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模式”与社会主义改革

20世纪30—50年代，是苏联历史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年代。这一时期，国际形势严峻，国内斗争复杂。斯大林在没有任何前人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形成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称“斯大林模式”。苏联的社会主义正是按照这一模式运行的。这一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具体实现形式，既给后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理论发展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错误，给后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理论发展带来了严重损失。

（一）“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点

“斯大林模式”的特点就是高度集中，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

“斯大林模式”在经济上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即公有制。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认为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建立在公有和私有这两种所有制基础之上的。基于这一认识，斯大林在推进高速工业化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采取了限制、排挤并最终消灭的政策；通过农业集体化运动，限制、排挤并最终消灭了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即富农经济。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完成，1936年前后，苏联基本上解决了“谁战胜谁”的问题，形成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具体表现为国家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

第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明确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通过市场自发势力来调节的，因而经常爆发经济危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要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就必须通过计划经济来调节。基于这样的认识，在联共（布）十四大以后，斯大林整顿了计划机关，加强了国民经济的计划领导。在工业企业，编制了生产和财务相结合的年度计划，并发动群众参与生产管理，制定并执行计划；在农业方面，由于农业还是分散的小农经济占据统治地位，因此，国家不能对农业实行直接的计划领导，只能通过流通领域，即通过价格、税收、信贷、提供机器、预购合同来调节，使其向计划化加强的方向发展。在农业的集体化得到实现、国民经济中的不确定因素大大减少的情况下，苏联在30年代以后制定的国民经济计划基本上成为指令性计划，苏联基本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虽然也存在着市场，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受到很大的制约。

第三，国家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党领导并决定国家的经济政策。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以国家为主体、调节经济运行的经济体制。在这一经济体制的运行中，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就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国家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集于一身；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发挥保护社会主义所有制、起一般调节作用的经济职能，而且还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从事经济活动。党直接实施对国家经济活动的领导，决定经济活动的方针政策，选派党员担任各级经济管理部门的领导工作，党的各级组织保证、监督党的方针政策的落实。

“斯大林模式”在政治上主要有两大特点。第一，高度集权。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在苏维埃机关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关系上，立法权掌握在最高苏维埃手中，各级苏维埃取代了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职能；在党政关系上，斯大林认为，党是国家的权力核心，“党的干部是党的指挥人员，而由于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所以他们也就是国家领导机关的指挥人员”（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1版，2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苏联各级权力向党的部门集中。联共（布）从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开始，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各加盟共和国、省、区等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建立了“领导生产业务”的部，当时在联共（布）中央设有农业部、工业部、运输部、计划财政贸易部、文化部等，联共（布）十八大后又增设了学校工作部。政府有什么部，党的机关就有什么部，因而造成了党政不分、政出多门的现象，使党的机关国家化，党的各级机构代行了国家机关的职能，党直接干预政府的日常事务。二是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地方权力向中央集中，行政区划批准权、经济管理权进一步向联盟中央集中，社会各层次的重要决策都由中央集中作出。中央有权决定国民经济计划，管理银行，管理具有全国性意义的工农业机关、企业和商业。三是党内最高权力集中于一人，逐渐形成了个人专权的状况。1936年苏联宪法规定苏联实行集体元首制，但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斯大林1941年5月由党的总书记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6月又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从而造成了个人崇拜的严重后果。

第二，行政强制。在重大事务、重大言论和重大决策中较多地采用行政强制手段。斯大林认为，“说服方法是党领导工人阶级的基本方法”（注：《斯大林选集》，上卷，4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但是在说服不了少数人的情况下，即“如果少数不愿意，如果少数不肯自愿服从多数的意志”，就应“强制少数服从多数的意志”（注：同上书，428页。）。联共（布）对党内反对派的论争采取了组织处理的措施，甚至采取了肉体消灭的办法，致使党内民主空气弱化，民主监督机制形同虚设。1934年，苏联为了加强一长制，解散了群众性的监督组织，取消了党的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察院，以党中央委员会任命的监察委员会代替了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以人民委员会领导下的苏维埃监察委员会代替了工农检察院，新的监察机构的职能只是监督党和政府决议的执行情况。1940年通过的关于国家监察人民委员会条例根本没有吸引劳动者参加监督监察工作的规定，把人民群众对党的中央机关、党的干部、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变成由上对下的监督，监督的实质发生了变化。

“斯大林模式”在文化上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教育。为了培育青年一代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斯大林亲自指导和参与编写联共（布）党史，指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的习气、习惯、传统和偏见是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同这些传统和习气作斗争，在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中必须克服这些传统和习气，并且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精神教育新的一代，——这就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不执行这些任务，就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注：《斯大林全集》，中文1版，第6卷，2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自20世纪30年代后，苏联逐步设立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马列主义基础等课程，号召人们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教条化的倾向。

第二，注重发展科学技术，加强文化教育事业。为了加速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斯大林提出了“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强调在劳动者中开展文化的普及教育。30年代苏联利用资本主义处于经济危机，大量科技成果、设备急需寻找国际市场的大好时机，积极引进外国的技术和设备。同时，实行四年制的普及教育。在农村和工人新村，又实行了七年制义务教育，使千百万劳动群众及其子女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掌握了科学文化知识。但是，苏联对自然科学划分阶级属性，如在苏联自然科学文献中，就有无产阶级生物学和资产阶级生物学的提法，把某些在世界上具有相当影响的生物学派划入了资产阶级生物学行列。这种理念和做法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二）“斯大林模式”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

“斯大林模式”作为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时，对集中调动全国的经济政治力量，解决苏联当时所面临的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和建设问题，把苏联建成一个强盛的工业大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正是“斯大林模式”的采用，才使苏联在经济上通过两个五年计划，实行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支配地位，消灭了剥削阶级，整个社会主要由工人、集体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组成。正是“斯大林模式”的采用，才使苏联在政治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因此，“斯大林模式”的实行是与苏联当时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及苏联当时的建设任务相适应的。

但是，随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条件的变化，“斯大林模式”中单一的所有制形式、单纯的计划经济体制、过分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少数领导人专权、党内民主监督机制不健全等弊端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不仅对苏联自身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而且也对后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继苏联之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采用了“斯大林模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本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奠定了比较稳固的物质基础，提供了比较重要的政治保障。但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照抄照搬了这一发展模式，忽视了本国国情，也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片面追求高速度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出现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轻工业和农业发展滞后、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状况。例如，罗马尼亚照抄照搬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不顾人民生活的要求和国家的实力，片面追求高积累、高指标、高速度，工业建设规模庞大，忽视农业生产，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齐奥塞斯库当政期间，一直把约1/3的国民收入用于积累，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缓慢。罗马尼亚的经济缺乏活力，技术水平落后，经济体制高度集中。波兰实行了高度集权的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在“六年计划”（1950—1955年）期间，工业生产虽然增加了，但由于“六年计划”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积累率过高，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平衡，因而农业生产下降，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滞后，致使市场供应紧张，物价上涨，不仅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直接影响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二，政治上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搞个人专断，搞党内清洗，缺乏民主，制造了一系列冤假错案。例如，罗马尼亚在政治上实行党政一体化，搞家族统治。在领导体制上实行党和国家机关各级领导兼任的制度，各级党委书记同时也是同级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形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的状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齐奥塞斯库一人就兼任了罗马尼亚党政军的所有最高职务，造成了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个人专断的局面。齐奥塞斯库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大量任用自己的家族成员，实行家族统治。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在政治上产生了“左”的错误倾向。1957年初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少数人对党的攻击，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作了错误估计，搞了反右斗争扩大化。在195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1959年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在庐山会议上，他把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批评说成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把阶级斗争由党外扩大到党内。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他认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后来还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错误口号。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欧亚社会主义各国针对“斯大林模式”的实行带来的弊端，先后进行了改革，探索着具有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有的国家在这一探索中失败，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而社会主义中国在这一探索中使社会主义本质体现于具体的实践，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三）“斯大林模式”与苏联解体

在苏联，斯大林逝世后，历任领导人虽然都认识到了“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但在体制改革中却未能从根本上触动这一模式。赫鲁晓夫的体制改革，在经济上主要是调整政策，改组管理结构，在政治上主要是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勃列日涅夫的体制改革与赫鲁晓夫不同的是，他在经济上改革更大胆，扩大了企业自主权，加强了经济杠杆的作用，将工人的利益与企业的效益挂钩，但在政治上，勃列日涅夫却更保守，基本未触动政治体制的高度集权的弊端。斯大林之后的几任苏共领导人尽管都进行了体制改革，但他们几乎都是借着反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机会树立了对自己的迷信，个人专断有增无减。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所面对的苏联，困难重重、问题成堆，经济处于停滞状态。面对苏联的状况，戈尔巴乔夫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推进国有企业制度改革，扩大了企业自主权，在实行“三自一全”（自我补偿、自我拨款、劳动集体自治，完全经济核算制）政策的同时，进行了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取消了指令性计划，改革了价格体制和财政信贷体制，实行了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等。经过三年（1983—1986年）时间的经济改革，苏联的经济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在1987年1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社会存在着一个妨碍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障碍机制”，党和人民都要换脑筋、改变思想，抛弃老一套的思维和实践模式。1986年，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出版。该书认为应该把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形成的观念和思维方法统统抛弃，提出了“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1988年，戈尔巴乔夫把新思维明确地概括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把它作为苏共的奋斗目标。在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上，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题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苏共章程以及其他一系列文件。这样，“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被写进了党纲。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旨在说明社会主义是一种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可以实行的组织社会生活的原则和过程。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原则”是指以伦理性的价值观念为内容的人道主义和全人类价值原则、民主和自由原则、社会公正原则、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原则等；他所说的“社会主义过程”不限于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内，还表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着社会主义的特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抹杀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不同社会制度的区别，抹杀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而使苏联在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原则进行的改革中滑向了资本主义。

苏共二十八大以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苏联得到了全面推行。公开性、民主化和社会主义多元化成为苏共的三项“革命性倡议”。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和目标发生了实质性转变。苏联的反对党成立后，经常举行大规模的游行集会，并抓住地方选举的机会进行夺权斗争。到1991年上半年，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中，苏共已在8个加盟共和国及莫斯科等重要城市大权旁落。这时的苏联，经济直线下滑，国民收入出现了绝对负增长，内外负债，商品紧缺，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全国约有1/3的居民生活在官方的贫困线以下。与此同时，社会矛盾加深，民族冲突发展，加盟共和国纷纷闹独立。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和一些党政军领导人采取紧急措施，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打算恢复秩序，阻止加盟国闹独立，但未能如愿。“8·19事件”之后，苏联更加公开地推行资本主义，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以此为契机，反对和禁止共产党的活动，后来发展到取缔共产党。戈尔巴乔夫作了妥协和让步，于8月23日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提出苏共中央自行解散。这样，存在了近百年的苏共全面瓦解，苏联解体。

是不是“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导致了苏联解体呢？可以认为，“斯大林模式”的僵化，使苏联的国民经济发展出现了停滞状况，使苏联的政治腐败和官僚主义肆虐盛行，使戈尔巴乔夫接手了一个很难治理的“烂摊子”。因此，“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对苏联解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仅仅“斯大林模式”弊端这一因素，并不可能直接导致苏联解体。因为“斯大林模式”的实行，使苏联在短时期内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坦克、飞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优于日本，到20世纪80年代，许多工业品的生产也超过了美国，在世界上居于第一位。当然，“斯大林模式”在实行中的一个最大的失误就是片面强调了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过多地消耗了宝贵的资源和科技力量，忽视了对农业、轻工业生产落后面貌的改变，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在社会主义发展中是能够消除的，苏联凭借其在钢铁、航天和军工方面的经济实力，完全可以生产出轻工业产品，完全可以改变农业的落后状态。

苏联解体过程中，苏共领导层中真正想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为数极少。1991年，美国社会问题调查机构曾经对苏共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作了一个调查，调查发现，在这些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中，76.7%的人认为苏联应该实行资本主义，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还有的人明确表示自己只是一个共产党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苏联的改革考虑的也只是当权者的利益，当权者不仅成为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也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个人财富不断膨胀；苏联解体后，苏共党内的各级官员成为俄罗斯的“新权贵”，他们把侵吞来的社会财富，名正言顺地传给了自己的子孙后代。这种状况表明，苏共已经丧失民心，苏共在人民的心目中已经不能再代表大多数人民了。由此可见，苏联社会主义的垮台是和最高领导层的质变有着直接关系的。有那么多的高层权力党政要员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苏联社会主义的垮台是注定的。“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对苏联社会主义垮台的影响，无疑是通过苏联高层领导者的质变发生作用的。苏联社会主义垮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模糊了社会主义本质，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

在社会主义发展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本质，坚持以公有制、按劳分配为主体，坚持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本质，才能在与资本主义的共处中，吸收和引进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的、于社会主义有益的东西，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才能不受资本主义的牵制，真正抵制资本主义在精神、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对社会主义的渗透，从而粉碎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经济力量达到政治目的的阴谋，保证社会主义江山不变色。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本质，才能保证在对外开放中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才能在世界上赢得广泛的尊重，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本质，才能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反思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所遭受的挫折和出现的失误，总结经验，增长才干，避免再犯类似的或更大的错误、再出现更大的挫折。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本质，才能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真正惠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张雷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