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

我国刚刚通过的《民法总则》是民法典的开篇之作，标志着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工作顺利展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在2017年3月8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就《民法总则（草案）》作说明时指出：“编纂民法典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立法任务。编纂民法典是对现行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系统整合，编纂一部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协调一致的法典。编纂民法典不是制定全新的民事法律，而是对现行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科学整理；也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而是对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的规定进行修改完善，对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新规定。”“编纂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民法典，是新中国几代人的夙愿。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曾于1954年、1962年、1979年和2001年先后4次启动民法制定工作。第一次和第二次，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能取得实际成果。1979年第三次启动，由于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制定一部完备的民法典条件还不具备，因此，按照‘成熟一个通过一个’的工作思路，确定先制定民事单行法。现行的继承法、民法通则、担保法、合同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制定的。2001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并于2002年进行了一次审议，经讨论，仍确定继续采取分别制定单行法的办法。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以来，又先后制定了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等。由此可以看出，1979年以来我国民事立法是富有成效的，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为编纂民法典奠定了较好的法律基础和实践基础。现在，编纂民法典条件已经具备。”这两段话非常清楚地定义了“编纂民法典”的含义，非常准确地总结和评价了我国民法典起草的历史情况。

应该说，民法典的起草，尤其是我国民法典的起草模式，并非是哪一个学者或者个别立法参与者的作品，而是一个“集体作品”，因此，每一个人的评价都是不同的。我听到最多的是与《民法通则》的承继关系，柳经纬教授对此有专门的评论文章，江平教授也有相似的评价。在这本书中，我们对此就不再展开讨论了。但我们希望，未来在协调各编的关系时，作为“公因式”的民法典“总则”还是能够按照“总则”的规范来思考。

我们在对《民法总则》进行解释时，力求将条文所表达的客观意思清楚地解释出来，以便于大家理解和准确适用。在进行文本解释时，我们坚持“客观解释原则”，即重要的不是在立法中“谁说过什么”，而是“条文表达出了什么意思”，即看一个没有参与立法的人是如何理解一个条文的真正意思。尽管“主观解释论”有很多的理由，但其很容易将法律的适用引向分歧，不利于法律的准确适用。另外，在我国民事立法中，有很多不是“规范”的规定，而是“倡导性”的条款。按照立法技术来说，这些条款是不能规定在民法典中的，因为法典应该由“规范”构成，而不是由“原则”这类规定构成。例如，在西方的民法典中，基本上不规定所谓的“基本原则”，它们所谓的“基本原则”，是从规范中“引申”或者“总结”出来的。为此，在我国民事立法中，对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如何规范适用，对其应用价值如何具象解释便显得尤为重要。例如，《民法总则》第9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该条规定的原则在实践中如何应用？对其能否解释为：一个民事法律行为不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时就是无效的？对此还有待商榷。另外，《民法总则》第7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在该条规定的“应当遵循诚信原则”中，是否还应该包括“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如《瑞士民法典》第2条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以诚信为之。”对于诸如此类的原则性规定，我们在条文具体适用的解释时，颇费思量。当然，还有一些制度的建立在立法过程中争议较大，如法人的整体框架结构——以什么样的法人分类来构建中国的法人制度。对此，我在参加立法过程中，曾以书面形式对“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的法人分类提出过不同意见。所有这些，我们也在解释中作了相应的说明。

在本书中，我们对《民法总则》所作的解释，乃结合我国的立法背景、学理和司法实践中的司法解释和判例规则而为之，并力求贯彻“简洁、明了、实用”的原则，以希望对《民法总则》的理解和适用有所助益。我为此也做出了相应的努力，但能否达到这样的目的实在不敢妄言，还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李永军

201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