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动荡中的南北政局

第一节 北方的直奉妥协共治

一 第二次天津会议与直奉政治妥协

直皖战争结束后，皖系因失败而基本退出北京政治舞台，直系认为己方是战争的胜利者，耀武扬威，表现高调，力图把持北京政治；但奉系亦自认其出兵参战，对直系的胜利出力甚多，同样企图在北京政治中分一杯羹，为己方势力自关外伸入关内并登上中央政治舞台打下基础。奉系首领张作霖与皖系尤其是皖系首领段祺瑞的个人关系一向不错，再加上双方同与日本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关系，所谓同气相通，故在对直皖战后问题的处理方面，奉系的看法显与直系有别，张作霖尤其对吴佩孚咄咄逼人的高调政治表现颇为不满，北京政治的主要矛盾遂由战前的直皖矛盾逐渐向直奉矛盾转化。只是由于战争刚刚结束，直奉双方都需要瓜分战争的胜利果实，调整派系之间及派系内部的利益关系，双方的矛盾尚在隐忍未发之态，北京政府便处在由直奉两系政治妥协所决定的共治状态之下。貌似独立第三方的大总统和内阁，虽然也希望表现自己的独立性，但实际上处在直奉两系争斗的夹缝之间，动辄得咎，难有独立而言。

直皖战后，直奉两系经由天津首脑会议，对若干善后问题作出决定，暂时稳定了被战争打破平衡的北京政局。但因为各方利益不一，天津会议仍然遗留了若干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在直奉两系争斗的背景下，这些未决问题不时对北京政局的稳定构成威胁，尤其使处在对直奉谁都不能得罪、也得罪不起之地位的北京政府总理靳云鹏，深感“小媳妇难当”，大呼头疼。为此，由靳云鹏主动发起，邀请直、奉两系头领曹锟和张作霖二次聚会天津，讨论并解决直皖战后的若干未决问题。为了保持派系之间的平衡，加强自己讨价还价的地位，靳还拉来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王占元参加此次会议。实际上，靳云鹏也知道，会议的主角当然是曹锟和张作霖，他们的决策就是北京政府的行事指南，他不过是恭陪末座，看人眼色，听命而已。

1921年4月25日，曹锟、张作霖、靳云鹏、王占元在天津举行所谓“四巨头”会议，讨论议题包括国会选举、内阁重组、“南北统一”、“援库”，等等。直、奉两系勾心斗角，为各自的利益斤斤计较，不遑相让，惟格于内外环境，一时尚不能决裂，故可维持大体平衡，得出暂时的妥协。

国会问题。经上年天津会议的决定，1920年8月30日，安福国会在常会到期后自行宣布休会。随后，大总统徐世昌在10月31日通令全国谓：“和平、统一、善后各端，亟待次第施行。国会为全国人民代表，关系綦重，所有参众两院，应即重新选举，著内务部即依照元年八月十日公布之国会组织法，暨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督同各省区长官，将选举事宜迅速妥善办理。”徐世昌的如意算盘是，通过国会选举，回避新旧国会之争，建立新“法统”，有利于延续其总统地位，同时也杜绝南方的“护法”口实。但南方护法国会以维护民国旧有“法统”为己任，要求恢复旧国会，反对再选新国会。各省北洋督军信奉实力为上，对国会选举这种无味把戏兴趣不大，自然应者寥寥。皖系地方实力派、浙督卢永祥反对举办国会选举，认为“舍本求末，疑问尤多”。刚刚在战争中击败皖系的直系头号大将吴佩孚，认为卢的态度对其废弃南北国会、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有利，遂大加支持。1921年1月7日，吴致电曹锟，认为“彼既有正大之主张，我即当顺而从之，以表示声气之同。倘执意阻止，见解两歧，不特团体有碍，我将自陷于孤立地位矣”。2月3日，吴佩孚又致电直系山东与河南督军，表示“中央突办不合法之新选举，实别有作用，推测将来，必陷国家于无政府地位，实深危惧”，要他们“各速出电，极力赞成”卢的主张。在吴佩孚的心目中，北洋“团体”的利益实高于所谓“法统”。由于当事各方对新国会议员选举都不甚积极，除了江苏之外，全国各省在预定时日都没有举办选举。第二次天津会议期间，为了敷衍徐世昌的请求，由曹锟、张作霖、王占元领衔发表通电，催促各省从速办理国会议员选举，并向卢永祥疏通，以打消其反对意见。但说到底，曹、张、王对选举这样“劳民伤财”而又无甚实际效果的事也都不热心，在做足了发表通电的表面文章之后，也就不闻不问了，国会选举事从此不了了之。

内阁问题。上年天津会议决定由靳云鹏出任内阁总理，但靳组阁是各方妥协的产物，不能任由其决定人选，故其属下出身交通系的财政总长周自齐、交通总长叶恭绰与靳不合，他们把持财政，与靳为难，企图以财政困难逼靳下台，然后拥本系首领梁士诒组阁上台。他们的如此作派，自然使其与靳云鹏的矛盾激化，势如水火，而靳又不愿即时下台走人，故不得不向直奉两系讨好求援。虽然张作霖不无支持梁士诒之意，但亦无意在此时与直系搞僵，所以在第二次天津会议期间，曹锟、张作霖、王占元均表示，“默察大势，际兹国家濒危，内政外交非靳莫属”，决定“拥护靳阁勿使遽去，以维大局，除径电劝慰外，各省同胞，咸具爱国热忱，请一致主张拥护靳阁，以奠邦本”。靳云鹏得到他们的支持，随后在5月中旬进行内阁改组，总算暂时稳固了自己的地位（详见后述）。

“南北统一”问题。在军阀相争时代，军阀们在朝时就高唱“统一”，在野时便声言“自治”，南北无不如此。由于此时南方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统”上亦与北方分裂的客观现实，当军阀们掌握了北京中央政权时，自然就要鼓吹“统一”，而且为解决财政困难，便要向外国银行团借款，但外国银行团是否借款，又要以能否“统一”为条件，因此，无论直、奉两系何人在北京当家，都得高调推行“统一”。上年的天津会议，决定由靳云鹏致电南方各省，讨论“统一”问题，但结果是空有电文往返，不见“统一”行动。此次天津会议，决定由王占元负责与南方谈商“统一”，因王所占湖北地盘直接与南方各省相邻，而王从自身利益出发，亦有意拉拢南方各省，抬高自身地位。然而，南方军阀割据势力已成，同样不愿归附于他人，所以当第二次天津会议传出王占元将与南方谈商“统一”的风声之后，南方各省的军阀首领便纷纷公开否认有其事。湖南赵恒惕称：“吾人为争人格而驱张，焉肯自贬人格以投北乎？”贵州卢焘亦称，对于“南北均不附和”，“滇黔已宣布联防，与北归无关”。所谓“南北统一”，在“和平”条件下自无法实现，而无论直奉又没有动用武力的实力和准备，最终结果也只能是徒放空言而已。

“援库”问题。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外蒙王公失去沙俄奥援，1919年11月外蒙撤销“自治”，中国军队重入外蒙。1921年，外蒙形势又发生变化。白军恩琴部于2月占领库伦，中国军队被迫撤离。3月21日，外蒙重新成立“独立”政府。值此外蒙局势动荡之际，社会舆论遂有“援库”呼声，希望中国出兵，保持对外蒙的主权。直奉双方对此都在唱高调，摆出势在必行之态，实则各有打算。直系希望由奉系出兵，以此削弱奉系争霸北京的实力，有利于自己控制北京政局。奉系因其地盘和军队靠近外蒙，对出兵似乎责无旁贷，实则是企图以此谋取控制热、察、绥地盘，进而增强与直系争夺北京中央政权的实力。当曹锟征询吴佩孚对出兵外蒙的意见时，吴认为：“小徐（树铮）自去年失败后，无一日不图报复。此次利用寇扰塞北，妄冀调虎离山，乘内地空虚，袭而取之。此声东击西之诡计也。我若出师援库，正堕彼术中矣。”第二次天津会议前，吴又电曹谓：某方“总以激动直军，竭尽全力援库，一出长城，即不能还师内地为得计。此系安福某要人希图一网打尽之毒计。……我帅此次赴津之行，于我军之利害关系至重且大，特恳切禀陈，祈注意以上情形防之。”曹锟接受了吴佩孚的意见，由吴出面恭维张作霖“统辖三省，威名远播，有雄师劲旅，当能为国效命”；建议“长城以北之边防，请雨帅（张作霖）完全负担”；长城以内“应由我帅（曹锟）担任保持”；长江流域“则由鄂赣两督，联合川湘，协力维持”；闽浙方面，“有鄂督负责”;“如此分别负担，实力进行，则中央无北顾之忧，而中原有金汤之顾，防内防外，措置裕如之全策也”。心怀个人打算的张作霖则顺水推舟，表现出乐得接受直系的倡议，第二次天津会议决定由张作霖全权负责“援库”。5月30日，徐世昌任命张作霖为蒙疆经略使，节制热、察、绥特区，令其“整肃师旅，迅图戢定”，后方策应事项，由曹锟、王占元“随时会商妥善办理”。张作霖随即组织“征蒙军”，摆出出兵架势，实则雷声大雨点小，除了借此“向叶恭绰硬敲二百万元”外，始终未曾出动过一兵一卒。6月12日，张作霖致电北京政府，谓外蒙匪势已成，今后宜先劝慰王公，严剿余匪，电令活佛归顺，“如其不悟，再兴干戈，以示怀柔而息边患”。“援库”、“征蒙”就此不了了之。而张作霖却以此名正言顺地得到了热、察、绥地盘，并以此为借口，扩充兵力，索取军费，否则即声明“宁为时日上之牺牲，决不冒昧从事”。据说，在第二次天津会议期间，张作霖借“援库”讨得300万军饷，而曹锟只得50万，引得曹锟四弟曹锐大骂靳云鹏：“你不配当家就得滚蛋！”而靳得张作霖助，不甘示弱，回骂道：“我不当让你来当，谁当总理谁是王八蛋！”活脱脱表现出军阀治下政治的流氓性和无序性。

4月28日，“四巨头”第二次天津会议结束。经过此次会议的讨价还价，直奉两系达成了暂时的妥协，从而维持了北京政府在直奉共治下的暂时稳定。直奉两系在此次会议上各有所得，曹锟和张作霖都表示满意，但直系头号大将吴佩孚没有参加此次会议，张作霖排挤吴而向曹锟示好的举动，非但不能拉近他和直系的关系，反而埋下了吴张交恶的种因，成为造成后来直奉关系极度恶化的重要因素。而且，此次会议未能解决直奉双方的基本矛盾，即由谁控制北京政府，进而成为“中央”的代表。直奉共治不过是双方实力大体均衡的产物，但这种均衡是非常脆弱而不稳固的，一旦再遇有双方的利益之争，均衡即易转化为不均衡，当双方矛盾发展到不可缓和的地步时，最终还得靠武力解决问题。由直皖战争和二次直奉战争的进程可知，北京政治的稳定与动荡，在相当程度上即系于北洋皖、直、奉三大派系间的实力均衡与不均衡的关系演变。

二 北京内阁改组与直奉分割地盘

国务总理靳云鹏虽然是第二次天津会议主角曹锟和张作霖的陪衬，但曹、张在会上达成的妥协对靳维持个人地位却是有利的，就此点而言，靳云鹏也算是第二次天津会议的赢家。

靳云鹏内阁在直皖战后的产生，本也是直奉妥协的产物，但靳阁财政总长周自齐和交通总长叶恭绰均为交通系干将，成日图谋本系利益，“百计保持本系势力”，力图拥戴本系首领梁士诒组阁，以更进一步壮大自身实力。偏偏他们所掌握的部门，又是北京政府的软肋，因为“目下财政困难已达极点，各省非特不能接济中央，反向中央尽力要索，中央无生财之道，不能不取之于外债。而借用外债，不能不有抵押品，故交通、财政几成内阁养命之源”。他们即利用北京政府的财政困难和其掌握的财权，频频发难，使得内阁总理靳云鹏的日子十分难过。

在后袁世凯时代，北京政府的权威尽失，进项有限，财政十分困窘，“完全靠借债过日子”，财政总长也就成了政府中最关键也最难当的成员，负有为政府找钱、维持政府正常运转的重要使命。靳阁成立后，财政本已很困难，无论是向外还是向内借款，因抵押将尽，债主们都不愿轻易出手。靳云鹏决定实行财政改革，1921年3月5日，由国务院通电各省称：“整理财政计划，决计实行。关于内债一节，已与国内银行界议定具体办法。惟整理财政，皆与军费有关，特交阁议决定召集各省财政军事会议，相应电报查照，希即迅速派员来京参与会议。”此次会议的结果，是提出建立“整理内债本息基金”，将政府所发各内债分别整理，以利继续借新债。但此项计划能否实现姑且不论，即便实行也是缓不济急，且因政府债信不佳，市场上的债票价格还在继续大跌。正值此时，张作霖索要“征蒙”军费数百万，各地战争继起，各路军阀催饷电文纷至沓来，靳云鹏应付无术，甚而北京政府各机关亦不能按时发薪水，各部欠薪有多至数月者，其中以教育部最甚，自直皖战争结束后即未从财政部领到分文。面对如此窘境，本负有筹款之责的财政总长周自齐，非但不为靳云鹏排忧，却联手交通总长叶恭绰，“遇事独断，无一项禀呈靳揆”，动辄向靳使脸色撂挑子，告其财政不敷甚巨，无法维持，而“无论中外银行，相戒决不投资于政费”，企图以此逼迫靳云鹏下台，由交通系另组新阁。靳云鹏忍无可忍，“恨之入骨”，但又无计可施，只能在第二次天津会议期间低声下气地恳请曹锟和张作霖出手相助。曹、张都对靳未能满足己方的需索表示不满，但如果更换靳阁，又将牵动各方敏感的神经，引发新的矛盾，是此时曹、张所不愿见者。因此，曹锟和张作霖都对靳云鹏表示安抚，支持他继续主持阁政。有了曹、张的支持，靳云鹏遂不再忌惮于交通系的脸色，为了赶走内阁中的交通系干将，他干脆自导自演，在5月14日宣布内阁总辞，随即由徐世昌下令重新任命他为国务总理，另组新阁。靳云鹏提名李士伟为财政总长，张志谭为交通总长，总算使财政、交通两部的权力回到了自己手中。但是，李士伟曾任中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与日本的关系比较密切，此时日本正在谋划将段祺瑞政府时期所借的日本对华无担保借款，以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实际变为有担保借款，此事受到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报章仍以其亲日色彩颇有违言”，李不敢到任，财政部只能由次长潘复代理部务。

靳云鹏挤走交通系，重新组阁，并得到直奉两系的支持，似乎可以施展一番了。靳云鹏对外公开宣布其施政方针为：一、先谋国内统一，征蒙平粤，接洽湘、滇、川、黔，双管齐下，以期早谋和平；二、整顿全国财政，维持金融，入手办法，仍在整理税则，清理积欠；三、添设各省省长，实行军民分治；四、清偿欠饷，入手裁兵；五、扩充利源，振兴实业。虽然如此，上述政见也不过是靳云鹏唱高调而已，实际根本无法实行。“国内统一”遥遥无期，整理财政难以进行，向手握兵权的军阀头领要求“军民分治”、“入手裁兵”，实无异与虎谋皮。而在实际政务方面，直奉两系对靳云鹏的支持都是有代价的，为了满足他们的各种需索要求（如双方都谋求获得更多的军费），靳云鹏实穷于应付，而当他们的要求稍有不合（如双方都谋取同一地盘），靳云鹏的日子就更难过了。所以，靳云鹏看似是北京内阁改组的受益者，惟其实际究如何，他的内心世界当有更深的体验吧。

直奉两系除了在中央层级的利益争夺外，地方层级的利益争夺也是无处不在，其中尤以对各省督军职务的争夺更为激烈。

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归根到底是地盘之争，有了地盘就有了兵源财源，也就有了军阀赖以为生的实力所在，而各省督军就是军阀争夺地盘最重要的支撑。直皖战后，两次天津会议及其间隙期都讨论了直奉双方的地盘分割问题。“地盘问题，尤为此次解决之重要事件。大约张争热、绥，曹要陕、甘，皆非达目的地不止”。直奉两系为此互不相让，有激烈的交锋，最后的结果则维持了大体的平衡，直系在捞取实力、地盘方面略占上风。

安徽督军。在直皖战后皖系余存的地方督军中，皖督倪嗣冲可谓皖系老臣，但因其年老多病，常住天津，与皖政已经疏离，故成为直奉两系都在打主意的对象，而不似其他皖系地方督军，因握有实权而不便遽然下手。张作霖先是保荐自己的儿女亲家张勋出任皖督，曹锟则以张勋为复辟祸首不得人心为由反对之。其后张作霖又保荐自己的另一儿女亲家鲍贵卿，同样为直系所反对，直系实则是不愿看到奉系势力伸展到长江流域。就在直奉僵持之际，江苏督军李纯保荐张勋旧部、徐海镇守使张文生为皖督，直奉双方于此都可接受，而李纯则因此将徐海地盘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1920年9月16日，北京政府免去安徽督军倪嗣冲的职务，任命张文生暂署安徽督军。

苏皖赣巡阅使。李纯是直系在长江流域镇守的大将，就其地位、资历和名望而言，实不输于曹锟和吴佩孚。直皖战后论功行赏，北京政府于1920年10月2日任命李纯为苏皖赣巡阅使，与曹锟的直鲁豫巡阅使、张作霖的东三省巡阅使和王占元的两湖巡阅使可谓平起平坐，还高于吴佩孚的直鲁豫巡阅副使的职务，而且苏、皖、赣三省的地位及其对外联络的方便，也胜过其他省份，李纯在当时政坛地位之重要可以想见。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十天过后，李纯突然在10月11日晚举枪自杀，留下了有待后人解读的谜团。李纯死后，苏皖赣巡阅使出缺，张作霖再次保荐张勋出任此职并兼江苏督军，力图将奉系势力扩张到长江流域，但从张作霖屡次保荐人皆鄙之的张勋亦可见，其夹袋中实在找不出什么能拿得出手的干才。然长江流域素为直系势力范围，绝不能容忍奉系插足其间，因此曹锟推出北洋元老王士珍接任。结果，双方“相持不决”，王士珍“表示不就”，张勋则“暗中大施活动”。张的旧部为此“乞援奉天”，奉系高层甚而有“如直派必欲再争三江巡使，即惟有以武力对待”的说法。不过，在直奉相争中，直系还是占了上风。12月3日，王士珍被任命为苏皖赣巡阅使，但江苏各界群起反对，希望由苏人治苏，本已淡出政坛的王士珍遂声明不就职。吴佩孚内心里也不希望再见到有人在如此重要的巡阅使职位上成为未来的竞争对手，便附和苏省舆论，指使名流人士张一麐出面，声言“从官制说，苏皖赣本无此官，只以李纯调和南北，政府嘉之，而畀以此种虚衔，以示荣宠。然李纯未就职而殁，此官并无再设之理”。苏皖赣巡阅使职的任命从此被搁置，1921年1月，此职被裁撤。

江苏督军。李纯自杀后，为了向长江流域伸展势力，张作霖还曾表示自己愿任江苏督军，而由张勋任奉天督军，事为直系所反对。此时正值苏皖赣巡阅副使齐燮元为谋自身利益而极力靠拢曹锟和吴佩孚，吴佩孚即保荐齐燮元为江苏督军。10月15日，北京政府任命齐燮元代理苏督，江苏仍为直系的地盘。

陕西督军。陕督陈树藩为皖系干将，直皖战后直系亟欲获得陕西地盘，将势力伸入西北地域，而陈树藩与陕西民军的纷争，恰为直系去陈准备了口实。吴佩孚电商曹锟，请其“速与中央切实交涉，克日将陈督明令罢免”。张作霖也想染指西北，“援库”问题发生后，他以“征蒙”为借口，企图进军陕西，从侧翼牵制北京政府及直系势力。面对张作霖的动向，吴佩孚又表示：“现在陕省内讧未息，故欲平蒙，必先定陕，欲定陕必先黜陈。……陕局定而平蒙计划方能继续着手，陕局未定以前，请张总司令严整所部，持镇静主义，密为防守，以待时机。”1921年5月，曹锟和张作霖在第二次天津会议结束后入京，与徐世昌继续商讨地盘分割问题。张作霖第三次保荐张勋出任热察绥巡阅使，曹锟则提出以直系获得陕西地盘作为交换条件。热察绥本已划为奉系的势力范围，张作霖不甘以此已经到手的利益而放弃陕西，遂又保荐奉系将领许兰洲督陕。曹锟本意是将陕西地盘交给自己的亲信、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但与奉系僵持不下。此时王占元提议由驻鄂二十师师长阎相文督陕，阎与王虽同为直系，但毕竟所处地位不同，王担心阎部驻鄂是对自己地位的威胁，而将阎部调走，既可使王安心，又为直系争得地盘，虽然不是曹锟心仪的方案，但在直奉相争的背景下，曹锟也乐得接受。由于有曹锟和王占元两人的力荐，张作霖终落下风，5月25日阎相文被任命为陕西督军。

陕督风波虽在直奉之间暂告段落，惟陈树藩却不甘就此交权，他一方面以拨付数年欠饷、俟陕军改编后再移交、陕军官佐不得淘汰遣散、新任不得带重兵（至多一师）为交权的条件，以为拖延之计；另一方面又指使部下多次致电北京政府，声明陕军一致拥护陈树藩，对陈的免职“全体将士誓死不承认”，陕境安危悉视陈去留为转移，务请政府收回成命，否则当惟力是视，不知其他。由于陈树藩不愿去职的强硬态度，直系和平获取陕西地盘的企图落空，陕督之争成为直系与皖系残余势力赤裸裸的武力较量。

为了解决陈树藩，吴佩孚组织了定陕军，自任总司令，下令阎相文的第二十师、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和吴新田的第七师，自豫西和鄂西北分路入陕，并得到依附直军的陕西三原民军“靖国军”胡景翼部的策应，陕西省长刘镇华“对于陕局，纯抱观望主意，看风使船”。6月21日吴佩孚致电曹锟，要求中央“迅速颁发讨伐令，声陈之罪，以锄悖逆，而整纲常”。曹即电致阎相文称：“定陕利在速进，敏捷解决，迟恐旁生枝节，牵动大局。”7月2日，吴佩孚发出总攻令。5日阎相文军进占临潼，陕西省长刘镇华出面调和，吴佩孚以“事已至此，迫于眉睫，尚何有磋商之余地”为由，令阎“刻速进行”。陈树藩无力对抗优势直军，步步后退，7日阎部占领西安，阎相文随即通电接任陕督，冯玉祥旅则扩编为第十一师驻咸阳，冯以师长兼任陕西剿匪总司令。陈树藩部最终退至陕川边界，背靠四川，联络川军，继续抗直。

陈树藩下台，阎相文就职，直系势力终以武力方式打入西北。但蹊跷的是，8月24日，刚刚出任陕督不过一月有余的阎相文，又突然吞鸦片自戕而死。冯玉祥随即署理陕西督军，成为冯系势力在西北发展壮大之始。不过，冯玉祥在陕西同样面对地方民军的挑战，主客军常年混战不已。冯虽收编了“靖国军”大部（胡景翼部即改编为陕军第一师，胡任师长），然始终不能完全平定陕西，致冯亦不安于位，颇思另谋发展地盘。冯玉祥与吴佩孚有隙，吴驻节洛阳，距陕西可谓近在咫尺，却对冯的求援请求不闻不问。“冯以陈（树藩）、于（右任）、郭（赫，民军头领郭坚之子）所部愈逼愈紧，竟誓师进攻西安”，“特向中央辞职”。直到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率部离豫北上作战，豫督赵倜在直奉之间首鼠两端，直系需要己方人马镇守河南，吴佩孚才同意冯玉祥调河南任豫督。在外界观察，冯玉祥“不去河南洛阳镇守，直军未必能战胜奉军，就是战胜，也未必有如此之快”。可是作为当事人，吴佩孚与冯玉祥心结已成，互生恶感，“吴氏嫉冯玉祥与己争名，不能指挥自如，视为傀儡，因而决心去冯，以鄂豫两省连成清一色的地盘”。这又为其后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倒戈反直埋下了种因。

对皖、苏、陕督的争夺，直系占了上风，而奉系则得到了热、察、绥地盘。虽然热、察、绥地处偏远，地广人稀，经济不发达，但是地方实力派仍不愿轻易放手。热河都统、北洋老将姜桂题公开反对奉军入据热河，声称“热河的治安，桂题当负完全责任。……奉军第二十八师勿庸来热相助，否则主客两军，因事发生冲突，桂题不负其咎”。他还下令所部备战。而张作霖据有热河的决心已定，不会退让，遂令汲金纯的第二十八师准备武力进驻，热河战事一触即发。但因姜桂题与曹锟的关系比较密切，张作霖对是否立即动武还是有些犹豫。恰在此时，河南督军赵倜不甘受吴佩孚的压迫，向张作霖求援，张遂请赵劝姜让位。姜桂题在豫置产不少，赵倜是其旧部，对姜的产业多有保护，赵出面说合，姜不能不接纳，兼以姜毕竟年近八十，来日无多，北京政府又答应补发他的军费，并给他地位尊崇的虚职，也使姜的易职颇有面子。如此这般，终使热河易督事在经历了大小军阀之间种种迂回曲折复杂的勾兑之后终有转机。9月11日，北京政府下令调姜桂题为陆军检阅使，任命汲金纯为热河都统。21日又将察哈尔都统王廷桢调离，任命张景惠为察哈尔都统。张作霖最终如愿获得热察地盘。

在直皖战后的地盘分割方面，张作霖“分得东三省及热察绥三特区”，“张大帅之实力、地盘，使曹、王二使望尘莫及”；但张作霖却并不满意，认为“曹锟分得直、鲁、豫、秦、陇、晋六省”，得的太多。如果就省区数量而言，曹锟和张作霖所获在伯仲之间，各有优长。但如就所获省区的经济富庶度、政治重要性及其对军阀执掌中央政权的意义而言，曹锟、吴佩孚的直系确实胜过张作霖的奉系。直系所占各省区，既有比较富庶发达的沿海沿江的苏、皖，又有相邻北京的直、鲁、豫，更扩张到了西北，而奉系的势力范围，基本仍局限在东三省和偏远的热、察、绥，其伸展势力范围到长江流域的图谋，在直系的阻击下终未如愿。直奉双方在地盘上的争夺，被时人认为，“将来争端，恐先由地盘问题而起”，而双方在地盘、实力上的差距，在不久以后爆发的直奉战争中也将得以表现。

三 吴佩孚的政治动向

作为后袁世凯时代鼎足并立的三大军阀派系之一，直系共奉的首领前有冯国璋，后有曹锟，但与段祺瑞在皖系、张作霖在奉系中的强势地位相比，冯国璋和曹锟的首领地位则比较弱势。冯国璋因其早逝而不论，曹锟作为直系公认的掌门人，在其身前身后，始终晃动着吴佩孚的影子。无论是外界的观察，还是直系内部的私语，也无论是军事作战，还是政治谋略，吴佩孚都可以说是直系真正的灵魂人物。正因为如此，吴佩孚的政治动向也为各方所关注。

吴佩孚的军中升迁过程较为正常，从辛亥年的团长，到1918年初的师长，大约每三年升一级，但其出身第三师，常年追随曹锟左右，可谓直系嫡系正门，在讲究出身和人脉关系的军阀派系政治中，自有其天生的好处。吴佩孚久历戎行，征战南北，对于军事作战确有其长，这也是他能够在众多北洋将领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吴佩孚真正为人所关注，还不全在军事，更在政治，在他经常发表的、有时在军阀主流中显得颇为另类的政治言论。“五四”时期吴支持学生的言论是一例，直皖战后吴主张召开国民大会的言论又是一例。

直皖战争结束后，各方解决善后问题的政治主张多以国会为中心，无非是有恢复旧国会还是召集新国会之别，本质还在于如何在维持民国“法统”的前提下解决各方的利益诉求。然吴佩孚却独辟蹊径，提出召开代表“真正民意”的国民大会，由国民代表集议解决国是的主张，并以此作为“治本”之方。吴佩孚曾经说：“国家政治，既不能为中产阶级以上所操纵，而议会制度，尤不能为中等智识以上所包办。”因为“主权在民，载在约法，国民自决，更为世界潮流”。吴的如此主张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应，一时间还出现了国民大会运动，反映出社会各界对军阀干政的不满，对民主建政的追求。但是，吴佩孚的主张实为另起炉灶，果能实行，则民国“法统”有断裂之虞，对于还需要利用这个“法统”说事的当权军阀并不有利，因此也为他们所反对，“当局赞成者少，在野派赞成者多”，尤以张作霖为甚。据时人称，张作霖对国民大会“虽未明白反对，然不甚赞同”。张作霖甚而还向曹锟进言，挑动曹吴关系，认为吴佩孚不过是个师长，应该谨守分寸，听命上司，政治上的事还轮不到吴随便发表意见，结果使曹锟也心怀犹豫，从原先赞成吴的立场后退，表示反对吴的主张。各省督军怀疑吴佩孚是“假公济私”，正在“护法”的西南方面，对吴的主张“无不力肄诋毁”。何况，吴佩孚虽然提出召开国民大会，但由谁主持召开这个关键问题，吴却从未明言，显见吴亦有其考虑，他也不会真正听由国民自决，说他以此“哗众取宠”、“沽名钓誉”也不为无因。因此，吴佩孚的国民大会主张，在喧嚣一时后便归于沉寂。

自提出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未有下文后，时隔一年，吴佩孚又在“援鄂”战争胜利后，提出召开国是会议的主张。不过与一年前有别的是，前此的国民大会主张确有新意，而且出自吴佩孚的主动，并因此而争取到不少社会舆论的支持；而此时的国是会议主张，则是吴佩孚在“援鄂”战争获胜但却引起社会负面反响后的被动应对，是他争取人心的需要，可谓新瓶旧酒。1921年9月2日，吴佩孚授意其儿女亲家张绍曾发表署名通电，对南北政府各打五十大板，指称“北则曰统一必由我就，南则曰改造必遂我意，南责北以非法，北责南以捣乱”；继而提出召开国是会议的主张，以“解已往之纷争，消目前之战乱，开建设之程序”。其召开国是会议主张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此会议定名为国是会议，下分为国民会议与国军会议；二、国民会议由各省议会及各法团联合会各推三人、蒙青藏地区各推二人组成，制订国宪，解决时局；国军会议由各省、区、军各推三人，蒙青藏地区各推二人，海军推六人，中央各师旅推六人，议决兵额、军制、裁兵、任免法规等问题；三、国军会议议决之案，须经国民会议通过，如国民会议否决，亦得声叙理由，但否决至二次，应即修正；四、由国军会议暂推一人，以军队保障两会议之尊严，而为议案发生效力，但不干涉会内一切事项；五、此会务于太平洋会议召开前组织，至迟在当年国庆前开会；六、两会议议决之案由国民会议宣布实行，但如全国各省区县议会、各法团有过半数不同意时，得于公布后一个月内提交复议；七、会议以各省区过半数同意即行集会，议事以到场代表过半数同意为通过；八、上述各项俟大会过半数通过后，作为法律案实行。

张绍曾通电提出召开的国是会议，较上年的国民大会方案更具操作性，尤其是国军会议的设置，为军阀通过国是会议操控政治实开方便之门。可以探知吴佩孚的本意，除了以此争取舆论支持外，也不无以此方式使直系成为各方共主的想法，与上年召开国民大会的“激进”“放炮”主张显有区别。但为争取主动，吴佩孚自己不出面，而是藏身幕后操控，通过张绍曾放出试探气球，观察各方反应。吴佩孚曾经对人表白自己提议召开国是会议的用意：“我虽然德薄能鲜，但爱国之心决不后人，这是可质天日的。偏有许多人把我简单看成是赳赳武夫，骂我做武力统一中国的梦。孙中山整天高唱北伐，难道不算想武力统一中国吗？不过人家政治上总有主张罢了。……我在政治上是有抱负的。推翻安福系之后，我就主张开国民大会来解决南北争端，统筹国是，虽然没有成功，我总认为国家大事尤其是南北争端，应由全国各实力派以及民意机关代表由政治途径和平商讨解决。尤其是我们正在对湘、川作战，更应在政治上有所主张，以免又被人误解为武力统一。能成功，固然国家之幸；不成功，也可表白我心。”

国是会议的主张提出后，因其牵涉各方政治，北京政府在军阀首领未有明确态度前，反映比较慎重，认为“如南北各方面，果均信任此会议，则中央决不阻止。否则，政府当筹相当之解决办法”。大总统徐世昌电告吴佩孚“慎重进行”，“勿为政客所操纵”。国务总理靳云鹏曾是吴佩孚的师长，告吴“深恐南北问题未能解决，反引起种种争端，使时局益见纠纷”。各地实力派担忧国是会议凌驾于其权力之上，多持消极和反对态度。浙督卢永祥不为苏督齐燮元的游说所动，认为国是会议“言见于此，而意生于彼，恐所期之目的未达，而反攻者已乘于后”;“由各派之觉醒而集议折中则可，由片面之主持而号召附和则不可”。张作霖更以教训的口气说：“和平统一问题，曩日既经中央命令发表，今更以庐山会议解决时局，未免有重复之嫌，勿为奸人利用。”南方“护法”阵营认此为北方军阀所操纵，纷纷表示反对。孙中山表示：“此会议由武人组织，决难得真正民意。”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当权派，对国是会议“一致否认”，认为“此举不过是直系军阀与研究系政客垄断政权之手段耳”。旧国会议员八十四人联名通电反对，称国是会议是“依附军阀，强奸民意，妄称会议，以欺全国，实谋割据，以扩地盘”。各方舆论对国是会议的反应亦不佳，多将此视为军阀和政客“包办性质”。时人曾揭露吴佩孚主张召开此会的目的是：“想把偌大的中国，归姓吴的摆布……听说陈树藩和奉系要好，他就夺了陕西。看这王占元和奉系接近，他就半迎半拒的引起援鄂战争，乘势夺了湖北。不到几个月，连得了两省地盘，巧夺了两个督军。正在计划中的陕甘新巡阅使尚未到手，却得两湖巡阅使。……不料湘鄂自治军还未平定，民意却大大的不以他为然。接着南政府讨他，北政府又疑他，川军（熊派）要打他，鄂军要叛他（为王占元不平）。他在四面楚歌中，又要拿奉军的小心。万般无奈，发起个什么‘庐山会议’。……又出这个难题，给奉系去作。奉系要赞成，他的势力更大。……要反对，他便将反对民意的罪名，加在奉系头上。”语虽不无尖酸刻薄之处，确也反映出部分的实情。由吴佩孚主张在国是会议中加入国军会议，“以军队保障两会议之尊严”，亦可探知吴的真实心态，实有以军事实力而挟持会议为直系当政谋求合法性资源之意。

由于社会各界对国是会议的反应并不积极，吴佩孚一面授意张绍曾致电府院解释召开此会的用意所在，“外传另有作用，确为各方之误会。且该会成立后，由各省公民主持，绍曾等决不干预，故特再电释疑，免由误会，再生枝节”；一面又运动各地直系军政长官“一律提倡、赞成，通电表示态度”。于是，陈光远、齐燮元、孙传芳、杜锡珪等纷纷发表通电，表示支持。吴佩孚还致电曹锟与张作霖，请他们支持此举。曹、张实际都不以召开此会为然，但为了敷衍吴氏起见，发表通电称：“倾见树威将军张绍曾冬电，主张召开国民大会于庐山，制国宪以定国是。其所列举者，对于立法主体，固无背约法之精神。”时值北京内阁改组之议又起，吴佩孚还曾提出以召开国是会议为新阁成立的交换条件。然以军阀纷争年代的政治实情，在直系尤其是吴佩孚尚未完全控制中央权力，不能强力主导政治的情形下，此等由各方召开政治性会议的主张无法付诸实施，也就渐渐消失于无形。

吴佩孚的政治另类主张，与其个人出身、经历与交往不无关系。吴佩孚虽然出身军伍，但他早年还中过秀才，笃信孔孟之道，又以“学贯中西”相标榜，“好谈时务，而立治之根本，不外大同思想”。他还不时表现出对文化的偏好和对文人的尊重。与其他动辄以武力为恃的军阀相比，吴在这方面的表现倒也颇显另类。吴佩孚在驻节洛阳时，对政务处长白坚武是“言听计从”，而共产党人李大钊是白坚武在天津法政学堂的同窗，私人关系尚好，互相之间函电往还不少，也有过直接交往。白坚武在思想上多少受到一些李大钊的影响，故李大钊的想法和主张可能也或多或少通过白坚武的途径能够传到吴的耳中，加上此时报刊上传播的各种东西方思潮，介绍的苏俄革命情况，可能对吴佩孚这一时期的思想也不无影响。吴佩孚的一些言论，不仅在旧军阀眼中，即便是在不少社会人士心目中，都显得颇为“激进”。比如吴佩孚主张尊重民意，认为“有违背我中国四万万人民心力趋向的，按已经的历史看，是终久归于失败的”。他也曾主张保护工人运动，甚而“希望大家唤起劳动界之觉悟，不可因彼等无学识、无思想而存鄙视之心，且须加以提倡、劝导，使人人皆有爱国思想，则庶几矣”。吴佩孚的独特个性和言论，一时使他颇著声名，也正因为他的此等表现，使共产国际、苏俄和中国共产党有了一度联吴的行动。然据旁观者的观察，“直派声势似日增月盛，然满损谦益，不知诸公有无戒心也。吴号称得人望，然当此时局，不知其能不贪权势、善全令名否也”？援鄂战争之际，吴佩孚刚刚得到湖北地盘，即“欲强银行借款，横暴情形又见。外人及新学小生不察其底里者多誉之。一得权势反便作威福，马脚已全露矣”。因为吴佩孚终究出身军阀，又是军阀首领，他的思想基本上还是以传统文化为本，也不可能脱离现实的拘束。无论他有什么样的“激进”主张，一旦回归现实，他还是不能将其“另类”进行到底。不仅国民大会和国是会议的主张如此，其他诸如“保护劳工”等更是如此，二年后的“二七”惨案便充分说明吴佩孚的“另类”和“激进”所可能达到的限度。吴的近身谋臣白坚武有言：“时人泰欲以吴当政治之冲，冀达所谓澄清之望。实则吴固非其人，即令负其才、展其志，主帅之不能容，侪列之忌视，敢断其溃裂之结局尤速也。”以白对吴关系之密、了解之深，此诚可谓持平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