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朝鲜半岛与日本的佛教建筑

由印度、中亚传布到汉地的这一脉佛教属于佛教系谱中的北传系统。北传佛教并没有止于中国，而是由汉地进而东传至朝鲜半岛和日本。朝鲜半岛和日本在大量吸收借鉴汉地建筑特色的同时，也逐步创造出了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佛教建筑。

一、朝鲜半岛

根据朝鲜《三国史记》记载，佛教于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由中国北方传入高句丽，之后又传到南部的百济和新罗。高句丽位于朝鲜半岛北部，与中国北方联系较多，明显受到汉代及北朝建筑风格的影响。1937年，考古工作者在平壤附近的青岩里土城内发掘了金刚寺遗址，这是一处较早的高句丽佛寺遗存，该寺建于5世纪末。金刚寺以佛塔为中心，符合早期佛寺布局特征，佛塔两侧和背后皆为佛殿，属于一塔三金堂（佛殿）式寺院模式。同样的寺院格局还见于戊辰里定陵寺。从遗址可知，定陵寺也是以佛塔为中心，时代约为6世纪末。[43]从平面布局上看，高句丽的金刚寺、定陵寺和北魏洛阳永宁寺同属佛塔中心模式，从时间上看，金刚寺早于永宁寺十余年。

百济位于朝鲜半岛西南部，西面隔海与中国南朝相望，并向南朝称臣纳贡，因此更多延续了南朝佛教文化传统。据《三国史记》记载，枕流王元年（384），佛教从东晋传入百济。百济佛寺通常采用“一塔式”（亦称“四天王式”）布局模式，即山门、佛塔、金堂（佛殿）和讲堂依次置于寺院中轴线上，其中佛塔地位居首。已发掘的百济佛寺遗址，如扶余南部军守里寺（约6世纪后半叶），或者忠清南道扶余郡定林寺（约7世纪）都属于典型的一塔式建筑布局。百济佛教传入日本后，大阪四天王寺（594年）和奈良山田寺（649年）也采用了一塔式布局。此外，近年来在全罗北道益山郡发掘了弥勒寺遗址（约7世纪前半叶），该寺规模颇宏大，建造出东、中、西三个院落，每个院落都采用前佛塔、后金堂的格局，中院建木塔，东、西两院造石塔。弥勒寺的三院三塔格局或许与“龙华三会”的象征有关，总之这种布局方式是基于一塔式模式上的扩展。

新罗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部，以庆州为中心。新罗于668年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史称“统一新罗时期”，其统治延续到935年。三国之中佛教传入新罗较迟，公元6世纪上半叶佛教在新罗迅速发展，至统一新罗时期，先后营造了皇龙寺（553年）、浮石寺（676年）、感恩寺（7世纪后半叶）、佛国寺（535年始建，751年重建）等大型寺院。庆州皇龙寺始建于553年，它一直是新罗王朝的皇家寺院。皇龙寺以九层木构大塔为中心，塔北面有三座金堂，寺院四周以复式回廊围合，其布局采用高句丽佛寺的一塔三金堂模式。研究表明皇龙寺木塔的形式类似于洛阳永宁寺塔，据文献记载推算塔高60米以上，它是朝鲜半岛有史以来最高的塔，可惜于13世纪上半叶毁于战火。感恩寺采用了与皇龙寺截然不同的布局方式。感恩寺地处吐含山南麓，临近日本海，该寺为双塔式伽蓝布局，山门、金堂和讲堂位于寺院中轴线上，金堂前方两侧置立两座石造佛塔。现在寺院唯此双塔保存了下来，双塔形式相同，皆为三层，方形平面，高13.4米（图1-3-1）。庆州附近的佛国寺同样采用了双塔式布局，寺院以大雄殿为中心，大雄殿前两侧各有一座石塔，西塔高8.2米，东塔高10.4米。值得注意的是，与新罗感恩寺建造年代十分接近的日本奈良药师寺（680年）也采用了同样的双塔式布局，而双塔之制最初起源于中国南朝，时间不迟于5世纪初。[44]新罗佛寺的不同布局模式或许也都能上溯到中国，但新罗与高句丽和百济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同时汲取了中国南朝和北朝两种资源。

高丽时代（936～1392）是朝鲜半岛佛教鼎盛时期，高丽王朝奉佛教为国教。《宋史·高丽传》记载高丽“王城有佛寺七十区”。高丽时代最重要的佛殿建筑要属重修于13世纪的荣州浮石寺无量寿殿了。浮石寺始建于统一新罗初期，现在的寺院乃高丽朝重建之物，主殿无量寿殿为单檐歇山顶建筑，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出檐深远，斗栱雄健，无补间，保留了较多的唐代遗风，尤其是具有优美曲线的梭柱非常引人注目（图1-3-2）。高丽时代正值中国宋、元之际，这时朝鲜半岛与中国仍有联系往来，比如高丽朝曾派遣画家入北宋画院学习。高丽时代，汉地仍然对高丽佛教建筑产生过影响，据史载，元朝政府曾差派中国工匠赴高丽，建造了黄海道神光寺和淮阳金刚山长安寺等佛寺[45]。就现存实物来看，一些佛教建筑具有明显的中国建筑风格，重建于1308年的忠清南道修德寺大雄殿就是典型之例（图1-3-3）。现藏于首尔景福宫的敬天寺石塔乃中国工匠于1348年建造的，塔高13.5米，共十层，与传统的高丽佛塔在形式上有很大差别（图1-3-4），反映了高丽朝佛教建筑的多样性。

与高丽朝截然不同，李朝（1392～1910）采取尊儒抑佛政策，相当数量的佛寺被废弃、佛教建筑被拆毁。现存的李朝佛寺多是其中后期所建，如金山寺大寂光殿、华严寺觉皇殿、凤停寺大雄殿、无为寺极乐殿、法住寺捌相殿、双峰寺大雄殿等，其中法住寺捌相殿（1626年重建）和双峰寺大雄殿（1690年重建）十分有特色。位于忠清北道的法住寺和全罗南道的双峰寺都始建于统一新罗时期，后于17世纪重建，法住寺捌相殿和双峰寺大雄殿虽名曰佛殿，却采用了楼阁式塔的形式，据说系根据统一新罗时期建筑样式重建而成，[46] 这两座佛殿体现了朝鲜半岛佛教建筑的特色（图1-3-5）。

二、日本

6世纪中叶，佛教正式传入日本。最初日本接受的是百济佛教，而且百济工匠直接参与日本佛寺的建造，因此飞鸟时代（552～645）日本佛教艺术具有明显的百济痕迹，同时也间接反映了中国南北朝后期的佛教建筑特点。[47] 始建于592年的法兴寺（亦称飞鸟寺）是最早的日本佛寺，法兴寺就是由百济匠师主持建造的。中国隋唐之际，日本直接与汉地交流，大量吸收唐代文化，因此奈良时期（710～794）日本佛教建筑更多地反映出唐代建筑风格。

日本早期佛寺已出现了多种伽蓝布局方式，清晰地展现了由塔中心向佛殿中心的演变过程，是研究佛寺配置的绝佳材料（图1-3-6）。法兴寺采用的是一塔三金堂（佛殿）式布局，寺院以一座木构三重塔为中心（图1-3-7），这种形式与考古发掘的高句丽佛寺遗址比较接近。稍晚建造的四天王寺（594年）和山田寺（649年）则属于“四天王式”布局（一塔一金堂），与百济军守里寺和定林寺相同。法兴寺和四天王寺的布局虽有不同，但同属佛塔中心模式，而法隆寺、法轮寺和法起寺则采用了堂、塔并置布局。其中法隆寺与法轮寺是东堂西塔布局，而法起寺为东塔西堂。法隆寺始建于607年，虽然现存建筑多是8世纪以后重建之物，但寺院仍然保留原初的布局方式。法隆寺分西院和东院，西院由南门、中门（天王殿）、回廊、五重塔、金堂、讲堂等建筑构成，其中金堂和五重塔东、西并置（图1-3-8），皆不在中轴线上，而只有南门、中门和北面的讲堂位于中轴线位置。约在7世纪末期，日本佛寺又出现了新的布局方式。奈良药师寺始建于680年，该寺采用了二塔一金堂布局方式，金堂位于中轴线上，其前方左右分别建两座佛塔，塔已明显退居到次要地位，这种双塔式伽蓝布局，与统一新罗时期的感恩寺和佛国寺近似。此外，川原寺（685年）出现了以中金堂为中心的一塔二金堂新形式。这是一种较少见的伽蓝布局，但它仍然是一种由佛塔中心模式向佛殿中心模式过渡的形式。前文已述，唐代以后佛塔中心的布局方式在中国不再流行，甚至很多寺院把佛塔置于别院中，稍晚建造的奈良东大寺就采用了这种伽蓝模式。东大寺把塔迁出中院，在其前方两侧各建东、西塔院，中院则只建佛殿。总之，6世纪至8世纪，日本佛寺布局的总体变化趋势与汉地佛寺一致，二者都体现出由塔中心向佛殿中心的演变。

平安时代（794～1185）是日本佛教建筑更多体现出本土风格的阶段。此时佛教不再是国教，进而与日本传统的神道教产生融合，出现了佛寺内建神社的现象，佛教建筑风格（尤其是建筑装饰）也呈现出本土化趋势。平安中后期密宗兴盛，也有观点认为受到中国名山建寺传统的影响，总之这一时期日本开始流行深山建寺之风，改变了早期日本佛教在城中建寺的传统做法，其中比睿山延厉寺和高野山金刚峰寺最具影响。平安时代佛教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净土宗的盛行，直接导致净土宗寺院的发展。京都南部的宇治平等院凤凰堂（1053年）是这一阶段最杰出的净土宗寺院。平等院最初是一处贵族别业，后改为佛寺。它采用了当时邸宅建筑流行的“寝殿造”形式，主要建筑面东，为一正两厢形式，中堂内供奉阿弥陀佛像，中堂与两翼之间以翼廊相连，一泓池水从三面将凤凰堂环绕起来。公允地说，平等院凤凰堂已经把佛教信众心中的净土世界殊胜之景变为现实（图1-3-9）。从形式角度，平等院凤凰堂同时出现了规整对称的殿堂类建筑，以及曲折多边的园林景观，建造者将此两者完美地结合了起来。

平安时代之后，日本进入了中世时代。中世时代历时400余年，又分为镰仓、室町、桃山三个阶段。镰仓时代（1185～1336）日本同中国的文化交流重新活跃起来，此时正值中国南宗禅兴盛的宋代，日僧入宋求法，于12世纪末开创了日本临济宗，随后日本建造了一批禅宗寺院。至镰仓中后期，日本佛教建筑已有多种样式可供选择，比如“天竺样”、“唐样”、“和样”以及“折中样”。“天竺样”也叫“大佛样”，据研究，这种样式源自中国沿海地带（如福建），镰仓时代重建的奈良东大寺南大门和金堂，以及兵库县净土寺净土堂就是典型的大佛样实例。“唐样”亦称“禅宗样”，它是新传入的江浙地区临济寺院样式，现存的圆觉寺舍利殿、正福寺地藏堂和不动院金堂等采用了这种样式。此外还有“和样”，也称“日本样”，它更多延续了平安时代的建筑风格。“折中样”则是前面三种样式的结合，比如兵库县鹤林寺就综合了“和样”的平面布局、“大佛样”的结构方式以及“唐样”的细部做法。总之，中世时代的日本佛教建筑风格已具有多元特征，这既与汉文化输入密切相关，但又并非仅是单纯模仿汉地建筑的结果。中世时代日本建筑的多元性还表现在佛寺与庭园的结合上。相当数量的日本佛寺都具有庭园[48]，而且庭园风格，以及殿堂与庭园的构成关系也具有多种变化。京都金阁寺（1397年）代表了中世日本建筑风格的一端。金阁寺又称“鹿苑寺”，其主要建筑是一座外包金箔的三层楼阁，楼阁位于镜湖池畔，池内营造出奇岩、鹤岛、龟岛、九山八海等景观（图1-3-10），作为室町时代（1336～1573）最具代表性的寺院园林，金阁寺的这种华美建筑装饰体现了当时流行于社会上层的炫耀之风。与这种浮华风气相对的则是禅宗思想，伴随禅宗精神，日本在室町时代开始流行起茶室和茶亭，并在室町晚期出现了枯山水——一种用石、白沙和苔藓营造出的庭园。从14世纪到20世纪，枯山水庭园一直是日本禅寺中十分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知名的实例见于龙安寺、曼殊院、大德寺大仙院以及东福寺等地（图1-3-11）。

总之，从百济样式发展到“唐样”或“和样”，从城市伽蓝演化出山野道场，从规整宏阔的梵宫到结合了枯山水庭园的禅寺，日本佛教建筑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多方位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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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佛教传入中国途径的讨论，参看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第四章“丝路交通与佛法东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阮荣春：《佛教南传之路》，第三章“佛教造像入传中国之途径”，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荣新江：《陆路还是海路？——佛教传入汉代中国的途径与流行区域研究综述》，收入《北大史学》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2]阿育王石柱，亦称“法敕石刻”，多散布于印度境内，斯里兰卡亦存一例。意大利学者马里奥·布萨利认为，阿育王石柱的形式源于波斯柱式，尤其是其柱头顶端样式，一直影响到后期印度建筑所特有的“阿玛拉卡”柱头以及寺庙建筑的屋顶顶部。详见［意］马里奥·布萨利：《东方建筑》，单军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第22～24页。

[3]佛教观念中造塔及礼拜佛塔的种种功德，详见唐地婆诃罗译《佛说造塔功德经》（1卷）和唐实叉难陀译《右绕佛塔功德经》（1卷），这两部佛经皆收于《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卷16。

[4][意］马里奥·布萨利：《东方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第62页。

[5]晁华山：《佛陀之光——印度与中亚佛教胜迹》，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38页。另外，有学者推测，印度人开凿石窟可能受到古埃及人在尼罗河沿岸山崖上开凿岩窟墓的启发。

[6]季羡林：《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896页注释。

[7]参见［英］K.斯卡尔编著，吉生等译：《世界古代70大奇迹：伟大建筑及其建造过程》，漓江出版社，2001年，第123页～125页。

[8]精舍，寺院别称，含义较宽泛，伽蓝和兰若都可译为精舍。

[9]唐人对那烂陀寺的记载，详见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九《摩揭陀国》，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新罗慧轮法师·那烂陀寺》，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另，《西游记》中西天大雷音寺的原型就是那烂陀寺。

[10]晁华山：《佛陀之光——印度与中亚佛教胜迹》，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10页。

[11]关于印度佛寺对汉地佛寺在形制布局方面的影响，详见龚国强：《隋唐长安佛寺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220页。

[12]对中亚地区的范围划定仍有争论，有些学者提出广义中亚和狭义中亚的说法，认为狭义中亚主要指中亚五国，即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而广义的中亚还包括阿富汗北部、印度与巴基斯坦西北部，以及我国新疆地区。本文使用中亚一词，主要包括今天中亚五国，以及巴基斯坦（古代西北印度）和阿富汗一部。

[13]关于中亚在文明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请参看《中亚文明史》第3卷《文明的交会：公元250至750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第1章“历史导言”，第20章“中亚——文明的交汇地”。这两章都是由俄罗斯B. A.李特文斯基先生和中国的张广达教授联合执笔。

[14]贾应逸、祁小山：《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6页。

[15]《大正藏》卷22，第498页上。《摩诃僧祇律》由东晋佛陀跋陀罗与法显共译，又称《僧祇律》或《大众律》，是印度大众部所传之律。法显云：“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是《摩诃僧祇众律》，佛在世时，最初大众所行也，于祇洹精舍传其本，自余十八部各有师资，大归不异，然小小不同，或用开塞，但此最是广说备悉者。”

[16]另参见［巴基斯坦］艾哈默德·哈桑·达尼：《历史之城塔克西拉》，刘丽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章“寺院的模式”。

[17]套斗式顶建筑是游牧民族所居帐篷顶的惯用形制，参见贾应逸、祁小山：《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第140页。

[18][日］宫治昭：《犍陀罗美术寻踪》，李萍译，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47页。

[19]《汉书·西域传》对“西域”的界定：“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按其所指为今新疆南疆地区（即天山以南地区），但《汉书·西域传》之所述却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还包括了天山以北的乌孙和葱岭以西的许多国家。荣新江：《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一文辨析了“西域”一词诸义：其一，狭义西域是指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葱岭以东、玉门以西的地域，即现代地理概念的中亚核心部分；其二，广义西域指中原王朝西部边界以西的所有地域，除狭义西域外，还包括南亚、西亚，甚至北非和欧洲地区；其三，中国学术界往往把“西域”和“中亚”等同起来。

[20]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7、38页。

[21]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1页。

[22]萧默主编：《中国佛教艺术史》上册，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267页。

[23]关于应县木塔结构方式的详尽分析，详见郭黛姮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三卷《宋、辽、金、西夏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第373～395页；[德］雷德侯：《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张总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77～183页。

[24]广胜寺飞虹塔始自东汉建和元年（147），初名“阿育王塔院”，寺以佛塔为主体建筑。据柴泽俊对现存广胜寺之塔与殿堂关系分析，可能现存塔院是在当初古阿育王塔的基座上重建的。详见柴泽俊：《柴泽俊古建筑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238～240页。

[25]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第17页。

[26]杨泓：《中国古代佛教石窟的窟前建筑》，收入周绍良主编《梵宫：中国佛教建筑艺术》，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05～121页。

[27]云冈第二期洞窟以成组的双窟或三窟为特征，主要包括第1、2窟，第5、6窟，第7、8窟，第9、10窟以及第11、12、13窟。详见宿白：《云冈石窟分期试论》，《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宿白：《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文物出版社、[日］平凡社，1991年出版。另，这两篇文章皆收于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

[28]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第99页。

[29]详见潘玉闪：《莫高窟外貌变迁的几个问题》，收入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

[30]温玉成:《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318页。另，梁思成也认为，从奉先寺所遗留下的梁孔、柱孔和槽推测，与宋代营造法式比较接近。参看梁思成《谈奉先寺的保护》，龙门石窟研究所编《龙门石窟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第509页。

[32]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2卷《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第472页。

[33]在印度，“伽蓝”和“兰若”主要体现了众修和独修的功能之别，而汉地的“伽蓝”和“兰若”则更多强调寺院的规模、级别、经济来源等方面区别，可谓文同旨异。

[34]傅熹年：《中国早期佛教建筑布局演变及殿内像设的布置》，周绍良主编：《梵宫：中国佛教建筑艺术》，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84页。

[35]参看曹汛：《中国南朝寺塔样式之通过百济传入日本：百济定林寺塔与日本法隆寺塔》，《建筑师》2006年第2期。

[36]另参看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2卷，第480页，“佛塔位置的变化”条；张驭寰：《佛教寺塔》，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90～92页，“寺院与佛塔关系一览表”。

[37]唐以后，以塔为中心的佛寺布局模式仅存于辽代统治区，除山西应县佛宫寺（1056年）外，尚有辽宁锦州广济寺、内蒙古庆州（今巴林右旗附近）白塔佛寺（1049年，该寺仅存白塔，故名）、庆州释迦舍利塔佛寺等例，其中应县佛宫寺保存最为完整。详见郭黛姮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三卷《宋、辽、金、西夏建筑》，第256页。

[38]白化文：《汉化佛教参访录》，中华书局，2005年，第46页。

[39]五山十刹，中国等级最高和次高的禅寺。据宋濂：《宋学士集》卷十“住持净持禅寺孤峰德公塔铭”载，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史弥远奏请定禅寺等级，设“五山十刹”制。“五山”是指五座等级最高的禅寺，皆在浙江，分别是杭州径山寺、灵隐寺、净慈寺、明州（宁波）天童寺与鄞县阿育王寺。“十刹”是指等级次高的禅寺，分别是杭州永祚寺、湖州护圣万寿寺、建康太平兴国寺、苏州报恩光孝寺、明州资圣寺、温州龙翔寺、福州崇圣寺、婺州宝林寺、苏州云岩寺和台州国清教忠寺。后日本仿我国之制，亦设五山十刹。参看张十庆：《五山十刹图与江南禅寺建筑》，《东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另，王蒙《太白山图》描绘的是信众前往宁波太白山天童寺进香的景象。

[40]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第172页：“寺内建筑布局自由，是南朝佛寺的另一特点。”关于园林化寺院形态的常见手法和实例分析，请参看任晓红：《禅与中国园林》，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8年，第二章“禅的精神与寺庙园林”。

[41]李允鉌：《华夏意匠：中国古典建筑设计原理分析》，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2页。

[42]参看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前言”部分。

[43]吴焯：《朝鲜半岛美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26页。

[44]《高僧传》卷13《慧达传》：“东晋京师长干寺有双塔。”《南齐书》卷53《虞愿传》：“宋孝武帝（454～464）在湘宫寺建双塔，各五层。”稍晚在北朝也出现了双塔，如云冈第二期（约471～494）的第5、6窟，第7、8窟和第9、10窟，这一现象应该是南朝文化因素的结果。

[45]吴焯：《朝鲜半岛美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9页。

[46]吴焯：《朝鲜半岛美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45页。

[47]日本建筑史学者伊东忠太认为，飞鸟时代的日本佛教建筑属中国北朝系，传播途径为北朝经高句丽传入日本；关野贞主张属中国南朝系，为南朝经百济传入日本。关野贞的观点更被学界所认同。参看［日］关野贞：《日本建筑史讲话》，延波书店，1937年；曹汛：《中国南朝寺塔样式之通过百济传入日本：百济定林寺塔与日本法隆寺塔》，《建筑师》2006年第2期。

[48]可参看［日］吉川需编著：《日本的名胜》第1卷《庭园Ⅰ》及第2卷《庭园Ⅱ》（讲谈社，1983年）。该书著录了全部日本古代庭园遗存，并在书末附录了“名胜指定庭园县别一览”。依此表统计，半数以上的日本庭园依附于寺院，现在这些庭园也多由寺院管理，可证佛寺与庭园联系之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