断此厂成立于1886年。“它是先设于产茶区,后移至汉口的。其他两家估计也和新泰的情况类似”)。1874年,俄国人在英租界设立了阜昌砖茶厂。三厂中以阜昌的规模最大。1876年以后,设在内地的手工砖茶厂大都迁入汉口。到1878年,只有崇阳、羊楼峒还有两家工厂仍在制造砖茶。到70年代和80年代之交,手压机就完全为蒸汽压机所取代。到80年代后期,汉口的3家使用机器的俄国砖茶厂:顺丰、新泰、阜昌已经完全垄断了出口砖茶的制造。1893年8月,汉口又出现了第4家使用机器制造砖茶的俄国工厂(113,44-54页;304,382-385页。阜昌设立时间据116,795页)。这四家工厂,两家在俄租界,两家在英租界。他们是当时汉口最重要的工业。(113,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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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月 “桐乡伪官筱天安钟,伪扮贾人,坐船微行至乡,见道旁茶店,伪为道渴憩饮者,询及乡人田地捐项等,觉其敝重,乃招乡之主收捐项者询之,尽得各乡官谕单,乃解缆归。及至卡,卡上索费五十六文,钟亦□之。归至城中,召城中各局司事者,凡有侵吞朘剥等敝,讯实尽系诸狱。又召所过卡吏谓曰:‘我令尔出船收钱十四文,何浮收过半?’乃杖谪械号,而另换守卡之人。”(《避寇日记》,4卷,见162,4册,234-235页)
5月 “既而伪监军陈三至,以王店、殳山为遭兵灾,特来相视,命免王店各铺户店捐十日,殳山东西两村各著圩长领米五十担,贷民蚕□饭米,每担取值六千五百,蚕毕收钱,而百姓均不敢领米。”(《避寇日记》,4卷。见162,4册,246页)
7—8月 “自常州至无锡数百里,人烟皆断。有宜兴人贩买酱者言常州去年今日,田地价甚贵,市面经商亦得利,至今年累次被杀、被焚、被掳以来,种田之人百仅存其一,人丁稀少,田地荒墟矣。富家大族挈眷远避,其存者皆寒俭之人,仅于乡下聚一二小市,然负贩路绝,百物昂贵,颇难聊生。”(《避寇日记》,4卷,见162,4册,259页)
9月10日 “伪殿前忠莱朝将何”又有告示,“从前民欠漕银俱豁,自今六月以后下邙漕银开征催缴”。11日,“濮院董事乡官均至桐(乡),何谕罢一切捐项,凡殷户日捐、股捐以及市肆倍三倍十之捐均罢,惟店捐每日加倍,而田捐仍旧每亩每日收一文。又出洋付各乡官,每十日买船两条,为解粮之用,买砖若干块为加筑城墙之用,谕令不许苛派民间一文。”(《避寇日记》,4卷,见162,4册,267页)
是年 “海塘自贼未来时即有圮处,至辛酉(1861)以来,往往连圮数十百丈,贼虽累经派费修塘,率皆饱私囊,未必办公事。辛酉之秋,峡石、园花等处咸水漂入河内,禾稻并死。是时濮院水始有带咸味者,然不过月余而止。自陡门以北即无咸味矣。壬戌(1862)夏秋海塘复圮,峡石附近田禾皆为咸水所偃,而咸水所波及非仅濮镇,而陡门以北皆咸矣。然亦不过数月,而新塍以北依然淡水也。至今年春季,濮院水即带咸,然时咸时淡,尚无害于田禾。至七月则竟咸矣,饮之者肚腹率作胀痛,遂有吐泻霍乱之病。八月为盛,不过周时便陨命,统濮院镇乡每日辄毙数十人。他镇食咸水者,其致病亦与濮镇相若。不得已大小各户皆取水于池潭中,价至每担数十文。”(《避寇日记》4卷,见162,4册,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