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卷研究的是1920年到1924年北洋直系控制北京政府时期的历史。

1920年7月，直系在直皖战争中胜利，北京政治进入直系控制的年代，通常又可称为直系统治时期。不过，因为直系的实力尚有不及，而奉系在直皖战争中又支持了直系，所以，尽管不十分情愿，直系仍然不能不与奉系政治分赃，北京政治在一段时间中处在直奉妥协共治的局面下。

在北洋时期军阀相争的年代，北京的政治难以长久为多个派系所共享。实力优厚者总是想着独占中央政权，或武力或“和平”地实现自己的“统一”大业；而实力不及者则忙于合纵连横，既抵御实力优厚者的压力，又可觅机壮大自己的力量，实现有朝一日争霸中央的“理想”。直奉共治时期的北京政治就处在双方如此这般的矛盾争夺的张力之下，直系势大，自然咄咄逼人，奉系势弱，但也不甘示弱。与皖系独控北京政治时期相比，北京内阁处于两强之间，谁也得罪不起，不能不左右逢迎，而又左支右绌，原本北京政府的力量就有限，此时更受着夹板气，实在难有作为。及至直系自信其武力可以压倒奉系，不愿再陪奉系玩共治的戏码，两强由“文斗”而“武斗”便不可避免。1922年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胜奉败为结局，奉系自然也就退出了北京政治的舞台，直系成为北京政治惟一的主人。

直系独掌北京政治之后，先是力倡“法统重光”，恢复旧国会，迎回“旧”总统黎元洪，一时间似乎民国法统又重归正朔。直系既以此作为己派完全控制政治的过渡，又以此作为打消南方反对派“护法”的说辞。吴佩孚的“国民大会”、“保护劳工”等等高调主张，在坊间也引来不少“好评”，从而使直系在掌政之初，似乎显得有点“另类”，多少给人以“新”感觉。但不旋踵间，京汉路工潮被横暴镇压，“武力统一”的企图依旧，使直系的外界形象被打回军阀原形。尤其是直系出尔反尔，先迎黎后驱黎，操弄政治，公然贿选，虽然最终将曹锟送上了大总统之座，但却使直系的形象一落千丈，成为千夫所指的“恶人”。尤有进者，总统贿选彻底败坏了国会制的基础和西式民主的形象，使民国成立后由于军阀干政而本已非常脆弱的西式民主体制轰然倒塌，不再为多数人所喜所惜并由此而走上不归路，而民国法统的中落也预示着新的革命浪潮正在逼近，旧时代又将走向新选择的十字路口。这些变化大概是贿选进行时的直系所未及预料，甚而是反对贿选的各路力量、外间舆论及社会各界亦未可完全预知者。由此亦可知，历史总是有些关节点在特定的时刻起着特定的作用，后人要做的事或许就是在纷繁的历史表象中发见这些重要的关节点，并予以合理的诠释。

虽然直系也是北洋军系的嫡传，但直系与同为北洋嫡传的皖系段祺瑞和北洋旁门的奉系张作霖有所区别的是，直系的内部关系相对松散，存在北派（直鲁豫）与南派（苏鄂赣）之别，缺少有力的领袖核心。冯国璋故去后，直系虽然形成以北派曹锟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但因为种种内外因素，其领袖构成为曹锟—吴佩孚的双核中心结构，从而使得直系内部的政治关系较为复杂，既有曹锟部属为中坚的保派（后期又结合了津派），也有吴佩孚部属为中坚的洛派，所谓派中有派，彼此间冲突不断，大大削弱了直系的向心力，由此还导致北京阁潮及政治动荡，也不利于直系统治的稳固。与此同时，奉系却在东北埋首练兵，准备卷土重来，内以“励精图治”，外则结成奉系、皖系、孙中山“三角同盟”，不过两年的时间，直奉两派实力逆转，又一次战争不可避免。及至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奉系不仅在军事上占了上风，而且直系大将冯玉祥背弃直系，发动北京政变，开军阀派系内部大将背叛之先河，原先以地域、部属、出身、亲朋等关系为纽带的军阀派系忠诚也不再牢固，直系乃至北洋军系盛极而衰、终归末路的历史命运也就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

在北洋时期各路曾经执掌中央政权的军阀中，与皖系和奉系比较鲜明的日本背景相比较，直系与列强的关系显得不那么明确。直系既和英美有较多的联系，也和日本维持着一定的往来，直系首领吴佩孚还一度得到苏俄与共产国际的青睐。直系也曾不止一次地利用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在对外关系中以“政治正确”的方式攻倒自己的对手，从而显示出其在把握社会大众心理方面较其他军阀的一定长处。

在直系掌控北京中央政权的同时，各地方军阀仍然以割据地方为中心，进则出击，退则自保。他们一度还利用民间舆论，高唱“联省自治”，制订省宪法，以此与控制北京政府的大军阀的“和平统一”或“武力统一”相抗衡。然而，只要军阀的枪杆子不受约束，“联省自治”的结局便不过仍是军阀之治，省宪多有名无实，军阀混战依旧。

面对国内南北当权者“如一丘之貉”的现状，孙中山仍然没有背弃他的理想，虽屡战屡败，但仍不气馁，继续坚持其主张。孙中山通过发动讨桂战争，重回广东，出任非常大总统，但又因陈炯明之变黯然离粤，遭受其革命生涯中的惨重一击。从此，孙中山对其革命前途有了新的思考，其政治选择逐渐转向，开始从传统的西式民主主义者，转向苏俄革命的同盟者，并酝酿国民党的改组并联合共产党一致奋斗。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服膺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着力推动的结果，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与帮助更有不解之缘。中共的成立，首先影响的是中国的工人运动，其后随着工潮的起伏，在寻求新同盟者的过程中，由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作用，中共选择与国民党联手，共同推动国民革命运动。中共成立的意义，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日渐凸显，终至成为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重大事件。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外交，较前有了一定的变化。在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国外交由“五四”而开始的对列强强权的抗争得以继续，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中国与德国和苏联签订了平等新约，收回了山东权益，并确立了最终实现关税自主、取消列强治外法权和租界等废除不平等条约内容的目标。这些外交成果的取得，是中国民族主义浪潮高涨和推动的结果，也是以顾维钧为代表的职业外交家群体审时度势、张弛有致、艰辛努力的成果。但是，因为中国分裂的政治格局如旧，中国的实力仍然低落，中国外交取得的成果也仍然是有限的。

从民国成立开始的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波十年左右的高潮，至20世纪20年代初达至其高峰。在这一时期，中国现代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金融银行业有了明显的发展，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受制于国内外的诸多因素，国内的政治纷争与社会动荡，战争不断，市场分割，国际的列强压迫，缺少自主，受制于人，等等，在在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如何实现其现代转型仍然是漫长的过程。

本卷所述内容大体如上，但考虑到民国史的总体格局与风格，本卷仍然以政治史为记述的中心内容，旁及军事、外交、经济、社会层面的叙述。其利在线条清晰，着重阐释历史的政治演进及其大格局，而其弊在忽略了历史的多样化及其互相影响的关系。或许留待今后，我们可以更从容的心态与更多元的思考，探究历史的多样化面相。

本卷运用的史料，以各种档案文献为主，兼及报刊、日记、回忆录，等等，并参考了已经出版的各种研究成果。惟以部分文稿的写作时间稍早，成稿后因为种种原因未及再改，故在史料运用上也还存有一些不足之处，或可留待今后再版时改正。

历史著作的写法当然是多种多样的，然其本质特征总不脱真实两字，因为只有真实的历史，才是可信的历史，也才是对读者有意义的历史。惟什么是真实，其实是有各种不同理解的，或许只有历史事实本身才可以论定其真实或者不真实，而历史的评论与分析，则总是仁智互见、难言惟一者。本着作者的历史认识与一贯原则，本卷以记述为先，也即如实再现历史的过程，并力求其真实，至于在历史事实基础上的分析与评论，不过是作者的一家之言，并不奢求读者诸君的认同，而只能是期待读者的理解或者是批评。历史是十分复杂的，历史的评价因此也是十分复杂的，作者只能诚惶诚恐，在文稿完成出版后期待各方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教。

本卷的写作经历了稍为曲折的过程，不必尽述，而作者介入此卷写作前后也有了超过二十年的历史，这段历程正是作者从青年学者成为中年学人的历程，好在全卷终得完成，并且以中年人的成熟，可以稍补青年人的青涩，或可为本卷经历如许时光而最终完成寻得所谓敝帚自珍的借口吧。当然，本卷存在的问题可能仍然多多，这是作者不能推脱责任而归之于任何其他原因者，只能是由作者个人负责，并期待各界读者的批评指正。

本卷写作提纲的拟订曾得孙思白先生的指导，拟出后经李新先生审定，部分文稿完成后亦经李新先生审阅。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历任领导和科研组织管理部门及近代史所图书馆的大力支持。为本卷完成有所贡献的机构和学者良多，难以一一列名，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责任编辑、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欧阳红女士，中华书局及历史编辑室的领导，对于本卷的编辑出版贡献亦多，一并致谢。

2011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