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荔孙

汪仁泽

谈荔孙，字丹崖。祖籍江苏无锡，寄籍江苏山阳（今淮安）。1880年12月13日（清光绪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生。祖父谈静山曾在山阳县作幕友，后入蜀任夔州知府，归里后在山阳定居，对官场灰心失望，嘱子孙不入仕途。1891年捐资创办谈氏东文学堂，延聘日籍教员授课。父亲谈亚蘧曾捐得山东候补知府虚衔。谈荔孙少时就读私塾，1892年入东文学堂学习文理科和日文，1896年初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

1900年谈荔孙在江南高等学堂毕业后，考取公费留学日本，守“不入仕途”的祖训，自选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攻读银行经济专科。由于谈曾在东文学堂学过日文，加以学习勤奋，因此学业优异，毕业后在日本银行界实习。谈的同学除吴鼎昌、钱永铭、王冶昌等外，尚有日本大仓财阀的嗣子大仓喜七郎。大仓财阀当时在日本创办化工、制麻、制革、酿酒等公司企业，设有注重实务的大仓商业学校，并侵入我国东北，经营煤铁矿等多种实业。大仓的经营思想，给年轻的谈荔孙留下深刻印象。

1906年谈荔孙应张謇之聘，回国任江南高中两等商业学堂教务长兼银行科主任教习。他在教学中，采用大仓商校重视培养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方法，开办银行实践室，培养了一批我国早期的银行、会计人才。

1908年8月，谈荔孙参加清政府举办的留学生科举考试，以成绩优等，得授商科举人，派任度支部主事，但谈仍“不入仕途”，坚请调离。适值清政府改组户部银行为大清银行，遂调谈任大清银行稽核。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谈荔孙应聘赴南京财政部任职，管理军用钞票的发行和流通事宜。1912年2月，大清银行清理结束，另组中国银行，谈奉派赴北京接任中国银行总行计算局局长，主持建立全行的新式会计制度；后又转任国库局长，负责拟订国库管理制度等。

中国银行为了扩展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业务，掌握该地区的财政权，选派谈荔孙赴南京筹建分行。1914年，南京分行成立，谈任行长，并次第在汉口、九江、安庆、芜湖、镇江、徐州、苏州、常熟、杭州、淮阴等地设立分支行。除经营工商业信贷、货运押汇等一般业务外，主要是代理国库，并发行印有省区名称字样、限在各该省内使用的中国银行纸币。

1916年3月，袁世凯废除洪宪帝制后，为筹措军饷，依靠中国、交通两银行滥发纸币，以致京津两地发生挤兑风潮。5月，北京政府明令停兑，致使风潮扩大，造成市面混乱，不久波及南方。为了维持银行信誉，谈荔孙联合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宋汉章、张嘉璈，拒不执行总行的“停兑”命令；并商得当时坐镇南京的北京政府长江巡阅使、江苏督军冯国璋的同意，以省库为担保，无限制收兑当地印有省名的中、交两行纸币，不久挤兑风潮在南方即告平息。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到北京代理总统职位，于次年调谈荔孙为北京中国银行行长。此时冯国璋意欲另组金融机构，为其政治目的服务；而谈亦感到任职国家银行难以施展其利用金融资本从事实业的抱负，渴望创办商业银行又缺乏资金，双方的意愿为江苏省会警务厅长王桂林所悉。王是冯的亲信，亦是谈的挚友，经王穿针引线，由冯国璋投资二十万元（冯的副官长张调宸代表出面），李纯、齐燮元等人认股十万元，扬州盐商贾颂平认股五万元等，凑得股金三十八万元，由谈负责筹建商业银行，定名为“大陆”，股本额一百万元，实收五十万元，向北京政府财政部申请注册。由于冯国璋的关系，验资等手续十分顺利，不久颁发执照。1919年3月，大陆银行正式成立，设总行于天津、分行于北京，谈荔孙被推选为董事长，张调宸、王桂林等为董监事。1920年4月，安福国会开会时，有人指摘谈荔孙身为中国银行行长，又兼任商业银行董事长职务，与法制不合，有公私不分之嫌。谈闻讯后，决然辞去待遇优厚的中国银行职务，专任大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职。

谈荔孙久欲仿效大仓经营思想以施展才能，任职中国银行时，因与政局浮沉息息相关而难展所长，如今专心经营大陆银行，得以实现其抱负。他的指导思想是：重视储蓄业务，吸收社会游资，通过调剂金融，输送给工商企业，逐步使金融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做一个大仓式的实业家。在谈的筹划下，大陆银行于1920年3月在上海设立分行，翌年春，天津总行迁入新厦。大陆银行除了经营一般商业银行的国内外汇兑业务外，由于与黎元洪等人的关系，故能吸收军阀和官僚的大量存款。又大力开展银行的信托、储蓄业务，在京、津、沪三行分别设立保管、信托两部，建有水泥保管库，首创出租保险箱、接受露封保管和信托业务（代管点明数额的有价证券、股票、契约等，并代办取息、转期、投资经营等）。1922年夏，专设会计独立的储蓄部，设计多种名目的储蓄，其中如“特种定期存款”，一次存入一百七十元五角一分，十五年到期后可得本息一千元。在当时动荡不安的环境里，颇能吸引一些储户，开办当年，仅天津一地，储户即达一千一百余户，1932年增至六千三百多户。在此期间，大陆银行的各种存款总额常在二千万元以上。

谈荔孙为了进一步发展业务，便利客户，1922年指示天津总行在劝业场、梨栈、小白楼等处分设支行六处，开同业的先例。此后北京、上海以及陆续设立的汉口、南京等分行也纷起仿效，在市内以及济南、青岛、滕县、苏州、杭州等多处设立支行。

在谈荔孙的主持下，大陆银行参加了和盐业、金城、中南共同组成的“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合办“四行准备库”，联合担保中南银行发行的钞票，并合办“四行储蓄会”，建造了当时远东最高的上海国际饭店。

谈荔孙办事严谨，对于大陆银行的放款业务，时以稳健告诫所属。鉴于银行放款多需以实物做抵押、以存仓的商品栈单为凭证，因此谈荔孙以经营仓库业务作为开展大陆银行投放的重要环节。1925年，大陆为与在天津设有四大仓库的英商平和洋行竞争，除在万国桥堍自建仓库外，另又租得两处，规定客户以该行仓库所出栈单做抵押时，贷款利息可受优待，押款金额也可放宽至货价的八折，因此深受欢迎，业务逐渐发展，每年押款在一千万元以上。而平和洋行的业务则一落千丈，最后不得不将四大仓库租赁给大陆经营。大陆沪行亦在谈荔孙的倡议下，自建仓库于北苏州路，1928年押款数达八百七十余万元，仅次于津行。与仓库业务有密切联系的是保险业务，1931年，大陆与金城、中南、交通、国华四银行，合营太平保险公司，谈任该公司董事。此外，从大陆银行拨出部分资金，在津设立大陆商业公司，从事进出口业务，与外商进出口行相竞争。

1931年春，谈荔孙患高血压病日趋严重，但为贯彻其化金融资本为产业资本以利国利民的初衷，未听众人的劝告作长期休养和治疗，而仍抱病去黑龙江调查大豆的产销情况，并向德商西门子洋行订购日产一千五百担的全套榨油设备，积极在该地筹建大型榨油厂。后从好友何澄处获悉日本帝国主义即将发动侵略战争，被迫中止筹备事宜，赔偿西门子洋行损失一万五千美元。他痛感在国难当头的环境下，要实现其抱负极为困难。

1932年春，谈荔孙应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之请，以财力支持傅在绥筹建毛纺织厂。该厂建成后，利用当地羊毛织出毛毯、呢绒，行销华北、西北各地，为当地毛纺工业奠定了基础。

谈荔孙曾于1929年春在大陆银行董事会上提议：调整人事，聘用具有金融和工商业管理方面丰富经验和学识的人才，以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但多数董事系旧军阀、官僚，鼠目寸光，惟求眼前利益，认为选用新人进行改革，势必增加开支；且人事一经变动，原有通过私人关系介绍入行的人员有被淘汰之虞。因此会上虽表示原则同意，但力言以缓行为宜，使谈的打算受到阻遏。谈并不气馁，其后又制订了具体计划，在总经理处增设顾问室，拟延请学者、名流和富有经验的人士，指导全行工作，进行内部整顿。但谈荔孙初愿未遂，突因脑溢血症于1933年2月25日在北平去世。

主要参考资料

谈季桢、谈在唐：《大陆银行的兴衰纪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锡金谈丹崖先生年谱》，江南高中两等商业学校学生辑《谈丹崖先生纪念册》，1934年版。

谈沅：《先祖父谈荔孙先生传略》，淮安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淮安文史资料》第7辑，1989年版。

［美］柏脱等编，勃德译：《中华今代名人传》，上海传记出版社公司1925年版。

《大仓喜八郎》，日本《大人名事典》卷1，东京平凡社1962年版，第4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