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纳的时间哲学

——萨特对《喧哗与骚动》的解读

时间意识是20世纪现代主义小说家一种极端自觉的意识。没有自己独特的时间感受和体验，想在20世纪成为卓越小说家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时间问题是理解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个贯穿性的视角。

时间命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无论是小说的外部形式还是内在体验，都离不开时间和空间这带有终极性的根本问题。而从抽象的意义上，我们还可以说任何一个小说家在小说形式中都隐含了他的时间哲学与空间哲学。比如萨特就说：如果认为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中各种反常的实验和形式仅仅是写作技术上的小手法，是雕虫小技，那就错了，“小说家的美学观点总是要我们追溯到他的哲学上去。批评家的任务就是要在评价他的写作方法之前找出作者的哲学。而显然，福克纳的哲学是时间的哲学”。

这段话出自萨特著名的论文《福克纳小说中的时间：〈喧哗与骚动〉》（1939）。这篇文章探讨的正是时间的主题。时间体验的确构成了《喧哗与骚动》的整个第二部分借助于小说核心人物之一——叙事者昆丁的叙述所表达的贯穿性主题。这主要是通过昆丁的爷爷留给他父亲，他父亲又送给他的那只著名的表来表现的。昆丁叙述的时间段是1910年6月2日，这是他在哈佛大学自杀的那一天。昆丁叙事的开头就是关于这只表引发的时间问题：

窗框的影子显现在窗帘上，时间是七点到八点之间，我又回到时间里来了，听见表在嘀嗒嘀嗒地响。这表是爷爷留下来的，父亲给我的时候，他说，昆丁，这只表是一切希望与欲望的陵墓，我现在把它交给你；你靠了它，很容易掌握证明所有人类经验都是谬误的reducto absurdum（归谬法），这些人类的所有经验对你祖父或曾祖父不见得有用，对你个人也未必有用。我把表给你，不是要让你记住时间，而是让你可以偶尔忘掉时间，不把心力全部用在征服时间上面。因为时间反正是征服不了的，他说。甚至根本没有人跟时间较量过。这个战场不过向人显示了他自己的愚蠢与失望，而胜利，也仅仅是哲人与傻子的一种幻想而已。

昆丁的父亲堪称一个深刻的哲学家，他告诉昆丁，人类也许可以征服一切，但只有时间是人所无法征服的。甚至根本没有人跟时间较量过，如果你觉得自己在与时间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也仅仅是一种幻想。所以昆丁父亲说：“这只表是一切希望与欲望的陵墓。”怎么理解这句话呢？也许可以说，时间的维度最终把一切希望与欲望都消解掉了，你的一切希望与奋斗，在时间的面前最终都化为尘土，作为时间的具体象征物——手表，因此成为一个坟墓的象征。就像中国的诗人说的那样，“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辛弃疾这首《摸鱼儿》中的另一句“惜春长怕花开早”，也正是人类在时间面前一种无奈的表征。昆丁父亲的名言在这个意义上表达的正是类似的思想：衡量人的一切希望、欲望、努力、挣扎的最终尺度，只有时间。这令人想到了根据英国小说家福斯特的小说《印度之行》改编的同名电影中一个充满睿智的印度哲人的台词：“要做尽管做，结果都一样。”这与美国导演卓别林的名言正好相反，卓别林则认为：“时间是个伟大的作者，它总会写出圆满的结局来。”卓别林传达的可谓是关于时间的乐观的看法，但似乎就有些浅薄了。而人类的悲观理论总是显得更深刻。

上面是从一般的哲理意义上理解昆丁父亲的这句格言。而《喧哗与骚动》通过那只表传达的时间意识和哲学要更为复杂。昆丁的父亲（或者说福克纳）还认为，一个人是他的不幸的总和，而时间正是你的不幸。小说中的原话是：“父亲说，人者，无非是其不幸之总和而已。你以为有朝一日不幸会感到厌倦，可是到那时，时间又变成了你的不幸了。”何以时间会变成我们的不幸？也许昆丁父亲在说，我们最终的不幸是因为存在于时间之中，唯有时间是我们无法超越和无法摆脱的。正像昆丁的叙事从头到尾始终伴随着那块表的嘀嗒声一样。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昆丁做出的那个给读者深刻印象的举动：

我来到梳妆台前拿起那只表面朝下的表。我把玻璃蒙子往台角上一磕，用手把碎玻璃渣接住，把它们放在烟灰缸里，把表针拧下来也扔进了烟灰缸。表还在嘀嗒嘀嗒地走。我把表翻过来，空白表面后面那些小齿轮还在咔嗒咔嗒地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化。

昆丁拧下来表针，但没有表针的表仍在嘀嗒嘀嗒地走。他以为终止了时间，实际上终止的只是时间刻度，而没有表针的嘀嗒声更象征了时间的无形的存在。美国哲学家巴雷特分析说，表没了表针，便不能准确地告诉昆丁所流逝的可计算的分分秒秒的时间进程。因此，时间对他不再是一个可以计算的序列，而是一个不可穷尽又无法逃避的存在。巴雷特认为这就是构成着我们生存的更本质的时间，它是一种比表、钟和日历更深层、更根本的东西。时间是稠密的媒介，福克纳的人物在其中走动，仿佛是拖着双腿涉水似的。就是说，福克纳的人物其实是在稠密的时间媒介里穿行。巴雷特说，这就如海德格尔常说的，时间构成了人的实体或存在。而取消钟表时间并不意味着隐退到一个无时间的世界里，正相反，一个无时间的世界——永恒的世界已经从现代作家的视界里消失了。时间因此就变成了一种更无情、更绝对的实在。“有时间性”是现代人的视界，一如“永恒”是中世纪人的视界一样。

为什么时间在现代人这里变成了一种更无情的存在物？巴雷特没有深入解释。但199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墨西哥诗人帕斯的说法却提供了一定的解答。他认为在传统诗人那里，空间的概念是主要的，比如中世纪的但丁的宇宙仅被一种微弱的时间之流所掀动，但丁笔下的那些灵魂，几乎处于一种不变的时间中，末日审判之后就不再流动了。“在但丁中，空间吸收了时间。只有空间，是可见的永恒之形式。”他还认为，“汉诗中，时间也附属于空间，佛教中空的无上体验，对诗人王维来说就与取消了时间的空间有关。例如，‘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就是佛感悟空的类似现象”，因此，王维的诗中有对虚空的感悟和对空寂的感悟。帕斯同时认为，与永恒的空间不同的是，西方的时间，尤其是现代时间，已经使我们成了流浪者，无休止地被驱逐出自身。在这里，时间维度意味着一种动荡和漂泊，意味着一切不安定因素的根源。它是随着“现代”的字眼同时出现的。换句话说，正是“现代”的幽灵使时间的意识空前强化。所以巴雷特说“有时间性”是现代人的视界。而这种现代的时间，也被本雅明称为“同质的、空无的时间”。

从巴雷特对昆丁的表的分析中还可以看出，其实有两个“时间”的概念。一个是钟表、日历时间，一个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论的时间。这也是萨特的意思。萨特说我们常常会把“时间”与“时序”混淆。所谓的时序，是指日期、时钟上标示出来的时间，而这日期和时钟是人发明出来的。人们日常关心的，正是这个作为时序的时间。很多学生（包括我自己当年）在课堂上常常偷偷地看表，或明目张胆地看表，然后就敲饭盆催促老师下课，他关心的正是钟表时间。我自己也有一个猜时间的习惯，经常猜现在是几点几分，误差常常很小，就感到很自鸣得意。但读了《喧哗与骚动》才知道这并不是一个好习惯。昆丁父亲说：“经常猜测一片人为的刻度盘上几根机械指针的位置，这是心智有毛病的征象。”所以萨特说，要理解真正的时间，必须抛弃这些计时的手段。他引用昆丁父亲的名言：“凡是被小小的齿轮嘀嗒嘀嗒嘀掉的时间都是死了的；只有时钟停下，时间才活了。”因此，萨特认为昆丁毁掉他的手表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这表明了昆丁以及萨特对机械时间的一种抗拒。同样在抗拒这种机械时间的哲人还有本雅明。他曾分析过波德莱尔的作品，认为波德莱尔的诗“把回忆的日子汇集进一个精神的岁月”，但这“精神的岁月”如同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所昭示的那样，只存在于“回忆”之中；而在这种“精神的岁月”之外，则是那种机械的、重复的、空虚的时间。本雅明把这机械的时间称为“编年表”。我们大都生活在一种编年表中，生活在日历中，生活在一种“时钟时间”之中。而当时钟时间发生混乱的时候，比如钱锺书《围城》中那座也是祖传的老钟，慢了五小时，里面就会有时间错位带来的隐喻和深意。钱锺书写道：“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含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围城》也正结束在对时间的荒谬感受和体验中。

萨特通过对《喧哗与骚动》的分析，得出的一个更深刻的结论是：福克纳时间哲学中只有“现在”的概念，而且这个“现在”，“并不是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一个划定界限或有明确位置的点”。就是说，在《喧哗与骚动》中，“现在”不是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个向度中位置明确的一个“此刻”。萨特认为，《喧哗与骚动》中的“现在”，在实质上是不合理的，怪异而不可思议。福克纳的“现在”就像贼一样来临，来到我们眼前又悄然消失了。它不是朝着未来走，因为未来并不存在。换句话说，福克纳小说中的现在不是指向未来的，它只是现在。一个“现在”从不知什么地方冒出来，它赶走另一个现在。所以福克纳的现在是一个加法算术，一个现在加一个现在，再加一个现在，剩下的仍是叠加在一起的“现在”。因此，萨特认为福克纳的现在还有另一个特点——“L'enfoncement”（这是萨特论文中的法语用词。当年萨特论文的英译者把这个词翻译成suspension，从英译本转译过来的中文译者俞石文翻译成“中顿”。施康强则从法文直译成“陷入”。而我觉得可能译成“悬置”更好）。萨特说，福克纳的小说中从来不存在发展，没有任何来自未来的东西，他的“现在”无缘无故地来到而“中顿”（悬置）。这一概括可以说解释了昆丁的意识流程：昆丁的叙述中充满了对过去的片段记忆，而这些记忆的碎片仿佛是都被塞进“现在”这个时刻的，一下子就把“现在”撑满了，仿佛在膨胀，成了一种加法，因此，“现在”就无限延长，仿佛悬置在那里。这就是《喧哗与骚动》表现出的“现在”的特征。

萨特分析福克纳的“现在”的这种“中顿”（悬置）的特征是想说明什么呢？借助对“中顿”的“现在”的描述，萨特认为福克纳“把人写成没有未来的存在物”，福克纳笔下的人物，比如昆丁，只有过去，他们生存在过去的记忆的碎片中。而“更坏的是他们的过去还不是按时序排列的，而是随着某种冲动和感情”的逻辑而排列的，“于是产生时序的荒谬”（福克纳语）。就是说整个小说中的人物的记忆是混乱无序的，时间的次序也是混乱不堪的，同时人物的记忆只围绕着几个中心打转，如昆丁一直爱恋着的妹妹凯蒂的怀孕，昆丁的弟弟班吉的被阉割等都是这样的中心和焦点，至少是昆丁剪不断、理还乱的无法释怀的情结。所以萨特说“过去的次序是心的次序”。这就是福克纳笔下人物的过去性。于是我们得到了萨特的一个有名的比喻：“福克纳看到的世界可以用一个坐在敞篷车里往后看的人所看到的来比拟。”坐在敞篷车里的你什么都可以看得见，但你看见的一切却在飞速后退，你在每一个现在的时刻看到的都是“过去”。所以萨特称福克纳的主人公们，从不预见什么，没有未来性，“车子在他们往后瞧的时候把他们开走了”。有研究者说，萨特的这一比喻极为出色，可以说明福克纳的几乎每一页作品。

这就涉及了人的存在的“未来性”的问题，也是萨特最终强调的哲学问题。在这一点上，萨特和海德格尔是相通的，他们都强调人的未来性：“人不是他所有的一切的总和，而是他还没有而可以有的一切的总和。”人的意识也是一样，萨特说：

意识的性质包含着它被投入到未来中去的意思；我们只能通过它将变成什么来理解它是什么；它现在的存在是被自己的各种潜在性所决定的。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可能性的沉着的力量”。你不会在你自己身上找到福克纳式的人，他的人是一种去掉了潜在性，只以其过去的存在来解释的人。

昆丁就是没有未来的潜在性和可能性的人，他生活在现在，更生活在过去，而现在又是被过去填满的。他在时间中丧失了未来的维度，也就丧失了可能性的维度，这充分解释了昆丁自杀的更深层的原因。这就是萨特通过对《喧哗与骚动》中的时间问题的分析得出的最后结论。

由此，萨特从存在哲学的意义上探究了时间的问题，把潜在性、可能性和未来性看成界定人的基本维度。没有这个潜在性和可能性的维度，人就是没有希望的、濒死的，就像昆丁一样。这就与另一个现代主义大师普鲁斯特的立场大相径庭，普鲁斯特认为人除了记忆其实一无所有，人的丰盈的生活，唯一经历过并弥足珍视的生活是过去的生活。人的此在也是飘忽不定的，“此在”只能凭人的过去和记忆来限定。普鲁斯特会这样质询：我为什么是现在的我？因为我的此在是我的过去所决定的。昆丁有了一个无法挽救的过去，所以现在的他正在走向自杀。然而萨特和海德格尔想说的则是，我为什么是我？是因为我所即将成为的一切决定了我是我，人是他还没有而可以有的一切的总和。这定义看上去好像对初生的婴儿是最合适的，但萨特和海德格尔真正想说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被可能性、潜在性决定的。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现在都是指向未来的，当每个未来变为现在之后，又有新的未来马上来临。这就为我们指引了一个未来的向度，这个向度会给每个失意者以希望，给每个无望者以信心。但真正的问题是：每个人都有未来，为什么每个人的未来都不一样？这仍然是因为每个人的未来其实也同时包含在现在和过去中。所以与萨特和海德格尔相比较，柏格森的时间观似乎更全面，也更容易令人接受。这就是他提出的绵延的概念，这种观念把时间看成是一种流程，不断持续着从过去到现在并指向未来。但这种“绵延”并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线性时间过程，而是解释人的意识存在状态的心理时间流程，它既涵容着普鲁斯特的过去，也涵容着福克纳的现在，并同样涵容着萨特与海德格尔的未来，从而启示我们，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个维度其实是不可分割的。而无论是过去性、现在性，还是未来性，都不过是时间洪流中人的本质的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