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三角区域发展报告（2013）
- 梁庆寅 陈广汉
- 9573字
- 2020-08-30 03:23:52
总论
珠三角区域发展报告（2013）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其比较
蓝宝江 陈广汉[1]
摘要
珠三角这个曾经引领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潮流的区域，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国际市场的不振和国内生产成本的上升，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逼迫珠三角转变发展方式。珠三角产业层次总体偏低，产品附加值不高，创新能力不足，能源资源保障能力较弱，环境污染问题比较突出，资源环境约束凸显，贸易结构不够合理，社会发展滞后。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凸显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
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考很大程度上是与经济学家对“幸福悖论”的思考相关的。“幸福悖论”又称为伊斯特林悖论、“幸福—收入之谜”，由经济学家Richard Easterlin（1974）提出。他发现当国家变得更富有时，人们的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这一开创性贡献日益引起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注意，引发许多后续研究与发现。相关文献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文献的理论被称为“忽视变量”理论。“忽视变量”理论认为不仅收入影响人们的效用水平，而且被GDP忽视的许多指标，例如环境因素、健康状况、婚姻质量、就业状态等，也影响人们的幸福。随着GDP的增长，许多影响幸福的非收入因素可能会朝相反方向变化，例如环境急剧恶化，从而抵消收入因素带来的正面作用，使幸福水平持续不变。第二类文献被称为相对收入理论、参照组理论或攀比理论，强调过分攀比给个人与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用重视相对收入或攀比来解释幸福悖论。这类文献认为个人的效用与自己的收入水平正相关，但是与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攀比水平）负相关；当社会变得更富裕时，攀比水平也会随之提高，从而使得总效用水平保持不变（田国强、杨立岩，2006）。上述解释谈到环境因素、消费攀比等因素带来的负外部性对幸福感的影响，这些论述看似平凡，但对我们理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和途径是必不可少的。
本文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解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主要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上。第二，从低效率的高能耗经济转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以及转向更加安全健康的生产状态。这主要体现为每单位GDP所耗用的可再生与不可再生资源稳定减少。第三，从重视投资驱动转向更加重视消费的作用及其与民众幸福水平的关系。下文根据可获得的权威统计指标，从三个方面概要描述珠三角各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并进行比较分析。
一、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珠三角城市工业TFP测算
珠三角各市企业众多，竞争比较充分，资本流动频繁，劳动力的流动比较顺畅。因此下文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参考索洛模型（1957）的框架，根据可获得的数据展开区域经济增长核算，测算珠三角各市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也即广义的技术进步水平。由于在三次产业中，工业的技术进步广受重视，而且工业数据相对齐全和具有可比性，因此我们根据珠三角各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工业增加值、资本存量、年均劳动力投入数量等数据测算区域全要素生产率。
（一）珠三角各市工业发展基本情况
表1列出了珠三角九城市2000—2010年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工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简言之是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新增加的价值。从2010年的数据看，工业增加值最多的三个城市是深圳、广州、佛山；根据2011年新口径的数据，排序也是如此。
表1 珠三角各市工业增加值 单位：亿元
比较有意思的是，多数年份中顺德的工业增加值占佛山的比重稳定在35%左右，而顺德与东莞工业增加值的差距有缩小的趋势。另据可比价格计算的工业增加值增长指数（见表2），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2000年的数值，增长速度最快的三个城市是中山、肇庆、佛山。
表3给出了珠三角各市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从中可以看到，在2009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面临严峻考验。除了惠州，广东省内其余所有城市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均低于2008年。此外，东莞2009年工业增加值增幅为-6.4%，是广东省内该指标唯一负增长的城市。2010年东莞工业增加值增长19%，在珠三角城市中排第五。整体而言，2010年珠三角九城市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不仅大幅度超过2009年，而且均超过2008年的增长率。这可能反映出政府、企业应对金融危机的各类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相对于2008年的增长率，2010年工业增加值提升幅度最大的城市是惠州、东莞、珠海。
表2 珠三角各市工业增加值指数（2000年数值=100）
表3 珠三角各市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显著体现在经济增长减速以及就业吸纳能力的下降上。2009年珠三角各市规模以上工业的年平均就业人数普遍减少，减少幅度最大的是东莞（-8.105%）、佛山（-7.273%）、江门（-6.935%）和中山（-6.722%）。例外的是深圳（工业就业增长0.53%）和肇庆（工业就业增长0.15%）。从2010年的绝对数量来看，深圳工业平均就业人数最多，为352.56万人；其次是东莞的280.72万人、佛山的181.32万人和广州的166.22万人（见表4）。
表4 珠三角各市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就业人数 单位：万人
我们还收集整理了珠三角各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本数据。本文的资本数据采用历年《广东统计年鉴》提供的各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这一指标的数据。资产总计是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利；资产按其流动性划分为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递延资产和其他资产。可见，这是一个比较广义的资本概念。考虑到提高数据的可比性，我们根据广东省历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这一资产数据进行了调整（见表5）。
表5 珠三角各市工业资产合计（未经价格调整） 单位：亿元
（二）珠三角各市技术进步率测算
假设存在以下将劳动、资本与产出联系起来的工业总量生产函数：
其中，Y为工业产值，A代表技术水平，L为劳动投入，以就业人数衡量，K为资本投入，下面以经过调整的资产总计的数据衡量。这一生产函数意味着技术进步是希克斯中性的。加上常见的线性齐次或规模报酬不变的简化假设，我们得到
其中，G（Y）表示产出的增长率，其余类似；α为劳动的产出弹性，β为资本的产出弹性，均大于零。即
在线性齐次的假设下，α与β之和为1。根据Y、L、K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及α与β的值，就可以估算出G（A），即扣除劳动和资本的影响后产值增长的残差，它估计的是劳动和资本保持不变时产出的增长率。
根据文献以及我们对珠三角劳动力市场的判断，本文将α设定为0.7，将β设定为0.3。根据以上假设，结合收集的统计数据我们算出了珠三角各市的全要素生产率（见表6）。当然，正如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所说的，由于真实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背离这一方法的一些假设，此类测算难免有各种误差，可能仅在确定大致趋势上有效（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2009）。根据测算，珠三角各市2006—2010年或说技术进步率呈现以下动态变化状况。
表6 2006—2010年珠三角各市工业全要素生产率 %
从表6可以看出，深圳、东莞、珠海在少数年份出现负的技术进步率，可能是因为这些城市在相应年份资本增长非常快，而带来的产出的增长不明显，因此测算的技术进步率为负数。例如深圳工业企业资产总计2009年为12251.51亿元，2010年为18132.47亿元，不考虑价格指数的话，增长了48%！深圳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平均人数由2009年的322.16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352.56万人，增加了9.44%，而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工业增加值仅增长了13.8%。因此，即使根据历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资产数据进行调整，测算出来的2010年的TFP依然是负数。珠海、东莞的问题与此类似。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深圳工业企业资产大量增加，增幅远远高于此前几年，这可能是对全球金融危机之下先进机器设备价格下降的一种策略反应。资产（例如固定资产）的增加也许在短期内对产量贡献不大，但可能对企业获取或保持竞争优势意义重大。
此外，从专利申请等指标来看，深圳等城市有非常突出的成就。例如截至2011年年底，深圳国内有效发明专利累计达4.0495万件，专利密度为39件/万人，高出国家“十二五”规划2015年3.3件/万人的目标10.8倍，高居全国榜首。在深圳，90%的研发机构、90%以上的研发人员、90%以上的研发投入、90%的发明专利在企业。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研发，已经成为深圳的创新模式。据统计，2011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达3.66%，这个数据比全国2010年的比重高出两倍还多。[2]
在2006—2010年，大多数年份全要素生产率都很高的区域是肇庆、佛山、惠州、江门、广州、中山。而且技术进步在珠三角工业增长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肇庆2006—2010年工业产值按可比价增长率分别为46.02%、44%、30.4%、22.7%、33.7%，而技术进步对此的贡献占了67.5%、63.03%、51.78%、79.7%和32.4%。这些数据未必能完整体现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因为全要素生产率高使得投资更加有利可图，促进资本积累，通过这一渠道进一步促进产出增长（赫尔普曼，2007）。由此，我们需要更加重视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指标。
近些年经济学家越来越重视由于资源误配（resource misallocation）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微观来看，金融发展、区域分割、劳动力市场摩擦等问题会导致资源配置问题。例如由于金融发展不足的原因，导致有好项目的企业得不到足够的资金，运营不良的企业却能获得过多支持。这些因素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这方面的研究可为将来政策制定提供启发。
二、从低效率的高能耗经济转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经济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展，人类运用自然资源与改变环境的力量显著提升，经济总量快速增长；同时，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而非乡镇，城市群不断扩张，城市人口密度上升。由于此类因素，人与人的相互依赖性以及区域与区域的相互影响明显增强。于是，社会各界越来越重视降低生产的能耗，改善我们共同面对的生活环境。
生产需要各种能源。其中，可再生的电能与不可再生的煤受到特别重视。表7展示了2006—2011年珠三角各市单位GDP电耗的减少情况。从表7可以看到，近几年大部分时间珠三角城市单位GDP电耗都在下降，2011年降幅最大的城市是中山、佛山、惠州和广州。
表7 珠三角各市单位GDP电耗增长速度 %
从表8可以看到，广东省每万元GDP所消耗的标准煤已经由2005年的0.79吨下降到2010年的0.66吨，2011年进一步下降。从《中国统计年鉴2012》提供的全国数据来看，2011年广东每万元GDP所消耗的标准煤为0.563吨，居全国第二，仅高于北京的0.459吨，低于浙江的0.59吨、江苏的0.6吨、上海的0.618吨。
表8 各市单位GDP能耗
2011年，在珠三角内部，每万元GDP消耗标准煤最低的是深圳（0.47）、珠海（0.5）和广州（0.53）。2011年，这一能耗指标下降最明显的是广州（-4.91%）、东莞（-4.61%）和深圳（-4.39%）。结合表9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工业生产所消耗的标准煤明显高于GDP能耗，可见工业部门能耗的降低是节能的重要环节。与此同时，2010年工业能耗下降的速度显著超过同年GDP能耗的下降幅度，有6个城市的降幅达到两位数（惠州、江门、广州降幅尤其明显），这体现出了一种良性转变。
表9 各市单位工业增加值GDP能耗
在环境方面，空气质量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容易感受并在意的一个指标。由于空气污染的负外部性（某地产生的各种温室气体、有害颗粒会转移到其余地方），关心珠三角区域的整体空气质量更有意义。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环境保护署与广东省环境保护厅于2013年4月29共同发布了粤港珠江三角洲区域空气监控网络2012年的监测结果报告。这一监控网络自2006年启动至今，发现区域内多种空气污染物浓度均已明显下降。与2006年相比，该监控网络在2012年记录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及可吸入颗粒物浓度的年均值分别下降了62%、17%和24%；而区域空气质量指数值符合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水平（适用于一般生活区）的全年日数占比亦由2006年的68%增至2012年的84%。此外，珠江三角洲地区在2012年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区域内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和臭氧浓度的年均值亦较2011年分别下降了25%、5%、13%和7%。该报告一些具体数据见于表10。
表10 2006—2012年监控网络污染物浓度的年均值及区域空气质量指数级别统计
发布单位认为，有关改善除了涉及较为有利的气象因素外，亦与粤港两地持续推行的大气污染减排措施有密切关系。香港近年实施的主要减排措施包括收紧发电厂的排放总量上限、为发电厂安装脱硫及脱硝设施、收紧工商业用柴油的含硫量等。而珠三角方面，近年实施的主要减排措施包括：为大型火力发电厂安装脱硫设施及关停小火电机组；淘汰高污染的水泥及钢铁厂；为加油站、油库和油罐车改造油气回收系统；对锅炉、水泥、家具、印刷、制鞋及表面涂装（汽车制造）行业实施新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2012年珠三角地区推动电厂及新型干法水泥窑生产线降氮脱硝，深化燃煤锅炉治理，等等。[3]
经济学家邹至庄（2010）总结了国内解决能源环保问题的成功经验。他谈到国内推广二氧化硫净化器，成功地控制二氧化硫排放依赖于两个条件：（1）污染源（即燃煤发电厂）很容易被发现与控制；（2）解决方法很明确，即使用二氧化硫净化器。因此地方政府官员很容易设计出让燃煤发电厂厂长遵照执行的政策。他还提到由消费者或其他工业生产者带来的空气污染问题可能不太容易被发现，且解决方法也不那么直接。这些论述非常有道理。此外，政府也可借鉴行为经济学的智慧，推动良性的变化。例如，在人们购买碳排放量较高的交通工具之前，对其征收高额赋税，而不是在人们做出购买决定之后才强调其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大卫·哈尔彭，2012）。总体而言，解决环境与能源问题，确实要重视激励相容问题，关注各方的利益，以期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如此，相关的政策法规才能更有效地实现预期目标。
三、从重视投资驱动转向更加重视消费的作用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重视重工业而相对不重视轻工业，重视投资而相对忽略消费，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甚微（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居民消费支出仅相当于GDP的45%，以国际标准衡量属于很低的水平。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一份额进一步下滑，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降至36%，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61%）以及越南（66%）、印度尼西亚（63%）、印度（54%）和泰国（51%）等国的份额，也远低于中国的历史水平（林重庚、斯宾塞，2011）。从广东的情况看，1978—2011年广东最终消费支出（包括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大体一直在下降，在2008年达到33.1%的历史最低点，2009—2011年间有所回升。
目前来看，驱动珠三角中长期的经济发展依然需要大量的投资，如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的投资，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等。与此同时，珠三角应从重视投资驱动转向更加重视消费的作用，以及消费与民众幸福的关系。毕竟，只有通过消费（如衣食住行、通信、上网、旅游、读书看报等），人们才能获得一定的效用。而什么样的消费水平、消费内容和消费方式更能提升民众的主观幸福感，政府在此过程中如何起更加积极的作用，都非常值得关注。下面根据可获得的官方数据，展示广东以及珠三角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
表11描述了1978—2011年广东支出法GDP、最终消费率以及资本形成率（为节省空间未列出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占GDP的比重）。从最终消费率来看，广东的这一指标总体而言在下降，与全国的趋势大体一致。广东最终消费率最低点出现在2007年，为46.71%；2011年比前几年略微提高，为49%。
表11 1978—2011年广东支出法GDP、最终消费率及资本形成率
接下来我们观察珠三角各市最终消费支出及其占GDP的比重（即最终消费率）的变化情况。从表12可看出，珠三角各市最终消费支出均在增长，并在2010年出现显著变化。例如广州2009年最终消费支出为3712.4亿元，2010年跃升为5105.44亿元；即使考虑物价因素，这一变化也是巨大的。2010年消费支出显著增加的还有中山、佛山和惠州。
表12 2007—2011年珠三角各市最终消费支出 单位：亿元
从另一个角度看，珠三角各市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并未显著提高，并且基本没有超过全省49%（2011年数据）的水平，而且少数城市的最终消费率略有下降；但相对于2007年的数据，三分之二的珠三角城市的最终消费率略有上升或不变。表13总结了2007—2011年珠三角各市的最终消费率。在这段时间内，最终消费率最高的是东莞、惠州、广州，江门与肇庆基本持平，最终消费率相对低的是珠海、佛山与深圳。
表13 2007—2011年珠三角各市最终消费率
我们进一步关注珠三角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及其占可支配收入或纯收入的比重（见表14和表15）。这些指标能更好地反映城乡的民生状况。
表14 珠三角各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其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
表15 珠三角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及其占纯收入的比重
珠三角城乡居民消费数据中可以看到，消费支出总量都在增长，但消费增长大体而言没有赶上人均可支配收入或纯收入的增长速度，因此消费占比基本没有增长。珠三角各市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及占纯收入的比重在2010年和2011年变化不大（除了佛山）。而珠三角城市中，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及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比较稳定的是广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比例变动没有超过3个百分点。
广州和深圳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体相当，例如2011年广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438.08元，深圳为36505.04元，但广州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明显高于深圳，并且消费占比稳定在0.8左右，而深圳消费占比稳定下降。与此同时，惠州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相对较高，如2010年高达0.84（但2011年降到0.77）。出现这些差异，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各地人口年龄结构不同，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高的地方，居民总体而言在健康、医疗等方面支出一般会更多。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深圳、东莞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显著高于广州、惠州等地，而广州的老年人口比重明显高于深圳、东莞，低于江门和肇庆（见表16）。肇庆的老年人口比重高，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该市空气质量相对优良且风景优美。
表16 第六次人口普查珠三角各市分年龄人口数 单位：万人
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下跌，财产性收入与投资收益占收入的比重不大（尤其对于农村居民）以及政府在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卫生体系以及养老保障体系方面的公共服务支出相对不足，是居民消费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林重庚、斯宾塞，2011）。从促进消费的角度来看，这些论述对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如何提升消费水平都很有启示。
在重视消费支出与消费水平的同时，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不同的消费内容与消费方式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能非常不同。例如，炫耀性消费可能增加了少数人的福祉或者说主观幸福感，但可能给许多人带来幸福感的降低。居民消费支出中，社会攀比度大的商品比重越高，消费支出增加所带来的主观幸福感提升幅度就会越小；反之，居民消费中社会攀比度小的商品（例如书籍）比重越高，我们认为这样的消费方式就越文雅，给社会带来的幸福就越多，并且更能持久。
四、小结
珠三角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最终要落实到持续地提升民众的幸福上。前文谈到了我们对珠三角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解——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低效率的高能耗经济转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从重视投资驱动转向更加重视消费的作用及其与民众幸福的关系，这些理解也是对幸福悖论的一点思考与回应。
从各项统计指标来看，珠三角工业生产中，深圳、广州、东莞依然占据重要地位。而相对于2008年的增长率，2010年工业增加值提升幅度最大的城市是惠州、东莞、珠海，表明这些城市对金融风暴有较好的应对能力。而根据本文的假设与测算，在2006—2010年之间，大多数年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都很高的区域是肇庆、佛山、惠州、江门、广州、中山。而且技术进步在珠三角（尤其是肇庆）的工业增长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深圳与东莞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波动较明显，但有其他迹象表明它们在技术创新与资本积累方面也有许多成就。当然如何提升投资的效率依然值得重视。
从能耗方面来看，广东省每万元GDP所消耗的标准煤已经由2005年的0.79吨下降到2010年的0.66吨，2011年进一步下降。2011年广东每万元GDP所消耗的标准煤为0.563（吨），为全国第二，仅高于北京的0.459，低于浙江、江苏和上海。而且近几年大部分时间珠三角城市的GDP电耗都在下降，2011年降幅最大的城市是中山、佛山、惠州和广州。2011年每万元GDP消耗标准煤最低的是深圳（0.47吨）、珠海（0.5吨）和广州（0.53吨）。与此同时，2010年工业能耗下降的速度显著超过同年GDP能耗的下降幅度，有6个城市的降幅达到两位数，惠州、江门、广州降幅明显。这都体现了珠三角在发展方式上的良性转变。
从最终消费支出、最终消费率等指标来看，珠三角各市的消费支出都在增加，尤其在2010年之后；但消费率并未显著提高，且基本没有超过全省消费率的水平。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相对于2007年的数据，2011年大部分珠三角城市消费率略有上升。
总体而言，珠三角各市都有其亮点与存在的问题，也面临着许多发展的代价与利益权衡取舍，例如工业产值、税收增加与环境质量的权衡取舍。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方面，各市已经取得很多成绩，也面临很多新问题与挑战，其中隐藏的规律或逻辑还有待进一步发现与梳理。当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还需要以观念的转变、领导文化的调整适应以及相应的公共领导力为基础。
参考文献
[1]Easterlin, R.,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Published in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d.P.David and M.Reder.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2]田国强、杨立岩：《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经济研究》2006年第11期。
[3]大卫·哈尔彭：《隐形的国民财富——幸福感、社会关系与权力共享》，汪晓波、裴虹博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
[4]邹至庄：《中国经济随笔》，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5]速水佑次郎、神门善久：《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第三版），李周译，蔡昉、张车伟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6]赫尔普曼：《经济增长的秘密》，王世华、吴筱译，何帆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8]林重庚、斯宾塞：《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国际视角的思考与建议》，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注释
[1] 蓝宝江，博士，广东金融学院讲师；陈广汉，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2] 参见杨婧如、吴德群：《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深圳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深圳特区报》2012年7月7日。
[3] 珠江三角洲区域空气监控网络公布二〇一二年的空气质量报告.http：//www.gdep.gov.cn/news/xwfb/201304/t20130428_152487.html，2013-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