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1987—1992年：《纽约客》时代——人生五味

成立于1925年的《纽约客》杂志由哈罗德·罗斯一手创办，作为真正的作家杂志，该刊鼓励优良的创作以及深刻的报道，有时为了坚持其高端的品位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部分读者，多年的敬业经营使这份周刊获得了广泛的声誉和独一无二的地位。作为执掌这家杂志长达30年的总编，威廉·肖恩缔造了近乎传奇的杂志事业。在被他吸引到这份杂志里来的闪闪群星中，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安·贝蒂（Ann Beattie）、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乔纳森·夏尔、约翰·奇弗、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等著名作家赫然在列。除了其敏感的文学嗅觉，肖恩更有广泛的兴趣面以及对新兴的社会政治趋势的准确把握，他将杂志塑造成了包含诗歌和短篇小说、漫画、政治报告文学、全球性问题评论、人物介绍，以及散文等诸多文学形式的兼容并蓄的思想乐园。这份涉猎广博，内容深刻，制作精良的杂志一时间成了“舆论领袖”们人手一册的必备读物。

但是1985年《纽约客》被传媒大亨S.I．纽豪斯（S.I.New-house）（此前他收购了兰登书屋）收购后，其魅力在读者和广告商心目中便开始大大缩水，甚至批评之声也接连不断。一些读者指责杂志的内容越来越枯燥，而版式和封面也变得呆板和公式化。为了应对这样的不利局面，纽豪斯派出了年轻富有朝气的出版人——史蒂芬·弗罗里奥出马，希望能依靠他来遏制广告收入的下滑态势，同时采取策略劝说已79岁高龄的肖恩退休回家，颐养天年。

纽豪斯公开宣布，肖恩将于1987年3月退休，而继任者则是戈特利布，并不是肖恩原先选定的接班人——副主编查尔斯·麦格拉思。出于义愤，肖恩否认他曾同意在3月退休，并宣布他将“自愿、主动”地离开《纽约客》，郁郁寡欢的他死于1992年。深信肖恩被纽豪斯羞辱的《纽约客》员工们，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他们把矛头对准了貌似与纽豪斯一个阵线的戈特利布，包括著名作家麦克菲、贝蒂、罗杰·安吉尔（Roger Angell）、卡尔文·特里林（Calvin Trillin），甚至隐居的J.D．塞林格（J.D.Salinger, 《麦田守望者》的作者）在内的150名老搭档们联名起草了一封信给戈特利布，敦促他拒绝任命，并在信中重申，他们深信，只有熟悉杂志的核心成员才能使《纽约客》走向成功。但戈特利布在随后一封简短的回信中拒绝了这一要求。

入主《纽约客》后，戈特利布立即展开了对肖恩旧将的安抚工作，但在管理上却采用了比前任更为严格的方式，他变得比以前更容易让作家亲近，并让一直很受欢迎的麦格拉思担任了二把手。他将头两年的工作目标定位在让《纽约客》的老读者们安心，《纽约客》将继续以往的特色，不改初衷。这位新任的总编更喜欢设计活跃丰富并包含更多漫画风格的杂志封面，还要求将选题范围扩展得更加广泛。对于每周的“本城闲话”（Talk of the Town）栏目，他倾向将其文化内涵覆盖在更为年轻的读者身上。此外，戈特利布减少了杂志的新闻性，同时延续了肖恩时代就开始的对优秀原创作品重视的传统。他大胆聘请了一些新的评论家，包括特伦斯·拉夫荻（Terrence Rafferty）的影评和书评、米弥·克莱默（Mimi Kramer）的戏剧评论、霍莉·布鲁巴赫（Holly Brubach）的时尚评荐、亚当·高普尼克（Adam Gopnik）的艺术评论，以及康妮·布鲁克（Connie Bruck）的商务评论。他还向评论界以外的人士敞开怀抱，吸收了众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参与杂志创作，包括流浪汉问题专家乔纳森·科佐尔（Jonathan Kozol）、外交事务专员雷蒙德·邦纳（Raymond Bonner）和弥尔顿·维奥斯特（Milton Viorst）、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事务专家威廉·格雷德（William Greider）。或许这些就是戈特利布在《纽约客》中最成功的举措，但同时他也设法挽留那些在肖恩时代就签约的杰出作家们。

《纽约时报》的观察员埃里克·佩斯在肖恩的讣告中这样说道：“戈特利布对肖恩在《纽约客》里遗留的精神遗产的保护要远远多于摒弃。”但就是因为戈特利布过于小心谨慎，生怕被人认为是破坏《纽约客》的元凶，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走肖恩路线的活木乃伊。在他担任主编5年之后，《纽约客》的传统已经不再符合潮流，也不能吸引年轻读者了。到1992年夏天，《纽约客》到了垂危濒死的境地，纽豪斯又一次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解雇了戈特利布。

戈特利布是在日本的电视上看到了自己被解职的新闻的。继任者是原《名利场》的主编蒂娜·布朗（Tina Brown），她使《纽约客》走上了更为时尚的路线。纽豪斯想要的是全新的《纽约客》，迪尔德丽·卡莫迪在《纽约时报》这样评论道：“很显然，戈特利布并没有实现他老板的意愿。”纽豪斯认为戈特利布没有把握住这世上再难寻的好平台，这种想法也得到了他本人的证实。戈特利布沮丧地说道：“我不想让任何人认为我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纽豪斯）对我已经极为慷慨了。”甚至很多《纽约客》的员工也对戈特利布的离去感到遗憾，“他已经得到了很多人的尊重。”

从戈特利布编辑生涯的这一艰难的转身，我们也看到一个成功的图书总编辑，并不能很好地转化为一个成功的杂志主编。天才只是在特定的区域内才发挥出最夺目的光彩。但不管怎么说，他也因位列《纽约客》主编的“皇家阵容”而闻名一时，不容抹杀。

在担任《纽约客》主编的同时，他还忙里偷闲，满足了自己的爱好，做了自己擅长的图书编辑工作，他认为自己并没有真正离开克诺夫书局。戈特利布对庸俗的工艺品有偏好，有收集女士塑料包的爱好，1988年因此还出版了一本《特别的风格：塑料包的艺术（1949—1959）》（A Certain Style: The Art of the Plastic Handbag, 1949—1959，克诺夫书局）。他力劝约翰·契弗把他所写的小故事集成一本有趣的书——《约翰·契弗短篇小说选》（The Uncollected Short Stories of John Cheever），作者因此而获得1979年的普利策文学奖。1991年，他又一鼓作气，编辑了《约翰·契弗日记》（The Journals of John Cheever，克诺夫书局）。总之，他擅长把他的喜好和他的编辑职业紧密地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