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

郑则民

唐绍仪，又名绍怡，字少川。广东香山唐家湾（今属珠海市）人。生于1862年1月2日（清同治元年十二月初三）。父唐巨川是上海的茶叶出口商，族叔唐廷枢曾任上海轮船招商局及开平矿务局总办。

唐绍仪自幼随父到上海读书，较早学习外语并接触洋务知识。1874年，经清政府选派，由容闳带领到美国留学，经中学升入哥伦比亚大学文科，共留美七年。1881年被召回国，改派至天津水师附设的洋务学堂读书。1885年开始在天津税务衙门任职。随后被派往朝鲜办理税务。当时袁世凯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对唐十分赏识，调唐任西文翻译，接着兼任办理龙山商务委员。1894年7月，袁请内调，委唐代理其驻朝鲜的职务。

1895年，唐随袁世凯至小站练兵，和徐世昌一起经管学务处。其后，袁任山东巡抚，唐以道员随往山东，办理外交和商务。1901年冬，袁世凯继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特荐唐绍仪为津海关道。

1904年，英国加紧侵略中国西藏地方，引起我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同年9月，清政府派唐为全权议约大臣，赴印度同英国代表谈判有关西藏条约。他力图改变英国与西藏地方当局擅自签订的、非法的《拉萨条约》。经过两年的交涉，与英国签订了《续订藏印条约》，虽允许英国取得从印度架设电线通往西藏已开有关商埠的权利，但使英国确认中国对西藏地方的领土主权。随后，他被授为外务部右侍郎，参加中日、中俄关于我国东北问题的交涉。

1906年，唐绍仪出任沪宁、京汉铁路督办、邮传部左侍郎等职。1907年，清政府改革东三省官制，设总督、巡抚。唐出任奉天巡抚，仍致力于东三省的对外交涉。他曾大胆设想，依赖美国等修建东北“新（民）法（库）铁路”和设立“东三省银行”来与日本扩张势力相抗衡，但在日本干预下设想落空。次年，美国以部分庚子赔款“退还”清政府。唐绍仪被派为“致谢”专使，赴美活动。回国后于1910年一度任邮传部尚书。

武昌起义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唐绍仪充当袁内阁的全权代表，于1911年12月18日开始与民军全权代表伍廷芳在上海谈判议和。首先达成了湖北、陕西、安徽、江苏、奉天的停战协定。

唐绍仪认为他的主要使命在于运用妥协手段，使南方确认袁世凯的地位。在谈判中，面对南方代表坚持必须承认共和的主张，他提出了“召集国民会议，决定君主民主问题”的折中方案，中经英国公使等穿针引线，又经过双方多次密谈，初步达成协议。正在这时，孙中山自美归国，南方十七省代表迅速于1912年元旦成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闻讯，非常忌恨，策动唐绍仪于1月2日辞去全权代表职务，由袁亲自出面以电报方式与伍廷芳交涉，并立即对南方革命党人施加政治、军事的压力。但同时，袁又授意唐绍仪继续与伍廷芳秘密磋商关于清帝退位的优待办法、孙中山的辞职和以袁继任的各项问题。最后由于南方一再让步而达成协议。

1912年3月，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提名唐绍仪为第一任内阁总理。唐为了取得支持，迎合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实行政党内阁的心理，表示愿意加入同盟会。

1912年3月25日，唐绍仪到南京组织新内阁，30日，经蔡元培、黄兴介绍，由孙中山主盟宣誓，加入了同盟会。唐加入同盟会后，思想感情有显著变化，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倾向南方，多次致电与袁磋商。经过几番周折之后，袁世凯正式任命各部总长：外交陆徵祥，内务赵秉钧，财政熊希龄，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教育蔡元培，司法王宠惠，农林宋教仁，工商陈其美，交通唐绍仪兼（不久由施肇基担任）。这个内阁当时曾被人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从数量上说内阁的阁员大致是北洋派和同盟会“平分秋色”，宋教仁、蔡元培等同盟会员参加了政府工作。而军、政、财实权则由北洋派掌握。在内阁之上设总统府握有实权，但北迁后的参议院里同盟会仍占优势，所以这是一个以北洋派占主导地位的联合内阁，处于不稳定状态。

唐绍仪力图推行他的“责任内阁制”，而拥有实力的袁世凯则要求大权独揽。从内阁成立之日起就存在着矛盾和斗争。4月20日，唐绍仪与宋教仁、蔡元培等同盟会阁员到达北京。次日在总统府由唐主持内阁第一次会议，宣告内阁成立。在内阁成立之初，唐绍仪仍希望振作精神，在任内做一番事业。但当袁世凯看到唐绍仪对他不甘驯服的时候，便联合当时拥袁的共和党人，向他刁难和胁迫。终于以王芝祥的改委事件为导火线，造成内阁更迭。6月15日，袁公然破坏《临时约法》中关于总统颁布令须经内阁副署的规定，擅自任命王芝祥为南京宣慰使，冯国璋为直隶总督。唐因此感到难堪，便于当天提出辞呈，愤而赴津，27日获准辞国务总理职。

唐绍仪离京后，在天津稍事逗留，便南下上海。过了一段时间寓公生活。1914年，他出面邀请一批绅商朋僚，在上海北四川路开设“金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集资额达一百万元。其中设有董事会、经理部、总务部、出纳部、交际部等，唐被推为董事长，同乡富商兼政客卢信任总经理。列名为该公司股东的包括当时副总统黎元洪、交通系首领梁士诒等。“洪宪”帝制发生时，唐绍仪约集在上海的蔡元培、汪精卫联名“率先向世凯严厉警告，使即取消帝制野心，并辞职以谢天下”。电文抬头称袁世凯为“慰廷先生”，公开在国内各报上登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一度声称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曾任命唐绍仪为段祺瑞内阁外交总长。唐拟北上就职，行至天津，获悉张勋等军阀联名通电反对，于是便毅然南返。

1917年春夏间，北京政府内部发生了以美、日两国势力为背景的“府院之争”，引出了解散国会、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7月，孙中山率海军南下，到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唐绍仪也南下参加，于9月11日被孙中山任命为财政总长。次年5月，军政府中的桂系军阀排斥孙中山，取消了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唐任总裁之一兼财政部长。由于桂系军阀推行“以粤养桂”的政策，大肆掠夺广东人民及政治上的独裁专制，倒行逆施，促使唐绍仪逐渐同桂系分离，在政治上同孙中山趋向一致。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国内外出现了一股和平热潮，南、北政府酝酿举行和谈。护法国会参、众议院议长林森、吴景濂等发电推荐唐绍仪为南方出席和议的总代表。唐绍仪依赖金星人寿保险公司的支持为南方代表借筹了一笔经费，促使和议于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举行。唐绍仪充当南方军政府总代表，北京政府总代表为朱启钤。双方表面上就恢复国会等问题进行讨论，实际上为划分地盘、争夺权力而争吵不休，到五四运动发生后，以毫无结果而中断。

1920年6月，孙中山、伍廷芳在上海通电反对桂系军阀，唐绍仪在上海也参加。接着粤军把桂系军阀驱逐出广东，他随孙中山等回广州恢复军政府。这时唐认为孙中山的政治主张难于实现，不愿支持，没有继续任职。此后，退居家乡。1922年夏，黎元洪在直系军阀扶持下复任总统，8月5日，发表唐绍仪组阁的任命，因有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的阻挠，唐“不愿出山”。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唐采取沉默态度，闭门不出。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之后，聘唐为高级顾问，他也没有前往就职。

1931年5月，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唐绍仪应邀参加，担任常务委员。“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合流，当年冬，唐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1932年1月，广州设立“西南政务委员会”，唐任常务委员。3月，唐兼任中山县县长。后因与广东军阀陈济棠争夺政治权力和该县的收益，陈济棠策动了中山县的“倒唐”事件。1934年10月，县兵“哗变”，以索饷为名包围唐的寓所，迫使他离开中山县，重返上海。1936年，唐绍仪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提议撤销“西南政务委员会”等两机关，帮了蒋介石的忙，后因蒋没有给以相应的报答，对蒋不满。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侵占上海、南京后，企图拼凑一个统率南北的伪政权，把南方的唐绍仪、北方的吴佩孚作为重要争取对象，有所谓“南唐北吴”之称。日本方面曾多次派人与唐绍仪接触，企图说动唐绍仪出山充当傀儡，但唐并未答应日方要他出任伪职的要求。

在日本拉拢唐充当傀儡的同时，蒋介石、孔祥熙等国民政府最高当局也不断对唐笼络，不仅防止他为敌所用，还曾指令他利用与日方接触的机会，探听同日本议和的条件。1938年4月，唐绍仪的旧友罗家衡受吴铁城等人之托由广东到上海，劝说唐保全晚节，为国民党效力。罗在上海活动后到武汉，受到行政院长孔祥熙的赞赏。随后罗发密函告唐说：“中央对我公将来出主和议，甚表同意。”又有材料说：5月初，章士钊“在汉受中央之嘱，专事来沪探讨唐少川意旨，并影响唐在中央领导下一致对日。故章到沪后，仅与唐晤面两度即返港也”。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于1938年7月5日给唐绍仪的复信，其中表示对唐“个人关于展开达成体面和平的谈判的建议表示欣赏”。孔还明确表达如下意向：“在我看来，两种方式可以尝试一下，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通过你的斡旋，你是否可非正式地把日方关于实现体面和平的看法和条件通知我们，显然我们必须先知道日方是否有消除敌对状态的愿望；同时，消除敌对状态必须以高层领导人，最好是文官出面。同时，起来催促各自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就在上述信件发出两个月后，唐绍仪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进行接触，社会上有所传言并产生了重重的疑云。1938年9月30日，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务“奉命”策划刺唐行动，由谢志磐等三人假装送古董为名，用利斧将唐绍仪砍毙于其家中，并声称为“锄奸”行动。事件发生后，重庆国民政府并没有掌握唐绍仪投敌的真凭实据，为了掩人耳目，当局正式颁发《国府委员唐绍仪褒扬令》，认为唐“近年养病沪滨，于国事多所献赞”。发给治丧费五千元，将其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蒋介石、孔祥熙等也发电表示“极惋悼”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