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阅读《晋书》应注意的问题和方法

唐修《晋书》的史学价值虽高，但也存在着某些缺陷，这是读者在阅读时首先必须注意的。我们根据前人对《晋书》的批评，并结合本人的研究，对《晋书》不足之处，概括总结为三条。

第一，《晋书》出自二十余人之手，而无名家做总体性的统一加工修订，虽有敬播“叙例”，未能全面贯彻，因而有时体例不够规范，或前后内容重复。最突出的是纪、志、传、载记史实，有时互相牴牾。如《怀帝纪》记永嘉四年（310）十一月，加凉州刺史张轨安西将军（三品），本传谓永嘉中（307—312）拜代都督的镇西将军（二品）。《愍帝纪》记杜弢“道亡死”，本传中却说：“（弢）不知所终”。这是纪、传记述互异。《孙盛传》记其父恂为颍川太守，《孙楚传》却说其子恂“未仕而终”。《武帝纪》记咸宁五年（279）十月，“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束皙传》作太康二年（281），《卫恒传》又作太康元年（280）。这是纪与传、传与传记载互异。《慕容载记》云拜为使持节、侍中、大都督、督河北诸军事、幽冀并平四州牧，《穆帝纪》只说假幽、平二州牧。这是纪、载记内容互异。《李重传》载“于时内官重，外官轻，兼阶级繁多，重议之，见《百官志》”。可是《晋书》有《职官志》，不称《百官志》，且不载李重之议。《司马彪传》记泰始初，武帝亲祠南郊，彪“上疏定议，语在《郊祀志》”。而《晋书》无《郊祀志》，惟有《礼志》，亦不载彪疏文。这是纪、志所记不相顾及。所有上述诸条，皆因纪、志、传、载记出自众人之手，无一大手笔总其成，彼此不相检照所致。此外，撰史者抄录袭用旧晋史文，不细考究，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第二，我国古代史学名著，大多能广稽百家、兼容众说而推雅取正。这是最重要的考求信史精神，要求撰史者要有严谨的学风和明睿的识断。《晋书》在这方面也出现了不少错误。如《皇甫方回传》载王敦遣从弟廙代陶侃，“廙既至荆州，大失物情，百姓叛廙迎杜弢”。据陶侃、王廙、杜曾三传记载，荆州将吏拒王廙，乃在廙未到荆州之前，且所迎为杜曾，而非杜弢。《孝武帝纪》记太元十四年（389）六月，“荆州刺史桓石虔卒”。而《桓石虔传》说他监豫州、扬州五郡军事、豫州刺史，而不为荆州刺史。另据《桓石民传》载，石民为监荆州军事、荆州刺史。可见石虔当为石民之误。桓温北伐“金城泣柳”事，本在东晋太和四年（369）第三次北伐，由姑孰赴广陵，必经琅邪侨郡治所金城。《桓温传》误移于永和十二年（356）第二次北伐。此次北伐姚襄，由江陵赴洛阳，不得经金城。《王羲之传》记“王敦尝谓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阮）裕亦目羲之与王承、王悦为王氏三少”。此事采自《世说新语·赏誉篇》“阮光禄云”条：“王家有三年少，右军、安期、长豫。”刘孝标注称：光禄为阮裕，右军乃羲之，长豫乃王悦（即王导长子），安期指王应（王导兄王含之子）。而王承也字安期，乃太原王湛之子，他卒于元帝渡江之初，不得入琅邪王氏“三少”。（参考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八《赏誉篇》，中华书局1983年版）上面两条均为采《世说新语》资料未加深究而致误。《王羲之传》称：羲之为会稽内史时，“遗尚书仆射谢安书”。按羲之为会稽内史时，谢安尚未出仕。永和九年（353）夏四月，谢尚为尚书仆射，此时王羲之正为会稽内史。故谢安当为谢尚之误。《天文志》下载：义熙七年（411）七月，朱龄石平蜀。按《安帝纪》称：龄石以义熙八年（412）十二月西征，九年（413）七月平蜀。显然前者为误。《天文》、《五行》二志，虽出自名家李淳风之手，仍存在着纰谬。如日蚀由于太阴之交，约一百七十三日一交，故未有不逾五月而再日蚀者。《天文志》中却载：武帝泰始二年（266）七月丙午，十月丙午；泰始九年（273）四月戊辰，七月丁酉；十年（274）正月乙未，三月癸亥；惠帝永康元年（300）正月己卯，四月辛卯等皆有日蚀，并不满一百五十天。以《宋书·五行志》相校，则泰始二年惟有七月丙午日蚀，九年惟四月戊辰日蚀，十年惟三月癸未日蚀，惠帝永康元年惟四月辛卯日蚀。沈约《宋书》所载日蚀，据两晋实录，又合日蚀常规，必可据信。显然《晋书·天文志》中所载其他四处日蚀当为误记。《地理志》缺漏尤多，如太康三年（282）以后至怀、愍两朝三十四年，郡县沿革多不记。东晋地理沿革全无，其中侨州郡县及十六国疆域志，与当时政治军事斗争关系密切，《地理志》却全部遗漏。这些都反映出，《晋书》作者群虽然文化层次较高，但其中多文咏之士，史学素养较差。他们对我国古典史学的优良传统，即考信求实精神，缺乏深刻认识，更谈不上潜心追求。可以说，这是《晋书》出现各类史实纰谬和缺漏的主要原因。

第三，封建史家的著述，对封建迷信大多难以完全避免，这是其史观和史学功能所决定的。但他们考信求实精神和学风严谨程度不同，其著作中封建迷信色彩浓淡也各异。应当承认，《晋书》中的封建迷信色彩是比较浓厚的。如《杜皇后传》记：“长又无齿，有来求婚者辄中止。及（成）帝纳采之日，一夜齿尽生。”《干宝传》载，其父宠侍婢，其母妒忌。宝“父亡，母乃生推婢于墓中。……后十余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既而嫁之，生子”。《苻丕载记》云：前秦右丞相徐义为慕容永所俘，“械埋其足，将杀之。义诵《观世音经》，至夜中，土开械脱，于重禁之中若有人导之者”，遂南奔。《刘聪载记》说：刘聪死前，鬼哭于光极殿，其子约已死，“至是昼见”。《艺术·吴猛传》记，他有“神方”，还豫章时“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划水而渡，观者异之”。《艺术·佛图澄传》称：他“能役使鬼神”，石勒爱子斌暴死后，澄“取杨枝沾水，洒而咒之”，斌又复生。《桓温传》载方士比丘尼有道术，于别室浴时，“倮身先以刀自破腹，决断两足”，浴后身体完好如初等。应当指出，《晋书》中的鬼神荒诞不经之说较多，既因采自当时鬼神志怪之书的资料，又受王隐、何法盛晋史中《鬼神录》的影响。虽说此为败笔，但又反映了当时人普遍崇拜宗教鬼神的文化风尚，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人文化心态的素材，未可一概否定。正如吕思勉所说：《晋书》“荒怪”之说，“亦当时风气使然”，“唐修《晋书》偶而存之，亦何足怪”。（吕思勉《读史札记》论《晋书》七）《史通·采撰》篇贬《晋书》说，“其事非圣，其言乱神”；《四库提要》斥其“崇尚浮虚，宏奖风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正史·晋书》）均属偏激之谈，而非笃论。因为两晋之时，正是一个“非圣”、“乱神”、“奖浮华”、“尚风流”的时代，《晋书》如实记述当时文人学士风貌，以及文化学术思潮，同时也记录了一些反对浮华和无神论思想的言论，正好从正反两方面反映了两晋历史的真实，符合实录的原则。

尽管《晋书》存在着某些缺陷，但从全面考察，其资料十分丰富，体例较完备而有创新，史事叙述头绪清楚，处理东晋十六国的复杂关系较为合理，行文简洁遒劲而具有文学风采，且包含着某些古典史学的进步观点，它基本上反映了两晋十六国一百五十六年历史的全貌，而且是记述这段历史最为完整的惟一一部史著。因此，南宋史家叶适在全面论述《晋书》时指出，《晋书》的成就占七八成，其不足之处只占二三成，（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三○《晋书二·总论》）乃是较为公允的评价，因为它完全符合《晋书》内容的实际。以后学术界对《晋书》的评价，大都认同叶适的观点。如刘节《中国史学史稿》认为，“唐修《晋书》是一部好的正史”。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对《晋书》本纪、列传、载记的编排叙述，基本上作了全面肯定。台湾学者廖吉郎在《六十年来〈晋书〉之研究》中提出：唐修《晋书》“虽不及《史》、《汉》、《三国》诸书，然以视唐宋以下诸史，犹当较胜一筹，其蒐讨之博，包罗之富，诚汉以后一伟大著作也”。我们认为，读者在阅读《晋书》时，既要注意书中的缺陷，不为其所误导，又必须对《晋书》有客观公正的评价，充分认识其史学成就，而对古代史家不能苛求，这样才能对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正史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

关于阅读《晋书》的方法，应当因人而异，灵活掌握。如果读者为了研究两晋十六国史，最好由老师指导，根据所研究的问题有选择地进行阅读。如读者为了学习历史而研读《晋书》，那么，可根据我们前面讲的《晋书》本纪、列传、志、载记内容各有偏重而又互相联系、互为表里的特点，假如要了解某个帝王或某个重要历史人物，则可阅读有关本纪、载记及有关人物列传，从本纪、列传中再挑选相关人物列传及有关事项，自可对该帝王或该人物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假如要弄清当时某一历史事件，则可依据本纪所示纲要，再查阅相关人物列传，因为事是人为的，事和人总是不可分的。假如对某种典制感兴趣，主要可考察各志中的相关内容，以及内容中所示相关人物列传，即可了解其梗概。如果发现时间、地点、事件、典制的疑难问题，只要弄清楚是哪一年，即可在司马光主编的编年体史著《资治通鉴》有关部分中查证。《晋书》关于历史事件，常常分散在本纪、列传、志中叙述，不易全面了解其始末和整个过程。对此，读者可查阅南宋袁枢所编辑《通鉴纪事本末》两晋十六国部分。袁枢根据《资治通鉴》的有关内容，将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史实集中在一起，按时间先后叙述，对于历史事件始末、相关人物、事件过程等，都讲得十分清楚。读者还可配合阅读近人吕思勉所著《两晋南北朝史》，这是一部质量颇佳的断代史，它可以帮助你明了两晋十六国政治、经济、文化、典制的历史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