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佛教建筑艺术的传播

传统的观点认为，佛教文化主要是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东传至汉地的。20世纪佛教史与中西交通史取得了新进展，认为佛教文化由多条路径从印度向外传播的，除去陆上丝绸之路外，由印度通向汉地的途径还有南方的海上之路，或许还包括印度、缅甸、云南、四川这条“蜀印”之路。[1] 诚然，海上之路可以直接带来印度佛像及佛画粉本，但对于佛教建筑而言，陆上丝绸之路仍然是最重要的传播路径，因此我们应该顺着印度、中亚、中国、朝鲜与日本这条基本线索认识东方佛教建筑。

一、印度

公元前3世纪中期，北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任国王阿育王皈依佛教，并确立佛教为国教，进而将佛教推广到古印度周边文明地域，使得包括佛教建筑在内的佛教文化迅速发展。阿育王时期建造了一批佛教建筑，其中的阿育王石柱是现存最早的佛教遗迹。阿育王曾敕令在交通要道以及佛塔前树立石柱，今天尚遗存40余座这样的石柱，称“阿育王石柱”[2]。在阿育王石柱中，以地处萨尔纳特（Sarnath）的鹿野苑阿育王柱最为知名（图1-1-1）。该石柱呈圆形，柱身表面铭刻敕文，柱头顶部雕出四头背对蹲踞着的雄狮，雄狮下面的圆盘侧面刻出牛、马、象和狮子浮雕，分别象征着印度的四条大河，动物之间各以法轮隔开。原先柱顶的雄狮承托着一个由32根辐条构成的法轮，可惜法轮早已残损。通过阿育王石柱可知，佛教艺术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建筑与雕塑一体化的特征。

虽然阿育王石柱是现存最早的佛教建筑，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佛教建筑却是佛塔和石窟寺。塔（stupa），亦作窣堵波、浮屠等，原指为安置佛陀舍利而造的建筑物。作为佛陀的化身，塔始终是佛教徒供养礼拜的主要对象之一，[3]印度早期佛教建筑更是以佛塔为主。最初的佛塔仅是一个圆丘，约在阿育王时期发展成为覆钵形式，覆钵被称为“安荼”（anda），在古印度观念中，“安荼”可能具有宇宙起源的象征含义。[4]覆钵上部有平顶和伞盖（伞盖后发展成相轮，即在塔顶竖一根金属刹，用七重或九重铁环套在刹身），下部为圆柱形底座，周围环以布满雕刻的石质栏楯。早期印度佛塔以中印度的巴尔胡特（Bhorhut）大塔、菩提伽耶（Buddhagaya）大塔、桑奇（Sanch）大塔，以及南印度的阿玛拉瓦提（Amaravati）大塔为代表，其中以桑奇大塔最为知名。桑奇共保存三座佛塔，第一塔最精美，所谓桑奇大塔就是指第一塔（图1-1-2）。桑奇大塔始建于孔雀王朝，当时塔的体积仅有现在的一半，后经多次拓展扩建，约于公元1世纪建成现在的样子。现在桑奇大塔有两道石栏楯，外栏楯四面建有四座石质塔门，塔门门柱和横梁上满刻造像，并出现了本生与佛传浮雕。信徒礼拜佛塔时从东门入内，顺时针绕塔一周，与太阳运行方向一致。印度佛塔与阿育王石柱一样，都具有建筑与造像一体化的特征。

石窟寺是另一种重要的佛教建筑形式，它是在河畔山崖开凿的修行道场，简称石窟。石窟寺的开凿起源于古印度，印度现存的各类宗教石窟总数有1200余座，其中约有四分之三是佛教石窟，其余则属于印度教或耆那教。[5]印度石窟有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礼拜用窟，称支提窟（chaitya）或塔庙窟；另一种是僧侣居住用窟，称毗诃罗窟（vihara）或僧房窟。印度石窟以阿旃陀（Ajanta）石窟和埃罗拉（Ellora）石窟最为重要，前者是纯粹的佛教石窟，后者则分属于佛教、印度教以及耆那教。阿旃陀石窟位于印度西部德干高原文达雅山悬崖上，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一“摩诃剌侘国”曾对阿旃陀石窟作过较为详尽的记载。阿旃陀石窟开凿年代集中在两个时期，早期洞窟开凿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晚期开凿于5至7世纪。[6]阿旃陀现存29座洞窟，这些洞窟环布在敞开的马蹄形山崖上，绵延约有550米，其中有5座支提窟，其余24座皆为僧房窟 [7]（图1-1-3）。除去建筑形制价值外，阿旃陀石窟的雕刻及壁画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尤其是其壁画保存较好，是印度石窟中最多的一处。由于阿旃陀石窟的壁画绘制于不同时期，因此无论是风格形式还是绘画题材，都为印度佛教艺术提供了绝好的参照系。

除石柱、佛塔和石窟寺外，印度佛教建筑还包括地面寺院。印度佛寺分为两类：第一种叫“僧伽蓝摩”（samghrma），简称“伽蓝”，是供僧众居住的园林或寺院；另一种叫“阿兰若”（aranya），简称“兰若”，指用于少数出家人修行与居住的僻静场所。据佛经记载，最早的寺院是佛陀时代的两大精舍，[8]即王舍城的竹林精舍和舍卫城的祇园精舍，但其具体情况已不得而知。前文已述，佛塔是早期印度佛教徒的主要礼拜对象，因此古印度出现了以佛塔为中心的佛教寺院。印度最宏伟的寺院是位于中印度王舍城之北的那烂陀寺（Nalanda），通常认为该寺创建于笈多朝鸠摩罗笈多时期（5世纪前半叶）。在公元5至12世纪之间，那烂陀寺作为印度最大的佛教寺院，同时还成为亚洲佛学中心，唐代僧人玄奘（约600～664年）和义净（635～713年）曾先后负笈那烂陀寺求学取经。[9]现在那烂陀寺遗址已全部经过考古发掘，遗址南北总长约500米，东西约宽250米，寺院由十多个僧院和塔院组成（图1-1-4）。寺院东部有八个僧院，背东面西呈一字排开，通常佛殿设于僧院中央或东墙中间，僧房环列于僧院四面。寺院西部是礼佛区，其中西南端的大佛塔可能是那烂陀寺早期礼拜中心，中部的四层砖石结构佛堂是后期礼拜中心。[10]由于玄奘、义净等中国高僧有过在印度佛寺长期生活的经历，此外还有一些印度高僧（如开元三大士）直接来华传法，故而印度佛寺可能对汉地佛寺产生过直接影响。[11]据《法苑珠林》卷二十九记载，唐代使者王玄策曾于7世纪中叶多次出使天竺，并把印度佛寺图样带回长安。总之，我们在强调中亚西域在佛教传播史上具有重要的中介地位同时，也不能忽视唐宋之际中、印两国的直接文化交流。

二、中亚

中亚地区指的是帕米尔高原与里海之间的广大区域。[12]该地区多山、多沙漠，因此其文明形态以游牧和商业文明为主，有别于中原和印度以农耕为主体的文明形态。在佛教的传播史上，中亚地区是印度与中国陆路交通的必经通道，因此具有重要地位。以更广阔的视野审视中亚，它还是欧亚大陆上几大古文明（中国、印度、波斯、罗马、阿拉伯文明等），以及不同宗教（佛教、基督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同时还包括不同种族（月氏、匈奴、柔然、粟特、突厥、回鹘、蒙古等）之间相互接触、冲突、交流以至整合之交汇地。[13]

公元前3世纪中叶，佛教传至西北印度，随后遍及中亚各地。中亚地理、风土及文化特殊性，使得中亚佛教出现了很多有别于印度佛教的特征，中亚佛教建筑也与印度多有不同。其中一个特点就是中亚地区多佛寺而石窟相对较少。考古工作者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阿姆河以北地区发现不少寺院遗址，从时代上看，中亚佛寺比较集中于贵霜王朝（Kushan）时期（公元1世纪末至5世纪初）。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定都于犍陀罗（Gandhara）地区的白沙瓦（Peshawar），因此犍陀罗地区是中亚佛教遗迹最集中的区域，尤其是白沙瓦东面的塔克西拉（Taxila）。根据已发掘的寺院遗迹可知，中亚佛教寺院分为平原寺院和山地寺院两类，山地寺院的数量更多。中亚佛教寺院有一定布局规律，通常由塔院和僧院构成，塔院和僧院相对分离，二者之间以建筑、围墙或中庭相隔。塔院以大塔为中心，周围环以小塔和佛堂，佛像置于塔院和佛堂内。僧院是以僧房围合而成的矩形庭院，除僧舍外，僧院还设置了讲堂、食堂、库房等建筑。[14]中亚佛寺的这种布局规律可以在释典中找到依据。《摩诃僧祇律》卷三三云：

起僧伽蓝时，先预度好地作塔处，塔不得在南，不得在西，应在东，应在北。不得僧地侵佛地，佛地不得侵僧地。若塔近死尸林，若狗食残持来污地，应作垣墙。应在西若南作僧坊。不得使僧地水流入佛地。佛地水得流入僧地。[15]

《摩诃僧祇律》中所谓的“佛地”和“僧地”分别与塔院和僧院相对应，“不得僧地侵佛地，佛地不得侵僧地”，正是中亚佛教寺院的总体布局原则。考古材料也可以支持这一原则，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中亚五国发掘出的佛寺遗址与上述布局原则基本相符。[16]（图1-1-5）

中亚佛塔也与印度佛塔不同。犍陀罗地区的佛塔在印度佛塔的基础上逐渐升高，具有强烈的竖向趋势，甚至塔身演化为多层，改变原来的覆钵式佛塔形扬石窟位于阿富汗兴都库斯山脉的南北交通要冲上，约开凿于公元4至8世纪。洞窟群东西绵延约1300米，现有751个编号洞窟以及著名的东、西两大立佛像。根据法国考古学家和日本学者樋口隆康的调查，巴米扬石窟的洞窟平面形式有正方形、长方形、八边形、圆形和不规则形等几种，其中长方形窟数量最多。石窟的窟顶形式分为平顶、穹隆顶、纵券及套斗顶[17]几种，这些窟顶形式与平面形式相互组合，形成了复式。另一方面，犍陀罗地区佛塔的底座基本上呈方形，底座四周列有倚柱，柱头为希腊、波斯样式，柱间设有佛龛或布满雕像，这个特点也与印度窣堵波的圆形底座形成了鲜明对比。总之中亚佛塔完成了佛塔形式的一次重大改革。如著名的迦腻色迦大塔，就体现出中亚佛塔的上述两个特点。迦腻色迦大塔位于白沙瓦东南的沙基克代里镇，又称雀离浮屠，该塔始建于贵霜王朝盛期（约公元3世纪中期）。据东晋法显《佛国记》记载，此塔高四十丈，顶上有二十五个相轮，计三十丈，塔上雕有佛陀与菩萨像，以及本生图等，壮丽威严。北魏宋云《宋云行记》及玄奘《大唐西域记》也都记述过此塔。根据考古发掘，迦腻色迦大塔底座呈方形，边长87米，底座四边伸出台阶，阶梯道呈十字形，周围另有小供养塔，大塔内部发现了迦腻色迦王舍利盒。日本学者桑山正进认为，犍陀罗佛塔这种方形底座的形式，大约是受到了古罗马方形石棺和祭坛的影响。[18]中亚地区还出现了很多供养小塔，其形式与大塔相仿，同样具有方形底座、多层塔身以及多重伞盖等特点（图1-1-6）。此外，供养小塔表面多有浮雕造像，受到了艺术史学者的重视。由于中亚地区大佛塔残损现象较严重，因此这批供养小塔的材料就显得弥足珍贵，由此可见中亚佛塔形制之全貌。

虽然中亚地区多佛寺而少石窟，但巴米扬（Bamiyan）石窟却是极为重要的佛教遗迹。巴米杂的洞窟形制。巴米扬东大立佛龛位于第155窟，佛像为石胎泥塑形式，像高38米。西大立佛位于第620窟，龛高58米，像高55米（图1-1-7）。7世纪，玄奘曾亲临巴米扬，其《大唐西域记》记载东大佛“高百余尺”，西大佛“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宝饰焕烂”。巴米扬石窟窟内均有壁画，以佛、菩萨、日神、月神、飞天、供养者等图像为主，并出现了多幅涅槃图。东大佛龛顶的太阳神像反映了中亚文化中的西方因素。此外壁画中多次出现的千佛图像体现了大乘佛教世界观念。巴米扬很少有佛塔建筑或支提窟，与印度甚至犍陀罗地区以礼拜塔为主的佛教礼仪有别，这里所礼拜的主要对象是佛像。巴米扬石窟体现出了中亚地区佛教信仰的特点，即佛像崇拜业已取代了佛塔崇拜。

三、西域

狭义的西域是指我国新疆地区，它介于中亚与汉地之间。[19]汉唐之际，鄯善（楼兰）、于阗、疏勒、龟玆、高昌、焉耆等国先后兴起，各地佛教都极为兴盛。2世纪至5世纪，西域佛教以小乘为主，但也有些地区流行大乘或大小乘混合佛教。5世纪以后，大乘佛教渐成主流。随着佛教的兴盛，新疆各地广泛建塔凿窟、修寺崇佛。在佛教艺术研究中，西域佛教建筑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首先，新疆佛教建筑广泛继承了中亚因素。比如新疆地区的佛塔，不论是于阗热瓦克大塔（图1-1-8），还是疏勒的莫尔佛塔，抑或是龟兹的苏巴什佛寺大塔，都具有正方形底座和圆柱形塔身，形制与中亚佛塔一脉相承。其次，新疆佛教艺术还发展出很多本地特征。克孜尔石窟中出现了礼拜用的大像窟，虽然大立佛实物已不存，但据研究，龟兹地区的大像窟既早于葱岭以西地区的中亚和南亚，也早于新疆以东的内地，因此“开凿大像龛和雕塑大型立像，或许是龟兹佛教艺术的一个特点”，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20]此外，后期新疆佛教艺术还愈加具有汉化倾向，这点在壁画和建筑装饰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总之，新疆佛教建筑是研究印度及中亚地区同汉地佛教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的珍贵材料，理应受到格外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