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晋书》的主要内容和编撰特点

唐修《晋书》计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叙例和目录各一卷，共计一百三十二卷。因目录置于书首，叙例佚失，故现存一百三十卷。其所记史事，凡西晋四帝五十四年，东晋十一帝，一百零二年，共计十五帝，首尾共一百五十六年（265—420）。关于匈奴、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及汉人张氏、李氏所建（前凉、西凉）偏霸政权的史事，则编入二赵、三秦、五凉、四燕、成（汉）、夏等十六国的载记和列传之中。由于唐太宗亲作宣、武二纪和陆机、王羲之二传的“史论”四篇，故曾题名为“御撰”。

《晋书》的内容，主要记述了司马氏代魏平吴、户调式与田制、诸王分封与出镇、修定晋律、兴学校复礼仪、天文与历法、职官制度、老庄思想与玄学、清谈误国、八王之乱、各族人民大流徙和起义、十六国政权的兴衰、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东晋的建立与北伐、地方政权与侨州郡县、高门与豪族分割人户、皇室与高门骄奢淫逸、贬抑浮虚、佛教道教兴起、佛道与儒学的圆融、官吏的贪残腐败、皇室与高门争权、门阀政治、赋役繁殷、百姓凋弊、东晋末农民起义等历史事件，并从经济、政治、军事、民族、社会、文化思想、中外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以表述两晋和十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晋书》在记述这些史实时，本纪采取编年体，将两晋的重大历史事件按年、月、日编排，以此为两晋历史发展的纲。而每一历史事件的详细内容，则分别编入有关列传或志中。如政治军事方面，晋武帝平吴，本纪中只略记各军将领进军路线及指挥隶属关系，以及吴国孙晧投降所献州、郡、县数、总人口数、兵数和吏数。关于平吴的最初谋略，则分别见于羊祜、杜预、王濬、张华等传；平吴水军准备工作，则见于王濬传；战略战术指挥原则见于贾充、杜预、王濬等传；战争过程则见于杜预、王濬、王浑、唐彬、周浚等传。又如晋律修定，乃晋文帝司马昭（追封）命贾充领衔，以郑冲等十四人参修。此事在《文帝纪》和《武帝纪》中，都只记寥寥数语。另在贾充、郑冲、荀、荀勖、杜预、裴楷等传中分别述及。而《刑法志》记此事最详，不仅记所有典修晋律的十四人人名，修律过程，而且指出晋律包括律令六十卷，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余言，故事（指旧律案例）三十卷。晋武帝泰始三年（267）《晋律》修毕，四年（268）正式颁布施行。再如东晋元帝、明帝两朝皇室与高门王氏争权，及王敦起兵反叛，在元、明二纪中，只略记其梗概。东晋琅邪王氏势倾朝野，故时人称“王与马，共天下”。关于王氏扩展势力，翦除皇室亲信，见于王敦、刘隗、刁协、戴若思等传；王敦叛乱，以及明帝平定叛乱，则详见于王导、温峤、郗鉴、纪瞻、刁协、周等传。关于上述政治军事史实，在帝纪、列传、志中都有记载，一般帝纪较略，而传、志较详。就《晋书》整体内容而言，政治军事史实多于经济、文化和其他史实。

关于经济方面，西晋平吴后，实行“户调式”，规定占田课田数额，以及官僚依品级占有衣食客、佃客和荫户，这是我国中古时代一项重要的田制和赋役制度。但此事在《武帝纪》中不载，而专门放在《食货志》中详述。再如东晋成帝咸和五年（330）实行度田收租制，亩税米三升。哀帝隆和元年（362）减田租，亩收二升。孝武帝太元二年（377），又废度田收租制，王公以下每口收税米三斛（斛同石），免除现役之身。太元八年（383），又增税米，凡口五石。东晋这四次征收田赋的变化，在帝纪和《食货志》中都有记载，只是志比帝纪记载较详。又如农桑灾荒方面，有的列传在谈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时略有提及，《五行志》也有记载，但在《食货志》中则记述最详，这又是贯彻典制传略志详的原则。

关于文化方面，我国古代封建统治者对礼乐极为重视，认为治国治身须臾不可离。故司马昭平蜀后，以荀删定礼仪。上奏请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孔颢等人，共同撰定《晋礼》。此事上述诸人传中有记，但集中记述于《礼志》。《礼志》三卷中，既指出先秦和汉魏礼制发展概况，又集中阐明晋礼吉、凶、军、宾、嘉“五礼”的具体内容，以及施行的各种仪式。又如武帝咸宁五年（279）冬十月，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藏于秘府。此事又分别见于卫恒、荀勖、束皙三人传中。因束氏在秘府曾参加整理小篆古书，故该传记载最详。有竹简古书书名，如《竹书纪年》、《易经》、《国语》、《琐语》、《大历》、《穆天子传》及其他杂书等，共计七十五篇，约十万余言。

我国古典史学，立志以记朝章国典，与本纪、列传相表里。各类典章制度内容丰富，从另一个角度表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诸多方面。这些内容有的虽散见于纪、传史文，但必须分类各专立一篇，才能说明其首尾全貌。《晋书》共立《天文》、《地理》、《律历》、《礼》、《乐》、《职官》、《舆服》、《食货》、《五行》、《刑法》等十志，共二十卷。其中除讲述天人感应、星象变化、四时节令、度量衡制度外，还包括礼乐兴衰、职官品位、刑法轻重、经济盛兴、河渠通塞、地理沿革、车舆交通、服饰变化等等。《晋书》十志，从汉末写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三国志》有纪、传而无志的缺陷，而且对晋以前的典章制度加以概述，保存了不少前代有关各志的重要资料。如《地理志》的总述，记录了历代地理建置的沿革流变，也写出了历代封国、州郡等级以及户口增减情况，是一篇颇有价值的地理总论。《天文志》介绍了汉魏以来存在的三种天体说，并肯定了浑天说。《律历志》记载了《黄初历》、《景初历》、《春秋长历》等三种历法，是科学史的重要资料。《刑法志》记录了李悝《法经》片断，乃是刑法史的宝贵材料。

《晋书》载记体为正史中的创新体裁，它包括纪、传、志的各种内容。以《石勒载记》为例，从他出生讲起，叙及家庭生活及其被掠卖为奴、佣耕于野等青少年时代事迹。而重点则按年、月讲述石勒参加西晋末各族人民起义，东征西伐，南进北退，直到他称帝及病故的政治军事斗争史实。这显然是采取帝纪和列传相结合的体裁。同时，在《载记》中又记石勒建都襄国后，逐步建立中央和地方政权，整理户籍，征收户调，并置劝课大夫、典农使者，核定户籍，督课农桑，以及货币铸造与流通等这些属于《食货志》的内容。石勒称赵王后，记其境内二十四郡郡名及总户数二十九万，这些应属《州郡志》内容。石勒称帝后，记其备天子仪仗礼乐详情，这应属于《礼乐志》内容。《石勒载记》中还讲述后赵设法曹内史、律学祭酒等法官，先采集律令要文，暂时施行，当律法修成后，悉依法令治国。这些又属于《刑法志》内容。石勒还“清定五品”，“复续定九品”，以张宾领选，“典定士族，副选举之任”，这些应属于《职官志》内容。从《石勒载记》整体内容看，显然具有纪、志、传合一的特点。

两晋十六国和北朝，是我国民族大融合时期，而十六国为当时民族融合的第一阶段。十六国政权中除前凉、西凉为汉人张氏、李氏建立外，其余十四国是少数民族匈奴、巴、羯、氐、羌、鲜卑建立的。在十四国政权记述中，对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逐步实行汉化措施，有明确详细的记载。各少数民族政权，大多重用汉族士人，不同程度地吸取汉族封建统治的各种制度，尤其重视“汉化”的指导思想儒学。如巴人李氏建立的成（汉）政权，汉族士人阎式仿汉制定朝仪百官，并实施各种封建统治制度。成（汉）主李雄“兴学校，置史官，听览之暇，手不释卷”。（《晋书·李雄载记》）后赵有比较完备的学校教育和官吏选举制度。石勒建都襄国后，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等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选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受学。又仿汉族封建政权起明堂、辟雍于襄国城西，作为设教施政之所。石勒还令各郡国立学官，每郡设博士祭酒二人，弟子一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晋升台府。于是擢拜太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录述时事。石勒还建社稷，立宗庙，祭祀天地祖宗。并设置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史学祭酒，以教习儒家和法家的治国理论，研讨礼教和法制的实施，使后赵政权逐步向汉化方向发展。

前燕鲜卑慕容氏各代君主，都注重儒学教育，慕容廆理政之暇，亲临太学，听儒生讲经，宣扬儒学。慕容皝“赐其大臣子弟为官学生者为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皝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晋书·慕容皝载记》）他还亲临东庠考试学生，其优秀者，擢充近侍。后秦姚兴，崇尚儒学，“于是学者咸劝，儒风盛焉”。又“兴律学于长安。……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晋书·姚兴载记》）北凉匈奴卢水胡沮渠氏，继前凉在河西保存了汉族文化传统，儒学和其他学术思想昌盛。北凉政权与南朝刘宋政权常有文化交往，并互相赠书。尤其是氐族苻氏建立的前秦政权，其汉化程度在十四国中最为典型。秦王苻坚重用汉人王猛，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实行法治，打击豪强，整饬吏治，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于是兵强国富，天下升平。苻坚深知儒学为封建统治思想的核心，特别倡儒重教。他在中央设立太学，并亲自考核学生经义，一次便对成绩优异的八十三人加以优叙。苻坚还特令中外将士“皆合修学”，每二十人委派一名儒生负责教授。又在皇宫中设立“内司”机构，选宦官和宫女中聪慧有才识的人为博士，专门负责向宫妃传授汉族文化。（以上见《晋书·苻坚载记》上、下）前秦政权对儒学教化的这种普及措施，在当时少数民族政权中，是最难能可贵的。

总之，《晋书》以帝纪按年、月、日纪事为纲，列传分条记事为目，纲举目张，再补以各志所记典章制度，使两晋史事和典制完备。各《载记》则以纪、传、志合一的独特体裁，记述纪、传、志中未能包含的十六国史事。一部完整的《晋书》，记述了两晋十六国纵横交错的历史格局，从而展现了当时中国版图内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各自建立政权，以及相互关系等历史发展的全貌。