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这本书的起草与定稿，经历了一段曲折而艰难的过程。

1995年深秋，老朋友雅克·董特(Jacques D'Hondt，1920—2012)教授及布旦(Jean-Claude Bourdin)教授邀我访问普瓦捷大学，并同游附近笛卡儿(René Descartes, 1596—1650)和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 1483—1553)的故乡，下榻于景色如画的希农城堡(Chteau de Chinon)附近的乡村别墅。当时，福柯的《言论与写作集》(Dits et Écrits, ⅠⅣ，1994)四卷本刚刚出版。身处于米歇·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笛卡儿和拉伯雷出生及成长的地方，我们自然地谈及许多他们的作品。在话语的象征性力量的引导下，加上萧瑟秋风和醇厚葡萄酒香气的双重熏染，我们情不自禁地堕入由历史、现实与未来所交错构成的“混沌”梦境，沉浮于沁人心脾的苍茫寰宇之中。我顿时感受和品尝到环绕福柯成长的文化氛围，在朦胧中似乎聆听和领悟到隐含于其中的某些历史信息，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福柯的生存美学(l'esthétique de l'existence)的重要意义：人生的最高价值，人类生存的真正本质，就在于它的审美性。人世间，唯有审美活动，才使日复一日的平庸生存过程和有限的语词符号，变成富有诗性魅力和充满创造性的奇幻艺术力量，带领我们永不满足地追求、超越、鉴赏和回味人生及其历史的审美蕴涵，将历史从过去的牢笼中解脱出来，使它顷刻间展现成五彩缤纷的长虹，架起沟通现实与未来的桥梁，穿梭于生活世界，引导我们飞腾于人类文化与自然交错构成的自由天地，在生命与死亡相交接的混沌地带实现来回穿梭和洗心革面，一再获得重生，使短暂的人生重叠成富有伸缩性的多维时空，开拓同各种可能性相对话和相遭遇的新视阈。

正是在同游福柯故乡的这段日子里，我才获得机会认真消化了福柯的生存美学，并由此体会到，审美与超越密不可分，创作同审美愉悦感是诗性生存的双生子，两者共时、双向、互动地将人生引入无限的自由境界；审美，才是人的最高超越活动，是将生存引向充满快感的自由创造境界的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因此，不断加强我们的审美态度及其能力，就为自身提供了增强生存价值和开创更多自由的基本条件。更具体地说，只要具备了足够的审美能力，人生的漫漫路途，就会震荡成千种风情回响迸发的生活交响乐，使娇媚娴丽的浪漫情调同险象环生的艰苦磨炼意志交互激荡，一再把人生展示为引人入胜的“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样妙不可言的生活历程；而通过循环地品尝生存美感的曲折过程，自身又将进一步自由地展翅翱翔于无边无际的生活世界中。

人是在不断的创造中实现自由超越的特殊生命体；人虽然可以选择哲学、科学和宗教的超越途径，一再满足其“好奇”、“惊异”的天性，但唯有在审美超越活动中，才能使人所特有的情、智、意志及想象力，浑然一体交融运作，升华到无法无天、无底无边的逾越境界，使作为“生命的唯一主人”的“我们自身”(nous-mêmes)，真正具有无比崇高的尊严。

20世纪末以来，福柯生前未正式发表的演讲、访问录、短文及其在法兰西学院的历年授课讲演录，陆续地正式出版。这是法国当代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为研究福柯的思想提供了最新的资料，而且由于福柯思想的深刻性及其在当代法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也直接推动了当代法国整个思想及哲学研究的发展进程。这批最新发表的福柯著作，首先是指1997年发表的《必须保卫社会》(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6. 1997)和1999年发表的《异常者》(Les Anormaux.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4—1975. 1999)。在此基础上，2001年又发表了他的《主体的诠释学》(Herméneutique du sujet.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1981—1982. 2001)，2003年发表了他的《精神病治疗学的权力》(Le pouvoir psychiatrique. 1973—1974)。除此之外，尚有《知识的意愿》(La volonté de savoir. 1970—1971)、《惩治理论与制度》(Théories et institutions pénales. 1971—1972)、《惩治的社会》(La société punitive.1972—1973)、《安全、领土与居民》(Sécurité, Territoire et Population.1977—1978)、《生命政治的诞生》(La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1978—1979)、《对活人的统治》(Du gouvernement des vivants. 1979—1980)、《主体性与真理》(Subjectivité et vérité. 1980—1981)、《对自身与对他人的管辖》(Le gouvernement de soi et des autres. 1982—1983) 以及《对自身与对他人的管辖：真理的勇气》(Le gouvernement de soi et des autres. le courage de la vérité. 1983—1984)等讲稿，正在准备排印中。所有这些，连同在1994年早已发表的《言论与写作集》，将进一步揭示许多关于福柯思想的奥秘，有助于更透彻地了解福柯的思想全貌。

这些最新发表的福柯著作，同他生前已经发表的著作相比，不仅在内容方面涉及许多新的问题，而且，也在表述的层次、风格和方式方面，更加深刻、生动活泼和含蓄细腻，活灵活现地呈现出福柯的曲折而复杂的思路及其特有风格。许多在其生前著作中尚未清晰分析的论题以及各种变幻不定的表达方式，都进一步在这些演讲稿中得到了澄清。更值得注意的是，从新发表的讲演录中，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福柯晚期思想的思索方向及其重点，而且也挑明了贯穿于福柯思想始终的核心问题，凸显出生存美学在其思想发展中的关键地位。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生存美学，是福柯整个思想的精华，不理解生存美学，就无法真正把握福柯的整个理论。

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福柯思想的研究，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他的权力(le pouvoir; the Power)和性(la sexualité)的论述上。但是，福柯本人生前就指出，他的研究的主要目标，既不是权力，也不是“性”。他在1982年明确地说：“我首先要说一说我最近二十多年来的工作目标。它既不是分析权力现象，也不是为此分析提供基础。我所研究的，毋宁说是探索我们文化中，有关我们人类的各种不同的主体化模式的历史(J'ai cherché plutÔt à produire une histoire des différents modes de subjectivation de l'être humaine dans notre culture)。”(Foucault, 1994:Ⅳ, 222223)接着，1983年，福柯又说：“我应该承认，同‘性’等问题相比，我更多地对‘自身的技术’(techniques de soi) 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感兴趣。……‘性’，是令人厌烦的。”(Foucault, 1994:Ⅳ，383)这就是说，权力和性的问题，在福柯的思路中是次要因素，是从属于他所探索的真理游戏和生存美学的战略目标；必须把权力和性的问题，放置在真理游戏和生存美学的广阔视野中加以观察。福柯所关切的重点，始终是“我们自身”的问题：我们自身是如何成为说话、劳动、生活的主体?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作为主体的我们自身，又怎样同时地成为知识、权力和道德行为的对象和客体?我们自身是怎样成为法制、道德伦理以及各种社会文化规范的限制对象?换句话说，我们自身为什么如此偏执于主体性，却又不知不觉地成为被宰制和被约束的客体?我们自身究竟有没有可能不再成为主体性原则的奴隶？应该怎样走出主体性的牢笼，而使我们真正成为自身生命的自由的主人？所有这一切，都关系到我们自身的命运、现状与未来，关系到我们现在所处的现代性，关系到我们自身的生死存亡和自由。如果说，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集中探讨知识考古学和权力系谱学，研究现代各种论述及其宰制实践，探索真理游戏及其策略，那么，所有这些研究，都只是为他后期所探索的生存美学作准备。他在前期的首要研究目标，就是通过考古学和系谱学，揭示造成“我们自身”的现状的历史奥秘；而在70年代中期之后，当福柯转而研究“性史”、“自身的技术”和生存美学的时候，他更多地是为了具体地揭示“我们自身”被扭曲成“主体”的实际策略和程序，以便寻求解决我们自身的现状的出路。生存美学，就是引导我们自身走出现状的困境、创造自身的幸福美好生活的实践原则。所以，只有全面阅读和研究福柯的著作，特别是70年代中期之后的著作，研读他在世的最后十年间于法兰西学院的演讲稿，才能真正把握他的思想真谛。

从1978年第一次阅读福柯的《语词与事物》至今，三十多年来，我对福柯的思想的认识和理解，经历了曲折的反思过程。最近几年对于福柯最新著作的研究，使我更深入到他的心灵深处。福柯思想内涵的深刻性、浓缩性、艺术性和极端游动性，使试图把握他的思想的任何人，都难免会时时陷入困惑和面临瓶颈。唯有反复阅读和深思他的著作，如同重复诵读和鉴赏一首好诗那样，从前向后，又倒过来，由后至前，再尝试从中间的不同地方自由穿插——这也如同在惊涛骇浪中游泳或驾船冒险那样，上下沉浮，来回穿梭，或在中途突然变换方向，前后绕道迂回——才能慢慢地对他的基本概念和思路有所了解。由此，也才能对他的思想中所提出的难题和曲折性，逐渐地产生强烈的兴趣，并意识到福柯思想风格的魅力。也正是在这里，典型地体现了福柯思想的不确定性、多变性、含糊性、独一无二性和自由创造性。他把思想、创作和生活，当成无止境的艺术创造和审美的游戏活动，试图在其自身的思想活动和理论实践中，不停地寻求生存美的最高自由境界，体现了他的崇高情操和风格。对于人来说，艺术创造比科学认识更有价值，因为只有透过艺术创造中对于美的无限追求，才能品味人生的审美价值，才能将人生提升到最高的自由境界。然而，生活本身就是艺术创造的基础、温床和基本表现；唯有把生活本身当成艺术创造和审美的过程，才能彻底领悟生活的意义。福柯的生存美学试图向我们展示这样的道理：使自身的生活变成生存美的展现过程，不但可以不断创造和鉴赏真正的美，而且还可以引导自身深入真理的殿堂，陶冶最美的道德情操。

福柯所探索的生存美学，通俗地说，就是做人的艺术。做人不容易，不但是因为人及其所生活的世界本身极其复杂而难以对付，而且还因为人本身就是一种永远不甘寂寞、时刻试图逾越现实的特殊生命体。更确切地说，不是生活环境的复杂性，而是人自己的创造和好奇本性，使世人产生无止境的审美欲望，永远不满足于现状，永远追求更美好的前景，因而才使人生变得既艰苦又华丽，既烦恼又充满快感，既有限又存在无限超越的可能性。因此，做人本身，就其本质而言，本来就是一种人生艺术创造和审美生存的实践过程；非要经历长期曲折的磨炼和陶冶，在快乐和苦难的双重淘洗中，才能真正地体会和掌握人生的审美艺术。真正的生存之美，只能存在于重复、更新、模糊、变幻和充满褶皱的生活历程中。因为正是在那里，才提供了尼采所说的“永恒回归”(retour éternel)的可能性及其永久值得循环回味和令人流连忘返而无限向往的迷幻境界。也只有在那里，才有可能使人自身进入既脱离主体性又无须客体的最高自律领域。

通过对于福柯思想的系统研究，我逐渐理解贯穿于其心路历程及其变幻思想核心的生存美学的重要意义。因此，本书对于福柯各种思想观点的研究及探索，都立足于他的生存美学及其真理游戏策略的基础上，把他的一切思想观点、生活行为及各种活动，都看做他的生存美学及其真理游戏的表现形态和实践见证。

正如本书将要全面加以论述的，福柯的生存美学虽然是在他的晚期著作中，特别是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讲授于法兰西学院的讲稿中才正式出现，但生存美学的基本精神和核心思想，早就在他的初期和中期的著作及其生活实践中体现出来。生存美学无疑是福柯的生活观和理论观的根基。由于以生存美学为基础，才促使福柯对违背生存美学原则的西方传统思想及其制度化过程进行考古学和系谱学的批判，从对于近代知识论述及其实践策略的揭露，特别是从对于近代主体性原则的解构，转向对于西方思想最早源头的探索，致力于发现“关怀自身”基本原则的古希腊罗马原型的审美价值，同时在其学术研究中，始终采取语言论述游戏的基本策略，并使他的研究主题随着他的思路的自由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表现出德勒兹所说的那种“重复，分层，返回，回到原来的地方，钩破裂缝，难以觉察的区别，二分化以及致命的撕裂”(Deleuze, 1990: 116)的特征。德勒兹所列举的福柯上述创作特征，就是艺术创作本身的特征，也是艺术美的基本表达形式，更是福柯自身实践其生存美学原则的生动见证。

福柯的理论观和方法论是同他的生活观紧密相连的。就连他的思想表达方式、他的语言论述的修辞，也深深地隐含着他对于生活美的精益求精的追求精神。福柯一向把理论创造和思维活动当成一种生活艺术，当成“关怀自身”(souci de soi)和进行自身完善化的过程，当成追求最高自由境界的一种“自身的技术”或“自身的实践”(pratique de soi)。当福柯作为福柯展示其思路，想其所想，并提出他的理论论述时，他的人格、气质和人生观，就已经随着他的思想的运转而渗透到他的观点及其论证过程中。他的审美生活观时刻伴随着他的思想的进程。因此，结合他的生存美学，分析他所提出的各种问题，理解他的任何一种思想推理过程，掌握他的主要思想和理论观点，是非常必要的。

姑且不问他是“谁”，因为他一向反对别人向他提出“你是谁”的问题；他也拒绝给自己的人格下定义或进行界定，因为他期盼自己成为一个永远不断更新和不断有所创造的活人和自由自在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Ylovitch Dostoyevsky, 1821—1881)早就说过，人始终都不可能同他自己相一致。埃德加·艾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的天才著作，也形象地显示了人的自我矛盾性和变幻性。福柯尤其不愿意使自己成为一个被他自己的固定身份所限定的人。他厌恶“身份”，厌恶一切标榜“正义”、“善”和“真理”的法制、道德和规范，反对一切固定不变的尺度，因为它们都是以限定人及其生活作为基本宗旨。他的思想进程，随着他的精神生命的自我再生产，不断地自我转化和自我更新，寻求新的自由目标，并在自身的反复更新中，享受生活美的乐趣。福柯自己将这样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模式，称为无止境的“永恒游戏活动”(jeu perpétuel)：在游戏中冒险，在游戏中挑战，在游戏中创造，在游戏中蜕变和更新，因而也在游戏中品尝痛苦的滋味，又在承受痛苦中体验历经惊险的快乐，在一波又一波向死亡挑战并“进入死亡”的“极限”状态中，在满足欲望达成的快感中，层层深入美的境界，走向新的自由。

福柯一再宣称，现代社会的奥秘，就存在于它所制造的各种语言论述(discours)之中。但福柯又一再强调，语言论述始终同它所论述的事实保持距离，甚至采取完全相反的表现形式，以便于论述本身逃脱实际的基础，将自身掩饰成“无关利益”或“中立的”的纯“客观”语言形式，有助于它继续发挥它的奇妙而神秘的社会功能。因此，本书笔者充分地意识到，本书有关福柯的一切论述，充其量也只能在一定间距内，模糊地表现出福柯的自身面目及其思想境界。至于福柯本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实际上永远都会是一个不解之谜，因为福柯本人原本就不希望真正说出他自己究竟是什么人；读者至多只能通过本书和福柯本人所提出的各种论述，反复体会它们同实际的福柯之间的“间距”(la distantiation)，并在间距中，不断地反思两者之间的区别性和同一性中的辩证法游戏。

因此，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要把福柯界定或确定在一个框框之内，而是要结合他的游戏式的生存美学，发现他的思想和理论的“诗性美”，特别是他进行思想和理论活动的特殊风格(style particulier de la pensée)。我相信，掌握他进行思想和理论活动的风格，比理解他的思想和理论产品的特征更重要，而且还更困难得多。福柯的思想是活的，在他的著作的字里行间和在他的文风中，包含着生机勃勃的生命力和自我再生产的无限动力，也体现了他运用语言文字的熟练巧妙的审美原则。不懂得他的思想创造的生存样态和活动风格，就无法理解其中所运载的思想内容及其审美价值。

总之，笔者对福柯的著作进行系统而历史的考察之后，才终于明白他为什么在他的晚期提出了生存美学。生存美学实际上就是他的特殊的世界观、道德观和人生观，是他的理论思想发展的真正基础，是他进行自由创造的原动力，也是他独一无二的优雅风范的原生温床，又是他为现代人走出现代性困境而设计的积极生活方式。所以，从时间顺序来看，他的生存美学虽然是在他的晚期才正式提出，但其基本精神和原则，早已在他的生活历程的各个阶段，在其思想创造过程中，前后一贯和淋漓尽致地呈现无遗。本书准备以“回溯”和反复穿插的方式，从他的生存美学出发，探索和评估他的思想创作活动及其在各个时期的主要产品。然后，在完成对于他的生存美学零碎式和断裂式的历史回顾之后，再从他晚期所提出的“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的理论高度，作出对福柯思想全貌及其生存美学的开放式的评估。

研究福柯无疑是一种“精神炼狱”。跟随他的思路，探查他的精神生命的脉搏，品尝其审美生存历程中的各种酸甜苦辣滋味，就很可能会像他一样，难免经受反复曲折的思想磨炼，遭遇并回味个人生活中无数奇特而惊险的经验，并一再承受历史和实际社会生活中种种艰难险阻的锤炼；但这无疑又是一场有趣的生命游戏和思想创造的赌注性探险活动。我们果真同福柯一起投入那种生活游戏的旋涡，就会像他那样，可能会被人们讥讽为“疯子”，但同时又确实获得了珍贵的学习和验证生命的机会，在自身、历史、语言和自然美之间的交错互动中，一再鉴赏生存和死亡的审美意义。

笔者曾幸运地在1980年春至1983年，间断地聆听福柯于巴黎法兰西学院讲授的课程。当时他先后论述了有关“对活人的统治”、“主体性与真理”、“主体的诠释学”与“对自身与对他人的管辖”等主题。法语“Gouvernement”有很多含义：管理、管辖、统治、政府、政体、政府机构等。福柯是以这个语词的广义，对它进行考古学的探讨。亲临现场聆听他的话语，我才意识到，他的演说风采以及讲话时的姿态、语气、表情及腔调等，确确实实构成了他的思考方式、思维模式、论证方法以及生存美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他在讲课中的一举一动及神态，简直就是他所追求的生存美学的逼真流露。他以他自身的话语、文风和举止，表明了他把思考及研究问题当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也当成他的审美生活实践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生活必须是自由的，才真正令自己惬意，同时又不伤害他人。而他的生活的一大部分，就是进行不停顿的自由思考。他期望使自己的自由创作能够丰富个人的人格，同时也给环绕着他的人带来某种快乐，与他共同享用由他开创的精神飨宴。

当他在1981年至1982年开讲“主体的诠释学”的课程时，我正紧锣密鼓地准备我的博士论文。他的基本论题“关怀自身”，使当时陷于生活和研究困境的我，不知不觉地培育出洒脱的气质和优雅从容的态度。从那以后，福柯的言词及风格，像某种神秘的氛围那样，时时环绕和影响着我的生命历程。

我于2002年春天从台湾的东吴大学退休。但对我来说，当时的退休丝毫都不意味着停止研究及创作。从那以后，我有幸重启我在中国大陆的新一轮学术生涯，先是在我的母校北京大学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开讲当代法国哲学，接着，从2004年至2010年在同济大学任教与研究，又从2010年至今，在上海交通大学继续研究哲学，使我越来越感受到潜伏于生命内部的审美力量的无穷创造能量，也感受到生活中的快乐与痛苦的艺术价值。这本书的撰写和出版，就是为了在完全结束我的学术生涯之前，向福柯表示我对于他的敬意和感恩。

福柯一再说，人死后就意味着“堕入虚空的深渊”。蒙田也深刻地指出：哲学就是学会和实践走向死亡的艺术；哲学就是关于死亡的实践智慧。不懂得死亡，就不会艺术地和审美地生活。临死前，福柯对他的朋友维纳(Paul Veyne，1930—)说：“但愿我们都能尽力赋予‘消失般的死亡’(mort comme effacement; death-as-effacement)以审美的意义。”(Paul Veyne, 1993［1986］：19)令人快慰的是，福柯逝世得越久，他的“消失般的死亡”距离我们越远，就越变成富有创造启示的审美生存“意义”的真正温床。但愿这本书的出版，也成为我自己向“死亡即消失”的最高审美境界靠拢的真情告白和见证。

高宣扬

2004年1月23日

完稿于

法国地中海沿岸罗马古镇Fréjus

蔚蓝宝石别墅(Villa Pierre d'Azur)；

2004年6月25日福柯逝世二十周年

第1版定稿于

上海同济大学法国思想文化研究中心

第2版定稿于

上海交通大学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