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精神力量的启迪。2018年是中国唐朝建立1400周年，作为一个曾经鼎盛的大国，唐朝构筑了东亚秩序体系，影响了周边世界，留下的记忆遗产值得我们好好回味。

“大唐”两字在无数出土的墓碑石刻上赫然标识，这表达的是当时人作古后仍对自己国家的自傲，甚至在金银器皿、砖瓦陶瓷底部都要刻上“大唐”字样，表明自己的身份签注。为什么称为“大唐”，为什么“唐代印记”作为大国盛世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引为自豪？其中既有文献上的记载，又有思想上的烙印；既有唐诗的雄浑气象，又有艺术上的登峰造极。历史上的许多事情，也许千年后回头看，才能在历史长河中领悟其深远意义——唐代文明尽管外壳不存在了，但它已经转入人类的记忆之中，岁月的磨砺扩展了唐代以来的生命维度，周期性的繁荣和衰退，循环式的文明与野蛮，千年来的血泪教训和喜乐追思，在历史进程中深深烙下唐代的印记。人类进步不可能脱离历史，不可能存在与历史决裂的进步，历史遗产的借鉴作用和意义，就隐匿其中。

大唐的概念，建立在从东亚到中亚的亘古未有的庞大地域上，留下的遗产让记忆之门再次启开，部族式的羁縻统治，虽然反复无常控制并不牢固，但宗主权“统而不治”的政治影响跨界久远，中国境内出土周边部族和远及安国、康国、米国、曹国、何国等诸国质子墓志让我们看到了疆域辽阔的奇迹。当我们看到陕西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波斯银币、拜占庭金币和撒马尔罕考古博物馆展室里的唐代“开元通宝”货币时，不由意识到大国经济的博弈，不管是农业圈还是牧业圈，经济的交往绝非随意隔绝。

严格地说，“大”与“小”不在于疆土界限而在于国家强盛，一个朝代强大也在于有生命力持久的文明。奠定国之强大的人心气度、自由意志和兼容并蓄，是大唐之曾经繁荣强盛的根本。“天子呼来不上船，自谓臣是酒中仙”，竟敢口违皇命独显自我；一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让多少后世文人在心中横生人格的最高境界。魏征敢顶撞李世民，骆宾王敢叱骂武则天，白居易敢嘲讽李隆基……在高度集权的王朝国家里，从胸襟大度、宏阔大气的意义而言，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大过盛唐。

唐朝的大国意识并不是天朝意识，是开明拓宽的华夷一统，而不是闭关锁国的与世隔绝。在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只有隋唐帝王冒出了“天可汗”的称号，百年内出现了“万国来朝”的局面，阎立本的职贡图可谓神来之笔，不是充满敌意的边远蛮夷而是大国之外的使臣。大唐建国之初，唐人就知道自己无法与外邦割裂，朝贡贸易也不可能长久持续，即使安史之乱造成了大国的拐点，唐朝从攻势转为守势，还得硬撑着炫耀自己的大国自尊。

大国崛起必有大战，随着整体国力的上升，不打几仗显示国家的强大，“大唐”就当得名不正言不顺。北朝以来突厥及周边诸族带来的自卑和雪耻之心，使得隋唐对外有种强烈的奋起反击和崛起之感，最后落到领土的争夺和国家版图的扩张。自然这不是用战争换来一场荣耀，而是一个大国追求的切实利益。公元670年，大唐之国的版图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高峰。

按照传统观点解释，唐朝政治变革带来的社会稳定，经济政策带来的农业发展，丝绸之路带来的贸易繁荣，科举制度带来的公平的选拔人才，军队优势带来的国家的崛起，朝贡体系带来的周边羁縻臣服。这几大战略支柱是国家最直接、最关键的支撑因素。然而，大国非同小国，整个国家的运转需要方方面面的料理，唐朝凭借实力、国力、军力盛极一时，“天下一家”的背后需要研究的内容很多，即使我们耗尽精力也只能研究其中的一部分。纵观中国历史上几个大的王朝，强盛标志无非国富兵强和民丰物阜，但在文官体制、法制规范、科举选人和民族文化等深层文明上作出突出建树的首推大唐。唐朝的文明魅力和文化理想，具有在王朝本身消亡之后的永恒价值。

一个大国不是凭空建起来的，大国不能光看财富增加，还要看各种制度的“骨架”和文化价值观等“骨髓”里的提升，要看其长治久安的制度与对外文明的吸纳，唐代的三省制、科举制、府兵制、赋税制、朝贡制等等都曾支撑了其强国的地位。一千年前的司马光曾在《稽古录》卷一五中评论唐朝“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唐朝作为一个强盛大国为后世企羡，其流光所及足以供人们细细研讨。

隋唐史研究一直是中古史领域中的显学，众多底蕴深厚的学术大家都在唐史中颇有建树，许多皇皇巨著影响着一代代后来学子，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向达、岑仲勉等史学大家为什么要选择唐代历史作为中古开垦的土壤？恐怕他们就是想仰观历史的巅峰，寻找盛世的渊源和变迁的脉络，以至于后人面临的深耕课题很难继续推陈出新。

即使新史料、新物证不断涌现的现在，也存在着“重新发现”还是“重新发明”的区别，这是想象与真实的界限。我一直不同意研究者预设项目申请经费，也不同意写作者凭主观想象编造出许多历史产物，还原历史无疑是我们的责任，但观点结合史料是一个复杂的命题，我们无法完成对千年前历史的完整追忆，面对被遗忘的巨大空白，只能拾起历史的碎片、断裂的痕迹、稍纵即逝的生命记载，做一点再忆再现。这就是历史、考古、宗教、艺术诸多领域学者的使命。

唤醒沉睡在枯燥古籍中的历史，呼唤重拾隋唐史中的细节，似乎是我们的一种学术缘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境内不断发现的文物古迹，呼吁我们要抢救鲜活的历史，考古文物可以使我们回忆大唐时代没有记录的历史，增添补充以前不知的种种资料，目的就是不忽视文明的遗痕，不掉进历史掩盖的怪圈。

我曾经认为，大唐的强大很可能只是一个神话，我们不必沉浸在大国的梦幻中。天宝时期追求“虚妄”胜利的战争捷报弥漫朝廷，杨国忠、安禄山等掀起一波波的“虚假”捷报，使皇帝陶醉在天下大国的美梦中，朝廷上下沉迷于功勋荣誉之中。然而，开元天宝盛世也是唐人梦与周边诸国梦相互交缠的时代，从青藏雪原到西域草原，从白山黑水到云贵高原，从盛唐到中唐，激烈的争夺一直伴随着国家的兴衰。安史之乱把唐朝置于最危险的境地，唤起了从文人书生到平民百姓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不少朝廷官僚也由原来追求功名利禄、建功立业，空前地转向族群观念、尊严意识，在唐朝生死存亡的关头，人们知道牺牲自己是为了换取整个大国的生存。

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大国能事无巨细地有效掌控领土内所有民众的活动，不仅因为缺乏直接管理的手段，而且设置机构和填充官吏的成本太高。大国会满足于治下民众象征性的臣服和完成交粮纳税等一定任务，唐代的羁縻州郡和遥远的中亚都用这样间接的管理模式，使大片疆土上虽生活着当地异族的官吏，却沐浴着大唐的辉煌。

但是，一个民族理应以严肃的态度用最庄严的方式向自己的盛世致敬，苦难会给一个民族坚韧的品格，胜利则会给一个国家信心与力量。这是一个不能忘却的大国纪念，也是需要传达的铭记历史的强音。因为唐朝的中国不是一个“屈辱时代”，不是一个“失败国家”，即使安史之乱后的唐朝进入一个不稳定的时代，异族外侵和藩镇内乱加剧了大唐帝国一步步走向崩溃，中唐之后虚假的繁荣已经无法阻挡这个曾经的强盛大国滑向衰落，可是唐朝仍在东亚扮演着重要的大国角色。

每当看完学术界研究唐人的成果，就像呼吸到长安城里的风，呼吸到一种阔大不羁的胡风蕃俗混合的气息。写唐史不是跪着写，而是站着写，有种俯瞰强势民族的英雄主义崇拜；读唐诗也不是坐着吟，而是站着诵，有股被金戈铁马冲击的历史大气。我要感恩唐人给我们留下如此壮阔的历史、文学、艺术、宗教等等文化遗产，让我们能自豪地站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大唐的荣耀已经成为一千多年前的遥远历史，经过289年内忧外患的交织，极盛一时的超级大国最终崩溃了，对其内部的治理和国家管理的具体探究，是我们需要长期进行的，为的是不再重犯大国衰落的错误。本书就是从个人角度看待从政治到经济的若干遗产的历史记忆。放眼历史进程，我考虑更多的是：大唐之国开启了真正的“大中国”概念，然而为了维持一个东亚大国地位唐朝付出的代价是什么？面临周边挑战的重大抉择是什么？留给后代的历史包袱是什么？在大唐之国建立1400周年之际，辑录以前论述的观点就是为了说明大国需要支撑的方方面面，我们不妨走进唐朝平心静气地看看一个大国的得失，这是出版本书的最终目的。

大唐之国的历史，题目宏大，内容繁杂，史料传统，眼界当代，我赞成对过去历史进行宏大的叙事，但同时也执着于对个体命运的体察，对历史细节的追问，对幽微人心的洞悉。后世学者可以变换视角，见仁见智，文化差异使得距离事实偏差不小，以个人学识难以综括复述，过去的一些思考也受时代局限与资料短缺，其中孤陋寡闻浅薄之处，敬请学界前贤和师友垂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