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听觉发生——“音”“章”“韵”

古代希腊哲人希庇阿斯说：“视觉与听觉所欲悦的东西，应该说是美的东西。”此话笠原先生引用于《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之《中国人的五觉观念》一节中，他说，在五觉中，有关触觉方面的美的感受中国人很少记述，因此在他的书中，对视、味、嗅三觉都有较多的绍述，但又没有听觉方面的特别关注。其实古代中国人在仰观俯察时，听觉敏锐地参与其中，听觉之敏锐，特用一“聪”字表之，由听觉而发生美感，一个典型之例，就是《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出使鲁国，“请观于周乐”。所谓“观”, “使工为之歌”，实即以听为主，先听周、召、邶等十五国的歌曲，继听雅、颂之乐，结合观舞。季札每听一曲后都加以评论，他听出了曲中的感情意蕴，于他特别欣赏的，皆以“美哉！”赞叹之：

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

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

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

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

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

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

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

至于《大雅》与《颂》，则属“大美”范畴，评语也非一般，盛赞前者：“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颂扬后者：“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这是中国最早一篇音乐评论，主要由听觉生发美感的表述。听觉产生的美感用以表述的词语不像表述视觉的那样多，有几个也因其旨义后来发生了转换，不太为人所注意，本节选择“音”“章”“韵”试述之。

一、“音”

现在，人们不会以为“音”有审美的意味，因为它已与“声”成了一个合成词：“声音”。“音乐”一词，也将重心移在“乐”字上。其实先秦至汉，“声”与“音”两字，前者纯属动物与人生理的发声，而“音”，则由人的心理活动所控制。动物都会啼叫出声，除了一些小鸟因其声高低婉转而可听之外，虎、豹、牛、马、之声皆单调而“一”，只是有声的信号而不悦耳。相传是孔子再传弟子公孙尼子所作的《乐记》，在《乐本》篇对“声”“音”“乐”作了有区分的论述：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之使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感物而动”之“声”尚不具言语与美感意味；声声相应而有变化，且变化有一定的规则，就成为“音”，抑扬顿挫之“音”相互比附而使人闻之快乐，以至翩翩起舞，这就是后人之谓“音乐”了。《乐记》作者反复强调“音”生于“人心”，区别于“声”仅发于喉腔，并说：“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所谓“生于人心”，实生于“情”。《乐记·乐本》篇又说：

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这段话，《诗大序》也录之，并说：“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文”本为形色交错之美，此借言耳听之声，眼目通感也。“音”与“文”，同为美感描述之字已无疑了。《说文解字》释“音”字云：

声也，生于心，有节于外，谓之音。宫商角徵羽，声；丝竹金石匏土革木，音也。

“音”有五声变化、抑扬顿挫而美，许慎这一解释触及了音美的本质。

二、“章”

“章”作为听觉发生的美感词，以前很少有人特别提示过。许慎《说文解字》释云：“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他是从多段结构的乐曲来迁就“章”的字形。他接着释“竟”云：“乐曲尽为竟。”须知，在“章”字始用时代，还不大可能有段落分明的“乐曲”，因此，可以肯定地说，“章”之初义并非如此。古老的《易经》之卦爻辞中，已两见“章”字，《坤·六三》爻辞：“含章，可贞。”《姤·九五》爻辞：“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若以“乐竟”解“含章”，如何说得通？尊重《易》之原始文本解，原来“章”有“美”之义（《易经》中尚无“美”字）, “含章”，即含美于内。《坤》之于《乾》，或女之于丈夫，或臣之于君，《坤文言》即以此释“含章，可贞”：

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节引这段话，有两层意思：前段言女子或臣民（与“王”相对皆属阴性）有内在的美德，不为自己所用，而是为丈夫或国君“王天下”所用，因此不求一己之成功而助对方成大事业。这就是《彖》所说：“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象》亦说得明白：“‘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内美适时发扬可助成大美！后段是承《六五》爻辞“黄裳，元吉”所用“黄裳”之喻，进一层释“含章”之大义：古人服装是上衣下裳，而“黄”居五色之中，“黄裳”在上衣之下，呈被“含”之象，《象》又明白地说：“‘黄裳元吉’，文在中也。”此实将“章”与“文”等同了。仅从此爻辞与《彖》《象》之释判断，“章”即“美”义，非常明确。《象》释《姤·九五》爻辞又说：“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在任何一个别卦里，下位之经卦为内，上位之经卦为外；“二”为内卦之中位，“五”为外卦之中位，《坤》《姤》之“含章”均在“二”“五”，明显示以内在之美，是“美”在其中，妙的是《姤》爻辞又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用杞树叶包裹着一个甜美的瓜，含美瓜于杞叶内，是天赐之美食。《象》引申到“志不舍命”，将人的内在之美与其心理、行为指向联系起来，又有“含弘光大”之意。

“章”，确实是“从音从十”。为什么从“音”呢？“凡音者，生人心者也”，先“声”后“音”都从内心发出，含“音”于内，发于口，才作用于外；为什么从“十”呢？“十”乃多也，“声一无听”，多种“音”和谐协合，声音才美。古人对由内而外发的声音之美，有从生理到心理方面的认识。公元前522年，晏子对齐侯问，将声音与“味”联系起来谈：“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左传·昭公二十年》）同一时期或稍前，郑国大臣子产有“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之说，那么，声音之美是“章”的主要之义，也是《易经》爻辞“章”的原始之义。近代国学大师章炳麟在《文学总略》中说：“八风从律，百度得数，谓之章。”这一解释是合于古义的。

“章”亦有色彩美之义，应是由声音美延伸、转化而来的，子产说：“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由章而色，前已提及古人已有耳、目“通感”意识。《书·皋陶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孔传：“尊卑彩章各异。”《诗·小雅·六月》:“织文鸟章，白旆央央。”郑笺：“鸟章，鸟隼之文章。”这“章”也有色彩形象之义。春秋末的齐国官书《考工记》，其论“画缋”之事时，将色彩的组合，以“文”与“章”并言之：“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彩谓之绣。”如此说，符合“物相杂谓之文”，但与“章”之音声义何干？是不是当时的画家就已经意识到，绘画各种色彩的“相次”（“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也要像音乐那样有韵律感和节奏感？“章”的衍生义，或许都与初义有些关系。《诗·小雅·都人士》“出言有章”，即出言有条理之意，如《易·艮》“言有序”; “不成章则不达”，言语、文字需经巧妙的组合、结构，才能使人乐于接受。《考工记》说画家“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谓之巧”，此“章”或谓各种色彩的组合有序地“相次”，也呈现如音乐一样的节奏美、韵律美。《中庸》说天地之道“不见而章”，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则“章”又衍生出“昭彰”之义……“章”之初义逐渐转化，衍生新义，使它向“书辞”步步靠近，《说文解字》释“彰”云：“文彰也”（清代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更说“文章”当作“彣彰”）。东汉末荀悦说：“章成谓之文”（《申鉴》），使用了结构（后谓之“章法”）条理之义。而这“条理”“章法”之义，其实又回应了《易经》之《艮·六五》爻辞“言有序”之义，还是与听觉有关。所以，“章”的字义虽有所变化，还是基于声音美、听觉美而后变。

三、“韵”

“韵”，又作“韻”, 《说文解字》释曰：“和也，从音员声，裴光远云：古与均同。”声音和曰“韵”, “韵”是又一个表述听觉美之词。在诗文中用韵，远古先人早在实践之中，《易》之卦爻辞就多有韵语，如“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否·九五》）, “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讼·九二》），虽不知古音读法如何，但今天读来还颇有韵味。“《诗》三百”更是普遍用韵，不必细举。西汉之前，对诗文只言“音”不言“韵”，音乐作用于人的听觉，东汉蔡邕在《琴赋》中用了“韵”字：“繁弦既抑，雅韵复扬。”声音之美，用“韵”来描述。晋代葛洪《抱朴子》中，将视觉美之“悦情”与听觉美的“快耳”并提：

妍姿媚貌，形色不齐，而悦情可均；丝竹金石，五声诡韵，而快耳不异。（《抱朴子·博喻》）

这是分别言形色之美与音乐之美。此后的诗文作品中，描述大自然的音响和人的乐器演奏与歌唱，凡和谐动听的声音，多以“韵”拟之，如南朝谢庄《月赋》描写月夜闻风吹篁竹之声：“若乃凉夜自凄，风篁成韵。”用“韵”代称诗文，则迟至陆机《文赋》:“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前者指散体文章，后者指韵体之诗、赋等。魏晋而后，人们的文体意识愈益明确，“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于是对有韵之文的音乐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朝宋齐时代的沈约与周颐等诗人，创造了一种新诗体，后人称之“永明体”（“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483—493年），这种诗体“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南齐书·陆厥传》）。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阐其要旨曰：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这就是中国韵文史上著名的“声律”说。“音韵尽殊”，指五言诗的一句五字，前四字不得与最后押韵的字犯同韵，相互之间也不得用同韵字，充分体现“和而不同”之听觉美，但从全篇而言，则是偶句之间对应押韵，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对“韵”下了一个定义：

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

这个定义，至今依然适应。他认为用韵并不是一件难事，难的是整体的音韵和谐：“韵气一定，故余声易遣；和声抑扬，故遗响难契。属笔易巧，选和至难，掇文难精，而作韵甚易。”押韵确属于“形而下”之功，而“和”，则有“形而上”之“遗响”，押韵的目的与美感的获得，正是促成“异音”与“同声”之“和”, 《文心雕龙·丽辞》中他说的“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 “逸”有超众脱俗、清雅非常之义，则“韵”之美，通过听觉接受向内心的感受转化，便有兴高意远的愉悦。

“韵”既作为声律美，听觉美的一个表述词，但中国人的通感能力实在不凡，如视觉美、味觉美向心觉美转化一样，“韵”也很快或说几乎同时向内心感觉之美转换，与陆机差不多同时代的葛洪，在《抱朴子·刺骄》就用“韵”来描述人物的气概风度：

若夫伟人巨器，量逸韵远，高蹈独往，萧然自得。

所谓“量逸韵远”，那就不是凭听觉而是凭观人品人者的内心去感受了。东晋王坦之《答谢安书》中谓“人之体韵，犹器之方圆”，又将用于品人之“韵”拟形化。人之有风度、有气概、有精神，都是从内到外种种有形无形的优点和合而成，“韵”是个软性词，似乎都可以接受容纳，于是，“风韵”“气韵”“神韵”等新的审美术语出现。南朝宋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记述晋时士大夫言行，便运用了这些审美术语，撮数例如下：

卫（君长）风韵虽不及卿（孙兴公），诸人倾倒处亦不近。（《赏誉》）（注：括号中人名为笔者所加，下同。）

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任诞》）

爱乔（冀州刺史杨淮之子杨乔）之有高韵。（《品藻》）

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韵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源，而兼诸人之美。（《品藻》）

南朝的文章中，亦是如此品描人物，宋顺帝刘準称赏其臣王敬弘曰：“神韵冲简，识宇标骏。”（《全宋文》卷一，《诏谥王敬弘》）梁元帝萧绎在《金楼子·后记》中记宣修容相静顺王：“行步向前，气韵殊下。”又《杂记》上记孔翁归：“好饮酒，气韵标达。”以“韵”品人，皆是对人的综合审视，视内美之气质情性与外在的气概风度兼及形色而统言之，即对多种审美要素的综合审视。

如前所言“章”字亦有色彩之义，“韵”由品人向造型艺术迈进，绘画作品以人物为对象，画家与品画家也以无形之“韵”作为绘画的美学追求与品画的审美标准。最先将“韵”引入画论的南朝齐代的谢赫，他的《图绘六法》第一大法便是：“气韵，生动是也。”在《古画品录》中屡用“韵”品评具体的画家和作品：

评陆绥：“体韵遒举，风采飘然，一点一拂，动笔皆奇。”

评张墨、荀勖：“风范气韵，极妙参神。”

评顾骏之：“神韵气力，不逮前贤。”

评毛惠远：“力遒韵雅，超迈绝伦。”

评戴逵：“情韵连绵，风趣巧拔。”

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说：“谈艺之拈‘神韵’，实自赫始，品画言‘神韵’，盖远在诗之先。”（第四册一八九《全齐文》卷）。谢赫品画之“气”“神”“体”“情”诸“韵”说，其审美本体是“神”“生气”，而美感表征是“生动”，其画面表现应是人物的动态感，线条的节奏感，色彩的和谐感。后世的绘画受此影响很大，从唐代的张彦远到宋代的郭若虚，直至明清画论家，对“气韵”发挥尤多，本书下篇论绘画美时再详述。

当“韵”再回到诗文理论时，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即有形迹之“押韵”反成为一般知识而不屑多谈，受绘画理论的启发，赋予了“韵”更丰富的美学内涵。首先将“韵”在诗文理论中大作“形而上”发挥的是北宋的范温，他有一篇可称之《韵论》的文章，文中陈述了“韵”的发展历史：“自三代秦汉，非声不言韵；舍声言韵，自晋人始；唐人言韵者，亦不多见，惟论书画者颇及之。至近代先达，始推尊之以为极致，凡事既尽其美，必有其韵，韵苟不胜，亦亡其美。”“韵”不与“声”关联之后，到底为何物：

夫书画文章，盖一理也。然而巧，吾知其为巧；奇，吾知其为奇；布置开阖，皆有法度；高妙古淡，亦可指陈。独韵者，果何形貌耶？

在文中，与范温对话者是王定观，王分别提出“不俗”“潇洒”“生动”等为“韵”之形貌，范氏一一否定，也不同意“清”与“神”是“韵”的美感特征：“潇洒者，清也，清乃一长，安得为尽美之韵乎？”“夫生动者，是得其神；曰神则尽之，不必谓之韵也。”这就是说，他所言诗文之“韵”不可等同于绘画之韵，由此，专言“文章之韵”曰：

且以文章言之，有巧丽，有雄伟，有奇，有巧，有典，有富，有深，有稳，有清，有古。有此一者，则可以立于世而成名矣；然而一不备焉，不足以为韵；众善皆备而露才用长，亦不足以为韵。必也备众善而自韬晦，行于简易闲淡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观于世俗，若出寻常，至于识者遇之，则暗然心服，油然神会。测之而益深，究之而益来，其是之谓矣。其次，一长有余，亦足以为韵；故巧丽者发乎于平淡，奇伟有余者行之于简易，如此之类是也。

这段记述有三层意思：（一）言“韵”美发生的根本，文章有各种各样美的形态，若是种种美（“众善”）皆具备，为争美斗妍而显露出逞气用才的痕迹，不能说有“韵”，当然，如果一种也不具备，则不可言“韵”。（二）各种美的元素不自显其美（“自韬晦”），而是相互融会于“简易闲淡之中”，即合众美于一而外现无炫耀之状，使识者感到内美无穷。此即发挥“韵”为“和”之美的初义。（三）只要“一长有余”，即两种美感形态互生、融合、转换，亦可发生美之“韵”。此三者，他举例作证：左丘明、司马迁、班固之文章，“意多语简，行于平夷，不自矜炫，故韵自胜”；魏至南朝“曹、刘、沈、谢、徐、庾诸人，割据一奇，臻于极致，尽发其美，无复余蕴”，难以用“韵”品之；“备众善而自韬晦者”，唯陶渊明可称：“惟陶彭泽体兼众妙，不露锋芒，故曰质而实绮，臞而实腴，初若散缓不收，反复观之。乃得其奇处；夫绮而腴，与其奇处，韵之所从生，行乎质而臞，而又若散缓不收者，韵于是乎成。”范温心目中的“韵”到底如何定义？其实他的定义很简洁，归纳为一句话：“有余意谓之韵。”王定观立即应曰：“余得之矣！盖闻之撞钟，大声已去，余音复来，悠扬宛转，声外之音，其是之谓矣。”范温说他“得其梗概而未得其详”，你知道“韵恶从生”吗？自答曰：“盖生于有余。”其实，回到听觉感受，如闻钟声，更能直觉体悟韵“生于有余”的奥妙，而与南朝钟嵘《诗品》说“有滋味”的诗是“文已尽而意有余”契合了。

这一层次的“韵”之美，在绘画、书法，尤其在诗之域，还有各种发挥，容后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